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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乔治奥·科纳被无名刺客刺杀的消息从费拉拉传来时,泽恩还是感到了最后的满足。泽恩究竟有没有牵涉进这件事已经永远无法证实了,但他与这件事有关的可能性很小。乔治奥·科纳是个树敌众多的恶徒,而且我们很难想象无法忍受这种事的泽恩会堕落到谋杀一个人的地步。另一方面,泽恩是正义的狂热信徒,他经常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对其加以解读。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模样,无论是否对乔治奥的刺杀案负有责任,他都露出了一缕微弱的胜利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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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雷尼耶·泽恩在执政官宫外被袭击的四天前,温琴佐·贡扎加公爵在曼图亚去世。他在自己的床上平静地迎来了死亡,但他的死给威尼斯的统治者带来了一场短暂的、比泽恩的控诉造成更多事实性焦虑的恶战。就像所有未留下遗嘱就去世的统治者那样,他们身后引起战争的原因往往就是继承权问题。温琴佐曾经指名最年长的表亲内维尔公爵查理为继承人,但是已经与法兰西深深卷入三十年战争的西班牙决定不能让一位法籍统治者占据一个如此重要的意大利公国,于是便用更站不住脚的谱系借口,支持瓜斯塔拉公爵与内维尔公爵竞争。这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冲突,而温琴佐公爵曾经拥有的第二个极具战略意义的领地蒙费拉侯爵领地则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这片领地是覆盖了波河上游河谷到都灵东部与南部的一块广大的不规则地区,萨伏伊的卡洛斯·伊曼纽尔对它垂涎已久,不过为了保证这两块土地都处在同一个统治者的控制下,温琴佐生前已未雨绸缪,将蒙费拉领地的女继承人,他的侄女玛利亚嫁给了内维尔公爵的儿子,雷泰尔伯爵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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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威尼斯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维持意大利的和平,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抑制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它的边界和曼图亚接壤,因此让一个西班牙或者帝国的傀儡坐在家门口执掌邻国大权是共和国最不愿意见到的事。因此它毫不犹豫地向内维尔提供了支持。公元1629年4月8日,威尼斯和法兰西、曼图亚以及教宗达成了一份长达六年的共同防御协议,共和国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向战场投入一万两千名步兵和一千两百匹马。此时战争才真正开始。西班牙驻米兰总督和萨伏伊公爵联手占领了蒙费拉,作为回敬,法军穿越边界支持内维尔,并占据了苏萨城。到了8月,当帝国军队的身影出现在瓦尔泰利纳时,曼图亚显然岌岌可危,威尼斯的出战也已经刻不容缓。随着帝国军队向南推进的步伐,威尼斯的钱财、人员、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涌入受到威胁的城镇,截至公元1630年3月,威尼斯为了帮助新公爵保住他的宝座,已经花费了六十五万八千杜卡特的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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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远远不够。公元1630年5月25日,一支由威尼斯人、曼图亚人和少数法兰西人胡乱拼凑,指挥也十分糟糕的军队在瓦莱焦溃败,威尼斯督军司令官匝加利亚·萨格雷多受到弹劾,并以玩忽职守的罪名被处以十年监禁。7月18日,经过近十个月的围困,曼图亚终于向帝国军队投降,任由对方洗劫。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战胜者们已经进入了这座刚被征服、经历饥荒、瘟疫横行的城市,向西两百英里之外法军却正在赢得战争。3月底,在黎塞留亲自指挥下,一支新组建的法兰西军队进入了萨伏伊,黎塞留丢掉了头上的主教帽,代之以插着羽毛的头盔,他胸前的十字架覆盖在胸甲之下。萨伏伊的军队在韦利亚诺被击溃。公元1631年4月6日,参战各国在皮埃蒙特的凯拉斯科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根据协议条款,皇帝斐迪南同意将曼图亚和蒙费拉交给内维尔公爵,作为交换,内维尔要将一部分蒙费拉的领地割让给萨伏伊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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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曼图亚,或者说它留下的残垣断壁,最终得救了。9月20日,内维尔公爵收复曼图亚,重新进入这座俨然已是鬼城的城市,他发现它的财富与艺术品已经被抢掠一空,它的美丽荡然无存,人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减少到过去的四分之一。对于城内的幸存者们来说,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瘟疫在城内发挥了最大的危害,它一视同仁地使德意志侵略者们染上疾病,只有少数士兵能够活着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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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瘟疫的传播没有止步于此,它席卷伦巴第,身后留下的惨状比任何一次蛮族入侵所造成的破坏范围更广,情况也更严重。