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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眷顾土耳其入侵者。威尼斯驻苏达的海军将领安东尼奥·卡佩洛突然失去理智,抛弃城市逃之夭夭。而终于抵达克里特附近海域的联合舰队两度试图通过突然袭击收复干尼亚,但都因春秋分前后出现的二分点风暴铩羽而归。到了10月中旬,联合舰队中指挥非威尼斯舰队的皮翁比诺亲王尼科洛·卢多维西——此人从一开始就对这次远征深恶痛绝——宣布他打算打道回府。威尼斯的盟友已经不止一次对它造成伤害,正如威尼斯的海事大臣吉罗拉莫·莫罗西尼早已指出的那样,共和国最好还是独自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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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威尼斯政府已经进入了完全的战时状态。由于威尼斯没有理由相信易卜拉欣会将战场局限在一处,它又派遣军队前往达尔马提亚与科孚岛,甚至开始加固利多岛和马拉莫科附近的潟湖防御。不过克里特仍然是享受最高优先级别的重中之重,如今每一天都有满载军需品和各类物资的桨帆船和运输船前往克里特岛。但是只有一个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克里特此时需要一个最高指挥官,他必须是一个可以超脱于嫉妒和竞争这些始终存在的危险(特别是这一次还有威尼斯籍克里特人牵涉其中)的德高望重之人。元老院就最高指挥官的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在之后的投票选举中,现任执政官弗朗切斯科·埃里佐以压倒性的多数获得提名。只有乔瓦尼·佩萨罗提出异议(后来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执政官),他合情合理地指出执政官年事已高,还有两个月就满八十岁,实在不宜出行。佩萨罗还为护送埃里佐前往克里特岛算了一笔账:如果执政官亲自出征,随行的还将有执政团成员和人数足够的职员与秘书,在共和国的每一分钱都必须用于支持战争的时候,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此外,执政官亲自出征这一举动或许会刺激苏丹御驾亲征,这将极大地激励土耳其人为战争出力。但是没人听从他的话,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执政官身上,他发表了令在场所有人都热泪盈眶的演讲,宣布要承担起这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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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埃里佐没能成功,这或许是威尼斯的一桩幸事。出征所需的准备对他来说实在太多,公元1646年1月3日,弗朗切斯科·埃里佐来不及出发便去世了。人们将他埋葬在圣马丁诺教堂,埃里佐在生前便要求将自己的坟墓建在此地,不过出于对他毫不犹豫地接受最后一项使命的敬意,他的心脏被埋在圣马可大教堂的石板地面之下。[301]接替埃里佐的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弗朗切斯科·莫林,然而他被严重的痛风困扰,所以不能接受督军总司令的职位,承担起指挥克里特岛军事行动的责任。于是现在威尼斯已经没人有足够的名望来担任最高指挥官,因此为克里特岛之战设置总司令的计划就被废置,再也没有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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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之战另一个迫切的需要是金钱。公元1646年春,威尼斯的一家之主们被召集到各自教区的教堂内,政府向他们呼吁,请求他们在这危急时刻贡献出所有富余的钱物来拯救共和国。但是威尼斯政府采取了一个短时间内收效甚好,但最终会造成极大损害的方法来募集钱财。三个新增的圣马可教堂教会总务官职务以每个职位两万杜卡特的价格出售。由于这个职位颇受欢迎,最终它的在职人数增至四十人,这个职位的售价也上升到八万杜卡特。即便如此,它们还是很快被抢购一空。年轻的贵族只要花费两百杜卡特就可以买到在大议会的一个席位,而且他们可以在十八岁就走马上任,而不必等到法定的二十五周岁。到了2月,连贵族的身份也明码标价以供出售。任何市民只要支持一千名士兵一年的战斗所需(这笔开销不会低于六万杜卡特)就可以立即跻身贵族阶级,他和他的后代将永远拥有贵族的所有尊荣与特权。虽然这个提议在元老院获得了通过,但不出意料被大议会中大多数人驳回,他们可不愿敞开大门,让那些暴发户新贵成为自己的同伴。