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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担任执政官可算不上什么美差，最后这一任执政官落到西尔维斯特罗·瓦列尔身上，四十多年前，他的父亲贝尔图奇·瓦列尔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执政官生涯。西尔维斯特罗当选的时候形势已经很明朗，他不会再像前任一样执掌军事指挥权；不少威尼斯人有着坚定的共和主义观点，尽管他们十分敬仰莫罗西尼，但他们仍然因军政大权集于一人之手的潜在危险感到不安，并且担忧这会成为一个被后人效仿的先例。于是在新执政官的承诺书上增加了相应的条款，未来只有经过六位执政官顾问中的四位，以及四十人议会三位首脑中的两位同意，才可以中止威尼斯海军总司令的独立选举；即便如此，这个决定还要经过大议会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而大议会表决时的合法人数应当不低于八百人。事实上这些预防措施准备得太过充分，莫罗西尼之后，再也没有一位执政官走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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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新执政官上任的同时，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被交给了安东尼奥·泽恩，他在次年夏天出航，在公元1694年9月7日派九千名士兵登陆希俄斯岛。希俄斯岛号称拥有大量基督徒，分别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双方都拥有各自的主教。这时岛上的基督徒们赶紧前来欢迎威尼斯人，并且保证他们会协助威尼斯人抵抗土耳其守军。当地土耳其军队中只有两千名士兵，他们主要集中在城镇较高处的城堡内。威尼斯人立刻采用了炮火轰炸战术，希俄斯岛的海港以及恰巧停泊在港内的三艘土耳其船被兵不血刃地拿下，而当地守军则于9月15日投降，以保证他们能够得到返回大陆的安全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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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即使当五十艘土耳其船组成的舰队正在向希俄斯岛驶来的消息传到岛上，威尼斯人的斗志仍然旺盛。数年以来，土耳其人一直尽力避免与威尼斯人在海上交战，而泽恩手下的军官们对土耳其人的航海技术和勇气都甚少赞赏。然而不走运的是，当泽恩正驶出希俄斯岛和大陆之间的狭窄海峡往公海去时，风突然变小了，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双方根本无法开战，而等到9月20日海上再次吹起微风，风向却对土耳其船有利，土耳其人见到近在眼前的危险便迅速返航，在威尼斯人追上他们之前逃入了士麦那的港口。此时泽恩仍然准备一战，于是在港口外的泊地下锚等候，但就在他这么做之后不久，来自英格兰、法兰西与荷兰的当地领事就造访了他的旗舰，这三个欧洲国家并不在反土耳其联盟之中，领事们恳求泽恩不要拿城内基督徒的生命和财产冒险，无缘无故地发动攻击，作为支持，我们得知领事们“带来了一大笔钱财”。鉴于己方军队补给匮乏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泽恩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调头返回希俄斯岛。[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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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多数威尼斯军官热切期盼的大海战没过多久就到来了。因为丢失了最有价值的离岛之一，苏丹勃然大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将其夺回，于是公元1695年2月初，一支新的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出现在众人面前，它包括二十艘最大的主力舰“苏丹娜号”，以及二十四艘桨帆船与一些西班牙大帆船。安东尼奥·泽恩率领差不多规模的舰队（其中包括来自马耳他骑士团的一支规模可观的船队）再一次出港迎敌，大约在2月9日早晨十点左右，战斗终于在海峡东端斯帕拉马托利群岛附近海域打响。这是一场漫长且激烈的战斗，威尼斯人在交战中有不少显著的英勇事迹（或许土耳其人也有类似事迹，不过它们不会被记录在威尼斯人的报告中）。但直到夜幕降临两支舰队停止缠斗，双方均有巨大伤亡（威尼斯一方战死四百六十五人，伤六百零三人），此战不分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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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只是战争的第一阶段。两支舰队停泊在对方的火器射程之外整整十天，到了2月19日，随着它们后方吹来强劲北风，土耳其舰队再一次飞快冲向敌人。就在两支舰队战斗的时候，狂风大作，大海亦变得更加波涛汹涌，这使得舰队不可能实现近距离操作。威尼斯人拼力奋战，试图转移到上风处，但他们慢慢不得不撤入狭窄的海峡，回到港口城墙下。