就在曼图亚沦陷的那个月,病魔袭击了威尼斯,六个月后在城内造成了四万六千四百九十人死亡,自瘟疫上一次来访后,威尼斯的人口数量一直都没有恢复,如今更是雪上加霜。根据官方记录,公元1633年威尼斯的人口已经下降到十万两千两百四十三人,达到了十五世纪以来的最低点。而就在这时,威尼斯最著名的地标建筑开始动工兴建。就在公元1575年瘟疫之后,威尼斯人建造了威尼斯救世主教堂,因此在公元1630年,出于祈求获得解救而非感恩的心理,他们希望在大运河入口处的老三位一体济贫院旧址上建造一座更宏伟的大型建筑。这座建筑被献给童贞圣母玛利亚,即是安康圣母大教堂(S. Maria della Salute)。[300]建筑师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竞争,最后从十一份值得考虑的方案中脱颖而出的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年轻威尼斯建筑师巴尔达萨雷·隆格纳设计的作品。在公元1630年1月接替乔瓦尼·科纳的新任执政官尼科洛·孔塔里尼原本预计在公元1631年的耶稣升天节为教堂放下奠基石,但这个仪式却推迟了一周,好让执政官从折磨了他有一段时间的小毛病中恢复过来(尽管当时仍然每天都有受害者的报告,孔塔里尼执政官却没有染上瘟疫)。到了4月1日,执政官的情况仍然没有好转,但他强撑病体完成了仪式,次日早晨七点,他便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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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座以“安康”为名的教堂,建造它导致的第一个结果是一位执政官的死,这不能不说是个充满讽刺意味的事实,不过即便是比孔塔里尼执政官年轻四十五岁的建筑师本人也没能见到它完工。直到公元1687年11月教堂拆除脚手架,人们才得以毫无阻隔地一观其辉煌全貌。这座教堂是威尼斯对外公开宣告自己自信和力量的一个表现,尽管半个世纪前当它放下第一块基石却带来如此致命的结果时,威尼斯人并未表达出这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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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42 克里特之战(公元1630—16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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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是意大利的外部防御线和门户,伺机而动的土耳其军队可能通过它长驱直入,对大半个欧洲造成巨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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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大使乔瓦尼·萨格雷多致奥利弗·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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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31年4月10日,四十一位选举者聚集起来选择尼科洛·孔塔里尼的继任者,不同往日,这一次选举的结果早在人们预料之中。当选的弗朗切斯科·埃里佐时年六十五岁,这个年纪对一名执政官来说有些年轻,不过他在瓦莱焦惨败后接过声誉扫地的匝加利亚·萨格雷多的职位,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令溃不成军的部队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令他的上司们印象深刻。因此威尼斯政府的执政团确信他会当选为执政官,便在选举开始前就将他从维琴察监督新要塞营造的岗位上召回,而他们对埃里佐的信心也随后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次选举中只有一个充满争议的人被视为埃里佐的竞争者,但选举者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他们的倾向,投票结束后,弗朗切斯科·埃里佐得到四十票,雷尼耶·泽恩只有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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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任执政官早早动身,但因为布伦塔河异常地泛滥(人们甚至拆除了河流上的一座桥梁来让他的船只通过),他直到4月11日才抵达威尼斯,不过他到得正是时候。就在埃里佐踏上威尼斯土地之后两个小时,他的臣民们期盼已久的消息从凯拉斯科传来:和平协议签署,意大利重获和平。不过由于瘟疫肆虐,所有不必要的公开集会都被禁止,因此新执政官不必遵守传统,举办围绕广场的巡游。作为一个相对低调的人,埃里佐此时一定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项典礼花费实在高得令人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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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佐的好运还在继续。众所周知,随着气温逐渐回暖,染上瘟疫的人数亦会随之增加,但时间尚未到达盛夏,瘟疫感染人数就突然开始下降。很快,即便是最悲观的人也清楚地意识到,瘟疫开始退去了。到了11月28日,执政官得到卫生部门官员的授权,签署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宣告威尼斯已经再度挺过传染病流行的布告。