然而次年,威尼斯政府的一份特别法令还是通过了一大批申请者的申请,这些人选的条件是否合适与他们是否能付出一大笔钱在通过申请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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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执政官向基督教欧洲诸国发出了新一轮求助,他的求助对象除了意料之中的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还有瑞典、丹麦、波兰和沙皇俄国。威尼斯甚至还向波斯的萨非帝国求助,后者虽然是坚定的伊斯兰教国家,却同样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扩张的威胁。但威尼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事实上,自公元1642年枢机主教马萨林接替黎塞留执掌法兰西大权以来,这个国家就延续了它与奥斯曼土耳其交好的传统政策。法兰西政府只让在苏丹宫廷任职的大使拉瓦雷纳在借道威尼斯从君士坦丁堡回国的路上向共和国提出建议,劝说它假如想避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就尽快与土耳其停战言和。尽管执政官反驳称他绝不会这样做,但随着新一个战争季节的到来,显然坚持作战的威尼斯只能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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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盘战事的关键就在于将土耳其人牵制在干尼亚这个唯一掌握在威尼斯人手中的克里特港口。如果土耳其人可以被阻挡在干尼亚城下,同时威尼斯在海岸沿线重地组建起战力,那么还有可能将土耳其军队彻底逐出克里特。为达到这个目的,增援舰队的指挥官吉罗拉莫·莫罗西尼付出了所有的精力和本领,虽然最终这些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但这并非他的过错。吉罗拉莫的亲戚托马索·莫罗西尼与二十三艘舰船力图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将土耳其舰队限制在马尔马拉海中,此举至少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土耳其军队进攻的脚步,并且激怒了苏丹,他因此下令将舰队司令立即斩首。接替的舰队司令一方面害怕落得与前任一般下场,一方面趁着一阵从舰队后方吹来的顺风,终于率军突破威尼斯人的封锁线,横扫爱琴海诸岛,直逼干尼亚。七十五岁的老海军总司令乔瓦尼·卡佩洛反应不及且优柔寡断,最终没能阻止土耳其人冲入海湾。这是个坏的开头,之后夏季到来,秋天又至,形势逐渐变得更糟。尽管威尼斯凭借着绝佳的自然地理位置和海边新整修完毕、无坚不摧的堡垒守住了苏达,但是威尼斯的舰船实际上已经被驱离海湾,撤退到罗提莫,即今天的罗希姆诺,威尼斯人在那里经过长时间的奋战,最终在11月13日被迫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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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提莫沦陷导致了一个对威尼斯有利的结果,它使得乔瓦尼·卡佩洛被免职(回到威尼斯之后他被处以一年监禁),接替他成为海军总司令的是吉安·巴蒂斯塔·格里马尼,这位广受尊敬和欢迎的指挥官的到来令舰队焕发新生。公元1647年初,年轻的托马索·莫罗西尼也得到了一个一雪前一年战败之耻的机会,在他追捕一些巴巴里海盗时,莫罗西尼突然发现他被不下四十五艘土耳其船包围,随后他和他的水手英勇奋战,他们端着自己的武器,直到敌人极其接近时,才近距离开火发射。不久后威尼斯人的船只被三艘土耳其船以抓钩钩住,于是双方开始了肉搏战。莫罗西尼一直在战况最激烈之处作战,直到一个土耳其火绳枪兵从背后偷袭,轰飞了他的脑袋。此时土耳其舰队的司令也受了致命重伤,但他还在继续战斗。突然精疲力竭的威尼斯人发现三艘桅杆顶上飘扬着圣马可旗帜的船正在以密集队形向这边驶来;格里马尼听到了交火的声音,于是前来调查。见此情景,这三条船也加入了混战,迫使土耳其人撤出战斗。这一战令四艘土耳其船葬身海底,剩下的则逃之夭夭。至于那些登上威尼斯桨帆船甲板的土耳其水手此时只有少数人幸存,他们很快就全部缴械投降。虽然莫罗西尼的船已经千疮百孔,但还没有沉没,它被拖回干地亚,英勇的年轻指挥官托马索·莫罗西尼的遗体从那里被送回威尼斯,以英雄之礼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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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听到这次战斗的消息再次大发雷霆。不过这次他没法再处决舰队的司令官,这个可怜人已经伤重而死,于是苏丹没收了他全部的财产,并且下令要往克里特战场输送更多的人、船只和武器,要一次比一次更多,直到威尼斯得到它应得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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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身在克里特的威尼斯人意识到,尽管托马索·莫罗西尼的英勇行为无疑激励了人们的斗志,却对他们面临的根本局面毫无帮助。