在这样的天气下，至少笨重的三桅军舰帆船是不可能进入港口的，于是威尼斯人只能将船停泊在港外泊地，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被追上来的土耳其船扫射。这是一场灾难，相较于土耳其人，威尼斯在这一轮作战中损失惨重。海军总司令立即召开了战时会议，但战争的结果似乎已经不可扭转了。威尼斯人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守护要塞，城市的防御设施也处在糟糕的状态，他们的金库空虚，补给也逐渐告罄。而且在可能的援助到来之前，土耳其人就会再次进攻，如果他们这么做了，那么结果无疑会是一场灾难。只有陆军指挥官冯·施泰瑙男爵还相信他们能守住希俄斯岛，但是他的意见被众人驳回了。根据一封信中的描述——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作者就是当时在场的一员[316]：“海军总司令哭得像个孩子，他丧失了斗志，只是反复说着‘做你们想做的吧！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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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半年，希俄斯岛得而复失。2月20日夜里，所有可以被带走的战争物资都被装上船，防御工事也尽数毁坏或拆除——无论如何，至少这是值得做的。接着在21日上午，威尼斯舰队驶离海港。为了逃避土耳其人的报复，岛上大多数显贵的天主教徒家庭也离开了希俄斯岛，为补偿他们抛下的财产，这些人在摩里亚地区得到了新的地产。不过即便离开了希俄斯岛，坏运气仍然跟随着威尼斯。就在最后一艘船绕过防波堤时，泽恩舰队中最重要的舰船之一，满载武器弹药的“财富丰裕号”撞上了一块暗礁。人们竭尽全力试图营救它，但所有行动均告失败，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艘船，以及在它甲板上原封未动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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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久前刚为夺取希俄斯岛庆祝的威尼斯人听到这座岛屿失陷的消息，他们感受到的悲伤并不比愤怒少。不少舰队军官都证明了海军总司令性格上的缺陷，他优柔寡断，怯懦胆小，毫无先见之明，亦缺乏主动性和领导能力。于是元老院当即要求进行调查，不走运的泽恩和他的两名政府监督官以及其他数名高级官员镣铐加身，被押回威尼斯。调查尚未结束，泽恩就在公元1697年7月6日死于狱中，在去世前不久他还撰写自辩书为自己辩护，这份自辩书随后被威尼斯政府公之于众，这一举动被有识之士认为等同于赦免泽恩的过错，但这场调查的正式结果却再也没有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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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泽恩的继任者，在陆上军队中地位仅次于广受尊敬的冯·施泰瑙男爵的亚历山德罗·莫林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胜利，大大提振了威尼斯的士气。他击退了一支在阿尔戈利斯登陆的土耳其军队，并且在希俄斯岛附近海域的一场海战中大大洗刷了前一年威尼斯人蒙受的耻辱。接着，公元1697年，威尼斯在安德罗斯岛附近取得海战胜利；公元1698年9月，威尼斯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击败土耳其海军，实际（哪怕是暂时地）控制了爱琴海。但丧失希俄斯岛仍然是威尼斯人的一块心病，直到很多年以后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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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威尼斯作为反土耳其联盟的一员在地中海作战时，它北方的盟友也没有虚度光阴。公元1686年，洛林公爵查理攻下布达，令这座城市在一百四十五年后，脱离土耳其的统治回到帝国版图之内；而公元1688年攻下贝尔格莱德则使得基督徒重新控制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与瓦拉几亚的大片土地。虽然贝尔格莱德在公元1690年再度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但基督徒在次年征服了特兰西瓦尼亚，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损失。公元1696年，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去世，给了联盟一个沉痛的打击，不过他们很快又得到了沙皇俄国彼得大帝的支持。在彼得的请求下，同年威尼斯人派遣了十三名造船工匠前往莫斯科。最后，萨伏伊的欧根亲王在森塔大胜土耳其军队，共歼灭对方约两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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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战争，土耳其人还没有被打倒，但无疑已经遭受重创，他们开始希望获得谈判求和的机会。