自瘟疫流行以来第一次,圣马可广场上人头攒动,所有市民跟随执政官的队列缓缓经过圣摩西堂,登上由小船组成的跨越大运河的浮桥,来到对岸隆格纳设计的伟大建筑正拔地而起之处。感恩仪式在一个为典礼临时搭建的木质建筑物中举行,在威尼斯日历上,这天成为延续至今的又一个年度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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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十二年风平浪静,这在三十年战争正烽火连天,许多方面都在对威尼斯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它加入战争的情况下尤为可贵。威尼斯的外交官员们比以往更加忙碌,而在城内,元老院、委员会和十人议会几乎在无休止地开会。尽管威尼斯设法让自己保持中立,围绕着它的欧洲大陆却因为战争而持续分裂,共和国仿佛正处在平静的台风眼中。直到公元1642年,因为一场无须我们进行关注的当地纠纷,教宗派军进驻帕尔马公国,令威尼斯不得不与托斯卡纳和摩德纳结成防御同盟,引起了一场短暂的混乱。次年这三个同盟者被迫开战,重挫了教宗的军队和教宗国的船运贸易。不过战争不到一年便结束了,公元1644年3月,参战几方齐聚费拉拉签订和平协议,在互相妥协的局面下,所有人都在合理范围内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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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尼斯的角度看,和平来得正是时候。这年10月发生的一起事件将本来对其毫无责任的它卷入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并最终导致共和国失去了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克里特岛。但威尼斯迟早会明白,这场战争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克里特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战利品,因为土耳其是个贪婪的敌人,还因为威尼斯对克里特的占领已经导致长期的不满。讽刺的是,土耳其人主动发起袭击是因为一个小国的蓄意挑衅,而这个小国,在基督教世界失去东地中海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克里特岛之后,承受了仅次于威尼斯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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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圣约翰骑士团在威尼斯拥有一座教堂和一座小修道院(它们继承自公元1312年解散的圣殿骑士团),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与威尼斯人却相看两相厌。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威尼斯的信条是在全欧洲基督教世界拥有巨大财富,而骑士们却厌恶商业和贸易。作为上帝的战士,骑士们受到苦行僧式的誓约约束,遵守清贫、禁欲和服从的规约,他们对威尼斯人的物欲以及热爱享乐的行为颇不赞同。最后,作为战士和十字军东征的产物,圣约翰骑士团公开宣扬的目标除了医治病人以外,就是在任何发现异教徒的地方与他们作战,因此骑士们谴责威尼斯一再试图与苏丹媾和的行为,认为这种态度是对基督教事业的无耻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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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中期,骑士团只不过是八十年前成功在苏莱曼大帝手下保卫大本营的骑士们所处的英雄时代的虚弱倒影。骑士们还在经营闻名在外的医院,其医疗卫生水平仍然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但他们的十字军精神却开始消失,他们的海军作战常常更像是一种无趣的荣誉作战而非打击海盗活动。此外,这些骑士也不再将他们的掠夺破坏行为局限在穆斯林船只上,他们用不足取信的借口对威尼斯和其他基督教商人愈来愈频繁地发动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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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对威尼斯人而言,这些马耳他骑士已经变成了与先前的乌斯科克海盗相差无几的可怕公害。最糟的是,这些骑士还继承了乌斯科克人昔日的恶习,在亚得里亚海海域袭击劫掠土耳其船只。一直以来,苏丹都将此类事件归咎于威尼斯,因此这将破坏里亚尔托和奥斯曼土耳其之间极其重要的友好关系。执政官不止一次被迫召来骑士团在威尼斯的代表,表示强烈抗议。公元1644年9月,他甚至威胁骑士团:如果还不改正他们的行为,就要扣押他们在共和国境内的所有财产。但骑士团一直置若罔闻。一个月后,骑士团鲁莽地发动了最后一次袭击,这次事件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酿成了这个世纪威尼斯军事上最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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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10月,一支由六艘船组成的骑士团舰队在爱琴海中巡航时,袭击并俘获了一艘满载前往麦加朝圣的显贵人士的豪华土耳其大帆船。船上乘客包括苏丹宫廷黑人宦官头领、麦加的穆斯林法官、差不多三十名后宫女眷和约五十名希腊奴隶。骑士们随即带着战利品前往克里特,在岛屿南部一个无人看守的海岸登陆,他们走入水中,令奴隶们和一些马匹下船。当地的威尼斯总督很快到来,他满心不希望被卷入这次纯粹的海盗劫掠行为之中,于是命令他们离开。