克里特岛北方海岸的四个要塞(至于第五个要塞锡蒂亚,由于其位置在东方更远处,现在并不将其计算在内)有两个已经落入敌手,至于另外两个,苏达已经被海上封锁线围困了一年多,城内粮食极其短缺,而且瘟疫在苏达和干地亚两地爆发,疫病不但重挫士气,还消耗了驻防守军的数量,使其严重不足。然而由于有高墙阻挡,城外的土耳其军队却没有染上瘟疫。公元1647年夏,土耳其人对承载整个殖民地未来的克里特首府干地亚发起了第一次猛烈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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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干地亚的攻势持续了二十二年。在此期间,威尼斯孤军奋战,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的海陆夹攻下保卫这座人口不过一万到一万两千人的小城镇。在过去,这样长时间的抵抗听上去简直匪夷所思——哪怕之前只是因为土耳其和威尼斯在商业上的互相依赖,要求它们之间的所有战争都必须短暂急促。但如今绝大多数的海外转运贸易都掌握在英格兰和荷兰的手中,这种顾虑就再无必要了,苏丹大可以对克里特徐徐图之。而威尼斯之所以能够支撑这么久,与其说是因为城墙内守军的决心(尽管这也很重要),倒不如说是因为它的舰队。威尼斯舰队在东地中海持续不断的巡航不但挫败了土耳其每一次企图从海上封锁干地亚的尝试,还加强了威尼斯对爱琴海地区的控制,以至于到了战争最后十年,土耳其人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在海上与威尼斯舰队进行任何正面交锋。当然这并不是说双方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冲突,这场战争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部国家的史诗,它包含了无数大大小小,有心发动和无心挑起的战斗,烽火遍及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各地。威尼斯舰队集聚了所有的力量,希望能在海峡、在群岛之间和在干地亚下锚泊地阻挡敌人。克里特之战同样涌现出许许多多英雄事迹:公元1649年,贾科莫·里瓦追赶一支土耳其舰队到爱奥尼亚海岸的一个小海湾,将这些船只撞成碎片;公元1651年,拉扎罗·莫切尼戈在帕罗斯岛附近违抗舰队司令的命令,驾船攻击一整支敌军小分队,尽管他本人受到多处严重箭伤,手臂还被步枪子弹打中,但还是将敌人的舰队打得四散溃逃;公元1656年,洛伦佐·马尔切洛率领他的船只冲入达达尼尔海峡,他本人却壮烈牺牲,未能活着目睹威尼斯在整场战争中取得的最彻底、最具有压倒性的胜利;公元1657年,已经成为海军总司令的拉扎罗·莫切尼戈带着十二艘船追击三十三艘敌舰更加深入达达尼尔海峡,甚至一直向前推进越过马尔马拉海,进逼君士坦丁堡城下。(如果不是一座炮台发射炮弹直接击中了他船上的火药库,拉扎罗或许已经抵达这座城市。火药库爆炸轰倒了船桅,一根坠落的船桅横杆击中了拉扎罗的头部,令他当场死亡。)然而尽管威尼斯取得了如此多辉煌的胜利,尽管它的将士有着高超的航海技术与战斗的勇气,但是如果有人通览这冗长而可怕的战争记录,就会感到威尼斯的作战缺乏一个全局性的计划。如果威尼斯人能在通向被围困城镇的交通要道上组织有效的防御,就会更成功地切断敌军的补给线和援军来源。因此,虽然威尼斯人做出种种努力,土耳其人仍在继续侵入克里特,甚至是在威尼斯人最得意的胜利时刻,在守城者们的心中也明白,干地亚的沦陷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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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只有来自欧洲各国慷慨热情的援助才能拯救这座城市,但是援助并没有到来。因此,我们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扩张的整段历史归结于欧洲的基督教统治者们长期无力团结一致保护他们的土地与信仰是有道理的。差不多五百年前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他们就没有全心全意这么做,现在也是这样。任凭威尼斯一次又一次向他们求助,反复强调这不只是关乎一个偏远微末的威尼斯殖民地的命运,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安全已经命悬一线,假如克里特沦陷了,那么半个地中海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而一次又一次,欧洲的统治者们像过去一样拒绝听取威尼斯的求助。身在德意志的皇帝称,他刚和奥斯曼土耳其签订了一份二十年停战协议;而令所有人震惊的是,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已经派遣了一位大使前往异教徒控制的君士坦丁堡;至于热爱玩弄双面把戏的法兰西,它一方面偶尔为威尼斯秘密提供少量资助,一面又继续和苏丹发展友好关系。英格兰此时还不是一个地中海强国,因此并未受到多少期待,而它亦只许下一大堆承诺,却几乎没有其他动作。