从皇帝利奥波德的角度来说，他也急切盼望他们这么做，因为他知道一个新的危机正在逼近，这个危机并非来自帝国东线边境，而是来自西方，半疯且无子嗣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显然已命不久矣。卡洛斯二世的王位有两个主要的竞争者，皇帝本人及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普三世以及女婿菲利普四世，可以理解，利奥波德希望能腾出手来，对付近在眼前的继承纷争。英格兰与荷兰害怕见到路易成为法兰西与西班牙共主的情况，于是愿意出面帮助皇帝与苏丹调停；此外，假使可以保留已经征服的土地，波兰和威尼斯也很愿意放下武器，结束长达十五年的战争；至于彼得大帝，为了使自己的国家走出中世纪的蒙昧黑暗，他还有很多事要做。鉴于以上种种原因，多方很快达成了合约，公元1698年11月13日，交战各国在匈牙利的卡尔洛夫奇会面进行谈判，这座城市就是今天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境内的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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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谈判进行得并不如预想中顺利。苏丹的代表在会上指出他的主君尚未投降，因此联盟各国没有理由要求苏丹放弃现在由基督徒控制的土地。他还特别提及在地中海的领土，威尼斯可以拥有摩里亚，这点苏丹并无异议，它还可以保留圣毛拉岛和埃伊娜岛，以及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的多个要塞。然而苏丹坚持要拥有雅典、阿提卡和科林斯湾以北的所有希腊领土。威尼斯谈判代表卡洛·鲁齐尼坚决反对这个方案，但没有得到盟友的支持。一旦确认可以保有匈牙利与特兰斯瓦尼亚，皇帝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回国。他放话给威尼斯人，宣称假如他们一定要为谈判制造麻烦，他会毫不犹豫地与土耳其人单独讲和。威尼斯一度继续抗争。公元1699年1月26日，当协议签订时，威尼斯共和国并不在签署国之列。但最终它的理智战胜了自尊，2月7日，瓦列尔执政官在协议上加盖了自己的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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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做是对的，因为《卡尔洛夫奇条约》事实上是标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的一个外交手段，威尼斯与这个帝国对抗的时间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都长，因此它也最有权参与签订这个条约。但另一方面，威尼斯被迫放弃一些已占领的要地，不仅仅是对它国家自尊的一个打击，还对威尼斯充分保护剩下的战利品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土耳其人开始拆毁勒班陀和普雷韦扎的防御工事，但无人能阻止他们从阿提卡侵入摩里亚，或者侵入科林斯湾北部海岸的任何地方，土耳其人的行动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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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签订后不到一年，西尔维斯特罗·瓦列尔在公元1700年7月7日星期六上午死于和妻子争执导致的中风。或许是对丈夫的死感到自责，执政官夫人委托建筑师安德烈亚·蒂拉利建造了庞大的巴洛克风格陵墓。这座陵墓占据了圣乔瓦尼保罗教堂南翼整个第四间侧厅，将贝尔图奇与西尔维斯特罗父子以及小瓦列尔执政官的夫人三人的坟墓都置于其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十七世纪最后一位执政官确实配得上威尼斯最后一座，也可能是最奢华的一座执政官陵墓；而对西尔维斯特罗的继任者阿尔维塞·莫切尼戈二世来说，新的纪元开始了，它更优雅，更克制，而不是充满豪言壮语与浮夸自大的行为。这个新纪元适逢新世纪的开端，而当这个新世纪行将结束时，威尼斯共和国也将随着它一同成为逝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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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44 帕萨洛维茨与和平（公元1700—17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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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牛斯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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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听闻孙子得以继承西班牙王位时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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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00年，两位欧洲统治者相继撒手人寰。