骑士团的成员在岛上各个港口几度尝试入港,但每一次他们都遭到直截了当的拒绝,最后他们放弃了那艘已经不能继续航行的土耳其船,让它听天由命,转而返回马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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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是半疯癫的易卜拉欣,在公元1640年即位前,他一直是帝国后宫中的一名囚徒。他短暂的执政期以残忍、轻率和堕落闻名,最后在公元1648年,这位苏丹被愤怒的臣民们处决。土耳其船的消息传入他耳中时,苏丹大发雷霆,下令立即屠杀帝国内所有的基督徒。所幸之后他被说服撤销了这条命令,但很快威尼斯密探传回消息称,土耳其人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准备一支庞大的战舰舰队,规模惊人的报复行动已经在酝酿之中。起初人们很自然地设想,这支舰队将直接讨伐马耳他,公元1645年3月,这个猜想通过一份官方声明得到了确认;但是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市政官发出的急件却包含着愈来愈急迫的警告——声明不过是个假象。这位官员称苏丹相信威尼斯才是整起事件的幕后主谋,不然为何袭击者会直奔克里特岛?因此苏丹认为他真正的敌人是威尼斯而非骑士团,他攻击的目标也将是克里特而非马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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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急件的内容就得到了证实。4月30日,一支拥有四百艘船,搭载了五万名战士的土耳其舰队穿过了达达尼尔海峡。起初它像之前宣称的那样往马耳他方向行驶,途经克里特,然后在纳瓦里诺(如今的皮洛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入港等待援军和补给。但6月21日舰队从海港离开时却改变了航向。三天后,它被人目击出现在史帕莎岬,6月25日,一小部分侵略军在干尼亚西部登陆,朝城市进军,克里特之战的第一轮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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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或者按威尼斯人称呼其首府的名称,干地亚,是威尼斯在海外经营得最好的殖民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211年,法兰克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十字军对拜占庭帝国的瓜分。克里特当地政府建立在母城威尼斯的行政体系之上,包括一个拥有执政官头衔的总督(不过他的任期只有两年)、一个执政团和一个大议会,但这个政府从未能像威尼斯的政府那样运作得得心应手。岛上土地最肥沃的地区大部分已经被威尼斯显贵家庭的封建庄园鲸吞蚕食,这些家族无尽的财富和骄横跋扈的行事方式令本地的希腊人十分厌恶。而这些克里特岛上的威尼斯家族反过来又在抱怨他们缺乏政治上的实权,岛上政府所有的重要官员都由威尼斯本土指派,所有的重要决策也在威尼斯制定。平时克里特的防御主要依靠封建征兵制,由大地主承担招募和维持军队的费用,此外还有城市平民和农民组成的本地民兵,但是双方都在互相推卸责任,军队纪律亦介于废弛和荡然无存之间。贪污腐败和唯利是图是当地的恶习,殖民地当局的金库作为威尼斯的财源之一经常被压榨得空空如也。公元1574年,一个叫贾科莫·福斯卡里尼的人被威尼斯授予特权来到克里特推行改革。他取得了不少短暂的成效,包括引进更准确的会计系统以及更公平的税收方式,打击腐败,重新激起征募兵和民兵的士气,还修复了行将倒塌的要塞;但福斯卡里尼一离开,克里特人就又堕落到老路上。如今面对土耳其人正在迫近的袭击,威尼斯政府下令执行一个有力的新防御计划来应对这次危机,督军总司令安德烈亚·科纳带着包括军事建筑师和工程师在内的两千五百人,和由三十艘桨帆船与两艘三桅军舰帆船组成的舰队,前往支援克里特岛驻军。此外,还有一支舰队正在筹备之中,只要一切就绪就会尽快起航。公元1645年2月10日,科纳收到了一笔金额为十万杜卡特的特别汇款,以及采取任何看上去有必要的措施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攻击的命令。科纳本人和他的前任福斯卡里尼一样高效且一丝不苟地工作,但他面前的任务太过繁重,以至于手头的资源依然捉襟见肘,留给他的时间也实在是太少了。就在6月攸关命运的那一天,当他匆匆赶到滩头时,他或许就已经明白,这个威尼斯殖民地能够在土耳其人手下幸存的机会已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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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能否保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威尼斯许诺的后续舰队到来的速度,假如它可以在一到两周之内抵达,干尼亚或许可以幸免于难。但是约定好的舰队没有出现,科纳惊恐地收到消息,这支舰队受命在赞特岛停留,等待之后包含了二十五艘舰船的联合舰队前来会合,这支联合舰队包括了来自托斯卡纳、那不勒斯、马耳他骑士团和教宗方面的船只。然而时间紧迫,纸上谈兵的战力毫无用处,土耳其军队每天都在逼近。圣西奥多岛的要塞陷落了,不过它的指挥官比亚焦·祖利亚尼眼看已经没有继续抵抗的指望,就在堡垒落入敌手时点燃了弹药库,将他自己、他手下的士兵、土耳其侵略者和整座要塞建筑一起炸成齑粉,爆炸巨大的声响在干尼亚都清晰可闻。圣西奥多城的抵抗亦很快变得虚弱,城中的弹药与物资慢慢告罄,防御系统也一步一步被土耳其工兵破坏。最终这座城市在8月22日投降,毋庸置疑,土耳其人希望通过一场适时展现宽大为怀的表演来促使进军路上的更多城市选择投降,于是他们承诺尊重当地人的生命和尊严,保护他们的财产。土耳其人还允许守军打着他们自己的旗帜离开城市,不受打扰地乘船前往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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