在此期间陆续继位更迭的几位教宗,将威尼斯的困境看作他们从中得到好处的有效手段,他们同意提供帮助,但是作为交换,威尼斯只能不断做出让步:英诺森十世意图控制威尼斯的主教权力,而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七世则提出让威尼斯重新承认耶稣会的条件,自最后一次教廷禁令下达之后,威尼斯共和国一直在其领土范围内禁止耶稣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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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必须承认,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干地亚坚持不懈的抵抗成为欧洲的一个话题。来自国外的人力、金钱或船只援助变得比过去稍多了一些,但是这些援助总是太少,来得也太晚了。举例来说,公元1660年,法兰西派出了四千名士兵,以埃斯特的阿尔梅里戈亲王为指挥官,不过这些士兵没有在最需要他们的春天到达,等他们抵达克里特时已经是8月底;这支军队在没有经过事先勘察地形的情况下第一次突击敌人,以惊慌失措的溃逃作结;一两周后,他们又被痢疾击倒,不得不全体前往环境更适宜居住的岛屿恢复元气;剩下的幸存者在这之后(遗憾的是,这些人中并不包括亲王本人[302])徒劳无功地返回法兰西。差不多同时,皇帝派出的两千名德意志士兵的遭遇也相差无几,他们到达克里特太晚,完全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离去时,这些人除了进一步消耗了被围困城市的口粮以外毫无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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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海上指挥官们的累累战功太过显赫,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忘记干地亚驻军更英勇的抵抗事迹,他们注定要面对二十二年的漫长消耗,其间要经历各式各样最令人绝望沮丧的战事,同时干地亚守军还要承受他们所谓的盟友承诺送来的援军屡屡被证明百无一用的失望。这些军队的士兵就像他们一直表现出来的那样,不但想保全他们自己的性命,同样糟糕的是,他们也不想为自己争得荣誉,因为这不但要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也要搭上别人的生命,在长期缺乏人力的情况下,他们实在无力承担这样的损失。上述两个现象中的后一个,在干地亚攻城战的最后一个阶段越来越频繁地表现出来。如今干地亚之名已经传遍整个欧洲,特别是法兰西贵族家庭的年轻子弟纷纷拥向克里特岛,决心用投身这个光荣战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勇猛。当公元1668年路易十四终于被说服对克里特之战产生了兴趣时,最引人注目的一波投军大潮亦同时产生了。即便如此,路易十四还是没有加入战争,或者和苏丹断绝外交关系。法兰西商人在黎凡特充分利用了威尼斯竞争对手突然离去的机会,他们做得太好,以至于路易完全不想和奥斯曼土耳其公开决裂。不过国王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同意威尼斯在他的领地上招募军队,以路易的陆军司令圣安德烈·蒙特布兰侯爵为总指挥。最终威尼斯得到了五百余人的志愿军,这些人的姓名清单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金缕地仪式的人员名册而非职业正规军的军人名单。在蒙特布兰侯爵之下地位最高的是拉弗伊拉德公爵,尽管他并不富裕,但还是坚持承担志愿军作战开销中最大的份额,接着是蒂耶利堡和卡德鲁斯两位公爵、奥布松侯爵、维勒莫和塔瓦讷伯爵、年仅十七岁的纳沙泰尔亲王,以及一大批出身于法兰西名门望族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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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12月初到达克里特,此时威尼斯人的处境要比以往更令人绝望。苏丹已经失去了耐性,因此可以理解,他的大维齐尔艾哈迈德·柯普吕律急于保住自己的脑袋,于是他向克里特派遣新的部队,并且亲自坐镇,告诫士兵们只有拿下干地亚他们才能休息。此时一场来得正是时候的豪雨阻碍了土耳其人的攻城行动,他们挖壕沟的速度有多快,雨水将其灌满的速度就有多快。不过土耳其人转而开始建造一条位于海港入口上方的长防波堤,威尼斯人的主要生命线因此便面临被切断的威胁。威尼斯新任海军总司令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在夏季战役中损失了六百名军官和七千名士兵,而来自盟友一方的助手们比前几年的更无用,教宗和意大利其他城邦送来的寥寥几艘船在初秋便已离开,在这几艘船回国的路上它们巧遇了一支西班牙的小船队,这支船队原本许诺在夏天出发,但直到9月都没有离开母港。