一位是才智兼备的威尼斯执政官西尔维斯特罗·瓦列尔，在意大利的范围之外，他的死并不引人关注；另一位是半疯癫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他的死则将整个欧洲大陆卷入动荡。卡洛斯二世起初准备将他的王国遗赠给“卓越的奥地利王室”，但就在他死前一个月，卡洛斯突然修改遗嘱，将王国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的菲利普。路易十四闻讯，立刻将这位年轻的继承人火速送往马德里即位。路易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他非常清楚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绝不会忍气吞声接受这一新安排。不过他没能预见的是随之而来的战争会有多么漫长绝望，以及他将为孙子的王位付出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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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这一方有两个重要的盟友，英格兰与荷兰，它们对西班牙人的压迫仍然记忆犹新。而目前为止法兰西还没有结盟者，于是路易急忙派遣他最信任的顾问枢机主教塞萨尔·德·埃斯特雷前往威尼斯。主教指出，帝国军队已经通过蒂罗尔进入意大利，决心从西班牙手中夺取米兰，如果任他们肆意行事而不加阻止，整个北意大利将被占领，威尼斯在这一区域的领地也不能幸免，因此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建立一个法兰西—西班牙—威尼斯的三方同盟。主教声称，当威尼斯封锁皇帝进入意大利的通道时，法军和西班牙军队将保护威尼斯任何一处受到威胁的领地的利益，比如东方的达尔马提亚、弗留利或爱琴海诸岛，或者是西方的领地，德菲内省已经有三万人集结成军，整装待发。与此同时，皇帝的大使兰姆伯格伯爵也用类似的可怕措辞向威尼斯人描述让法兰西和西班牙王冠在事实上合二为一的结果，并且同样描绘了威尼斯与帝国结盟后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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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元老院、十人议会、委员会甚至大议会，人们对共和国应当采取何种适当行动路线进行了漫长激烈的讨论。最后众人达成一致意见，这两个孜孜于同威尼斯培养友谊的巨头都不值得信任。[317]于是威尼斯做出了一个令双方王室都头疼不已的决定，保持武装中立，而且它抵抗住了双方施加的巨大压力，在战争猛烈爆发的时候设法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威尼斯这么做是否正确，这个话题至今仍然令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这么做带来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威尼斯无法阻止交战国进入它在大陆上的领地或国内水域，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威尼斯在大陆上的领土就是一个巨大的战场。萨伏伊欧根亲王的帝国军队与卡蒂纳元帅，以及之后维勒鲁瓦公爵[318]与旺多姆公爵指挥的法军，在维琴蒂诺、维罗纳地区和布雷西亚地区，以及阿迪杰河、阿达河和明乔河沿岸进军撤退，来去纵横。尽管威尼斯向巴黎和维也纳方面提出抗议、警告和赔偿要求，但都无济于事，它同时还遭到双方的指责，认为它偏向战争的另外一方。同时威尼斯也无法阻止奥地利人将战争物资从对岸的的里雅斯特和其他帝国港口运送到波河三角洲，或者阻挡法兰西船只上溯至海湾，在基奥贾、马拉莫科甚至潟湖入口袭击并摧毁冲撞了它们的船只；还有一支英荷联合舰队胆敢在共和国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维护治安，威尼斯无力控制这些区域，因此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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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的麻烦和羞辱是威尼斯自主选择中立政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一些威尼斯和国外的评论者认为它其实可以在表面上采取更积极的方式。它或许不必直截了当地宣布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因为一旦战争的两个主角中有一方获得完全胜利，它就可能成为输家，不过威尼斯可以仿效为自身而战的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马德乌斯的先例，一开始为了避免被驱逐，公爵支持法兰西一方，但随后又投入帝国阵营，他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转换阵营，到了战争结束时，他的领地不减反增。