当这些西班牙人从急于为自己提前离开行为正名的意大利人口中听说这一年的战争已经结束(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立刻松了一口气,调转船头驶回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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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年轻贵族们抵达克里特之后,莫罗西尼安排他们守卫克里特岛朝向陆地一面的一条外围壁垒,但他们拒绝了。这些贵族公子大声抗议,他们经历了漫长难受的旅行来到克里特,居然只被命令蹚过污泥去守卫前线哨所,然后在那里安静耐心地等待,直到土耳其人决定发起下一次进攻为止。他们要求发起一场总攻,照他们中某人的话,这么做可以“迫使敌人放弃攻城”。莫罗西尼明智地阻止他们这么做,他已经发起过许多次突袭,但没有一次能造成持久的结果。莫罗西尼手下的人如今不满五千,仅仅守卫由土耳其工兵时常在城墙上造成的缺口就已经很勉强,但这些公子哥儿没有人听从。正如一位法国历史学家[303]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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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弗伊拉德阁下只是在追求轰轰烈烈的行动和个人的光荣,在返回法兰西之后,他因为在克里特发动了勇猛的突袭而备受尊荣,但他本该多关注一些因他享受到的荣耀而损失的七百到八百名威尼斯共和国士兵。而一旦离开当地,克里特因缺乏防御人手而造成的后续损失则完全不会引起他半分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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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弗伊拉德发现威尼斯海军总司令不为所动,他开始大声抱怨威尼斯人的怯懦,表示他要在毫无后援的情况下独自出击。12月16日,他确实这么做了。拉弗伊拉德象征性地佩带了一条鞭子,率领着已经从五百人减员到二百八十人的军队对土耳其人发起攻击。土耳其人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不过法兰西人凭着一股蛮勇,表现出了超人的勇气,将土耳其人逐出两百码之遥,他们占据夺来的阵地长达两个小时,其间杀死了差不多八百名敌人,直到一个营的土耳其禁卫军前来增援,才被迫撤退。维勒莫伯爵和塔瓦讷伯爵以及另外四十人阵亡,奥布松侯爵在内的六十人身受重伤。拉弗伊拉德身被三创,血流如注,他是法兰西军队中最后一个撤回安全地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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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了不起的战绩,不过这对威尼斯或克里特都毫无作用。当战事结束,这批法兰西的年轻英雄们却没能及时离开克里特,他们将近过了一周才撤离岛屿,其中很多人,即便在战斗中毫发无损,却染上了瘟疫,再也没能见到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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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幸存的法兰西人登陆土伦后不久,另一支规模更大、更职业化、装备也更精良的军队从法兰西出发前往干地亚。路易十四终于被海军总司令的亲戚,威尼斯大使乔瓦尼·莫罗西尼说服,认真承担起他基督徒国王的责任。公元1669年春天,路易的第一批重要捐助准备完毕,它包括六千名士兵、三百匹马和十五门大炮,装满了二十七艘运输船,此外还有十五艘战舰为它们保驾护航。但即便如此,路易仍然试图弥合他和他的土耳其朋友之间在信任上的裂痕,这支舰队的旗帜并不是法兰西王室的百合花,而是教宗国的十字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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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博福特公爵和诺瓦耶公爵联合指挥下,一支四千多人的军队于6月19日抵达克里特。眼前所见的景象令他们惊骇不已。某位军官[304]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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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镇的情况看上去可怕极了:街道上落满子弹和炮弹,还有地雷和榴弹的弹片。城里没有一座教堂,甚至没有一座建筑的外墙不是千疮百孔,它们几乎被敌人的炮火轰作瓦砾堆。居民的房屋只不过是一些凄惨的窝棚茅屋。到处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在每一个街角都可能发现尸体、伤者或者残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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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拉弗伊拉德的故事再度上演,新来的军人们迫不及待准备出战,甚至拒绝等待剩下的战友到来,在6月25日清晨自行发动了攻击。这场战斗开局不利:他们遭遇上并开火进攻的第一批军队实际上是一群新到达克里特的德意志援军。重新下达命令之后,这支军队开始攻打土耳其人的炮台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接着一颗流弹突然击中并引燃了某个被匆忙放弃的炮台内储藏的火药桶,土耳其工兵的威力因此被重新发挥出来。土耳其工兵的地雷作业是本次攻城战的一大特色,大部分城镇防御系统的破坏都来源于地下爆炸。因为刚才炮台的爆炸,流言迅速传遍这支法兰西军队,引起士兵们的恐慌。流言称他们所站的这片土地正是雷区,那座废弃的炮台实际上是一个隐藏起来的爆破孔,而刚才他们听见的爆炸声不过是一连串将把他们炸成碎片的爆炸的开端。随着谣言愈演愈烈,法军惊恐地四散逃跑,他们被自己的战友绊倒,互相践踏。土耳其人见到对方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逃跑,迅速重整旗鼓,开始反击,最终五百名法军在战斗中身亡,他们的头颅在几分钟内被砍下,被土耳其士兵穿在矛尖上,耀武扬威地展示给大维齐尔检阅。这些死者中包括了博福特公爵,法兰西大元帅蒂雷纳子爵的外甥罗桑伯爵,以及一位随军担任施赈人员的圣方济会托钵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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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支六千人的大军来说,五百人的损失算不上令人难以接受。四天后路易十四派出的余下部队抵达克里特,于是莫罗西尼开始计划一场夺回干尼亚的新攻势。但是他的新盟友们很快就失去了斗志。7月24日,一艘装有七十支枪的法兰西军舰由于过分靠近一个土耳其海岸炮台,被打得落花流水,数日后,诺瓦耶公爵便无情地告知威尼斯海军总司令,他要让军队上船回乡。幸存的官兵向法军抗议、恳求、威胁、哀乞,对方均不为所动,甚至连神职人员的怒喝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8月21日,法军舰队起锚离开,返回国内。在普遍失望情绪的影响下,教宗国、神圣罗马帝国和马耳他骑士团的援军也向西踏上归程,留下莫罗西尼和他的驻军独守克里特。就在此时,大维齐尔艾哈迈德下令发动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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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设法击退了这次进攻,但海军总司令明白他最终还是会败在土耳其人手里。他手下的军队只剩三千六百人,这一年不会再有援军到来,而所有的防御设施已经变为废墟,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守住干地亚,平安度过冬天。但如果现在投降,而不是等着城镇在土耳其人的猛攻下迎来不可避免的沦陷结局,莫罗西尼或许还能确保从土耳其人那里获得有利的,甚至是体面的投降条件。当然,他本人没有代表共和国与土耳其进行谈判的权力,但是他知道过去至少有三次(最早在公元1647年,之后又在公元1657年和公元1662年),元老院激烈讨论了克里特之战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问题,所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的情况都得到了与会人员相当大的支持。更何况事到如今,莫罗西尼也没有多少实际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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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69年9月6日,双方签订了协议。大维齐尔本人对莫罗西尼十分敬佩,因此给出了优厚的条件,威尼斯人可以在十二天内自由且不受打扰地离开城市,而且这个期限会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适度延长。在攻城开始之前就已经装备在城内的大炮必须留在原处,剩下的可以由威尼斯人带走。土耳其人将成为克里特岛新的主人,不过威尼斯人可以继续拥有西北边境上的格里武萨岛,从未向土耳其人投降的苏达,以及他们在史宾纳隆加岛上的要塞,它的原址就在现今的伊罗达镇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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