拿破仑时期的法兰西历史学家达吕更进一步评论，认为威尼斯应当“采取一种更具主导性的态度，以一种高贵的决心激励意大利的所有统治者，将它自己放在领导者的位置上，来阻止外国侵入者蹂躏这片美丽的土地”。但这样的观点无疑误读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当时意大利半岛大部分地区都被外国势力所占据。所谓的意大利复兴或者与其有些微相似的事物，都还十分遥远。即便是有这样的条件，威尼斯恐怕也是最后一个产生复兴意大利所必需的动力的国家。它从未将自己视作意大利的一部分。尽管在大陆上获得领土，建立起帝国，使得威尼斯的所谓“意大利精神”得到增强，但它一直都没有得到充分巩固（或许也永远不会得到巩固了）。因此无论如何，那种有趣、有吸引力、性格激烈、天生是个演说家与领导者、专注于领导整合整个意大利雄心的人，是不会从谨慎且拥有众多委员会来处理国事的威尼斯共和国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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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事实所表现出的那样，威尼斯共和国从西班牙继承战争中漂亮地全身而退。随着法国遭遇一连串的失败，以及战争的中心开始向北转移，令马尔博罗得以在那里迅速缔造他自己的传奇，这也意味着在开战四五年后，威尼托地区得以享受相对的和平。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公元1709年威尼斯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严冬，人们可以从冰封的整个潟湖上走过前往梅斯特雷与富西纳，共和国还是在3月为前来造访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举办了威尼斯典型的奢华欢迎仪式，从某种程度上说，除威尼斯外，此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有心考虑做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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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欢迎庆典带来的兴奋或是严寒的冬天令执政官不堪重负，他在两个月之后去世，[319]他生前最后履行的公务之一，就是告知法兰西大使，威尼斯愿意接受路易的邀请，为法兰西和它的敌人调停。而新任执政官乔瓦尼·科纳二世上任后的最初决定之一，就是派遣一位经验丰富的精明外交官塞巴斯蒂安诺·福斯卡里尼前往海牙，后者在那儿使出浑身解数与交战双方谈判，谋求和平。然而以神圣罗马帝国为首的反法“大同盟”在先前已获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它借此提出的羞辱性条约被路易十四当即拒绝，同时决定与它对抗到底。直到又经过三年最激烈的战事，并且在马尔普拉凯进行了最血腥惨烈的大会战，筋疲力尽的交战双方才终于坐下来，和威尼斯与萨伏伊齐聚乌得勒支，重新划分欧洲版图。作为中立国，威尼斯的领土保持原样，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不过威尼斯大使卡洛·鲁齐尼对意大利其他国家授予他的光荣大为激动，这些国家虽然在乌得勒支的会谈桌上没有一席之地，但都派了代表到场见证，据鲁齐尼骄傲地报告，这些人一致承认威尼斯为“意大利的重要国家与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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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会议达成了许多国际性协议，它们统称为《乌得勒支和约》，在公元1713年最初的四个月内陆续签署生效，这一年恰逢威尼斯控制摩里亚二十五周年。在这二十五年中，威尼斯在自己的帝国内进行的统治尝试并不成功，在它重新夺回这些土地前，长期占领它们的土耳其人将这些一度繁荣富庶的地方变得贫穷荒芜，威尼斯人不久便发现，要对这些区域进行管理，是一项花费巨大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东正教神职人员一手培养了饱受蹂躏的当地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将其神圣化，这些本地居民的梦想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度，当他们的异教徒统治者被异教派的基督徒取代，当地人并不觉得情况变得更好，何况后来的这批威尼斯人并不支持他们的抱负。此外，威尼斯在当地设立拉丁主教职位进一步激起了本地人的愤怒。最后，由于先前威尼斯的势力局限在少数几个重要的商业殖民地和驻军城镇，在防御上显现出来的问题就很少，但如何来保证近一千英里犬牙交错的海岸线不被入侵？但即便是威尼斯人认为有必要设置的新防御工事，例如科林斯卫城低处的堡垒——它如今仍然是威尼斯军事建筑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范例——都只会引起当地人进一步的反感，因为他们要为此缴税支付营造费用，还会被征召为建造堡垒的劳力。因此当土耳其部队踏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土地时，当地居民以欢迎解放者的态度对待他们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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