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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42 公元1722年5月3日耶稣升天节，当执政官乔瓦尼·科纳登上黄金船，准备进行一年一度的海婚仪式时，他不慎绊了一跤，执政官帽从他头上滑落下来。他身边的人对这件事不以为然，但科纳本人却苦闷不已，认为这是上天给予的预兆。他去世于当年8月12日，埋葬在圣尼科洛·达·托伦蒂诺教堂的家族礼拜堂内，十二天以后的8月24日，又一位阿尔维塞·莫切尼戈登上了执政官的宝座，到此为止，已经有三位同名者获得过威尼斯的最高权力，[322]这实在是很容易令人混淆不清。这位莫切尼戈因为他在两个方面的事迹脱颖而出：首先，他曾作为一名士兵在达尔马提亚地区服役；其次，他在担任外交官员的时候表现出出众的才干，莫切尼戈花费了两年时间纠缠于威尼斯与土耳其和约中细枝末节的阐述和冗长复杂的讨论上，而这些内容对和约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尔维塞·莫切尼戈就任之际，为威尼斯送上了一份迷人的礼物，他赠给威尼斯城两只斑岩雕刻的狮子，它们被安放在圣马可大教堂北面，所在的广场因此得名“狮子小广场”，二百五十年来，这两只狮子给威尼斯的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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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44 现在威尼斯的面貌，已经和我们从伟大的全景画家安东尼奥·卡纳尔（亦称卡纳莱托），卡纳尔的继承者弗朗切斯科·瓜尔迪，卡纳尔的外甥贝尔纳多·贝洛托以及他们的门徒的作品中见到的十分相似了，绘制这类风俗画题材的大师还有彼得罗·隆吉和多梅尼科·提埃波罗。十八世纪正是“壮游”盛行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人们创造出旅游的概念，不仅仅是英格兰的年轻贵族，整个欧洲的贵族阶层都时不时踏足那些最美丽和最恢宏的城市。这也是一个属于狂欢的时代，威尼斯的狂欢庆典仍然是全欧洲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恣意放纵的，参与者被强制要求戴上的面具，满足了所有人隐匿身份的需要。在这个时代，十人议会、国家监察官员和秘密警察再也不像一个世纪前那样令人生畏，举例来说，公元1718年，国家监察组织中只有三名职员，半个世纪之后就仅剩一人。与此同时，威尼斯的赌博业发展得顺风顺水，赌场上的赌注开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高。威尼斯还有最美丽优雅的交际花，她们能投合所有人的喜好，满足最挑剔、最难以讨好的客人。对那些更倾向于知性需求的游客，威尼斯有各种各样的书籍、绘画和雕塑可供购买，还有各式各样的教堂和宫殿供他们游览惊叹，威尼斯的音乐和歌剧也已蜚声整个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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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46 十八世纪初，威尼斯音乐界的中心离开了一个世纪前乔瓦尼·加布里埃利和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曾经担任过风琴演奏师的圣马可大教堂，转向了四间收容女性弃儿的孤儿院——圣母怜子孤儿院、重病垂危孤儿院、乞丐孤儿院和奥斯佩达莱托孤儿院。安东尼奥·维瓦尔第从公元1703年到他去世前的公元1741年，曾在这四所孤儿院内担任唱诗班指挥。[323]接着是巴尔达萨雷·加卢比曾担任这些孤儿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的指挥，虽然加卢比的作品如今大多散佚，他的声名却因勃朗宁而永垂不朽。[324]不过当时威尼斯最著名的音乐家并不全是全职从事音乐事业的，托马索·阿尔比诺尼就是城中一名富裕的纸商，本尼迪托·马尔切洛则是一位律师和四十人议会的成员，他甚至还一度担任过波拉的政府监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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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48 在音乐之外的其他艺术分支领域，当时最著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是一名英格兰人约瑟夫·史密斯。史密斯于公元1700年定居威尼斯，直到七年后他以八十八岁高龄去世前，一直都是威尼斯最出名的外籍居民之一。史密斯人生最后的三十年都生活在位于大运河拐角处，以及圣使徒河畔的大宅，他特别聘请建筑师安东尼奥·维森蒂尼为他重新设计并修造了后一座宅邸，[325]这间大宅很快就变成一座宝库，充满了史密斯不断增长的绘画、雕塑、钱币、圣牌、素描画、贝壳浮雕、书籍和印刷品收藏。除了这些私人收藏以外，史密斯的宅邸中还有许多受他庇护的艺术家作品，这些人中有安东尼奥·卡纳莱托，马可·里奇与塞巴斯蒂安诺·里奇兄弟，弗朗切斯科·祖卡雷利，以及出类拔萃的粉彩肖像画家罗萨尔巴·卡列拉，史密斯作为艺术家们的总代理人，为他们和英格兰的贵族赞助人穿针引线。这其中最重要的艺术家应当是史密斯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初通过维森蒂尼初次结交上的卡纳莱托。在当时，所有富裕的英格兰游客都希望至少能得到一幅描摹威尼斯的画作，好让他们回味此生最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除了卡纳莱托以外，没有画家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史密斯也很快成为画家和客户之间不可或缺的人物。正是因为有史密斯，卡纳莱托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收藏在英格兰——威尼斯连一幅油画都没有——而画家在伦敦长达十年的旅居生活显然也非常成功。因此当卡纳莱托短暂从事雕版艺术时，他将唯一出版的印刷集题献给史密斯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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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50 不过比起收藏家或代理人史密斯，我们更要感激的是史密斯领事——约瑟夫·史密斯在公元1744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威尼斯领事——其缘由要比一个卡纳莱托多得多。公元1762年，史密斯将自己的全部收藏以两万镑的价格出售给乔治三世，在奥利弗·米勒爵士笔下，[326]它们是“自查理一世的代理人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在曼图亚达成的交易之后，一位英格兰王室收藏家能搜购到的最惊人的藏品”，三年之后，乔治三世又大手笔地以一万镑的巨款购入了史密斯的整座图书馆。史密斯的图书馆藏书，后来成为如今位于大英博物馆的国王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即便售出图书馆也不能标志史密斯收藏生涯的终结，他很快开始搜罗新的宝藏，公元1770年他去世之后，新史密斯图书馆的藏品销售活动整整持续了十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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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52 公元1732年，七十八岁的资深外交官卡洛·鲁齐尼接替执政官阿尔维塞·莫切尼戈三世成为执政官（通常来说，人们会称呼阿尔维塞·莫切尼戈三世的中间名塞巴斯蒂安诺，来将他与另外两位同名执政官区分开来）。三年后鲁齐尼去世，执政官宝座传到了如今威尼斯最富有的家族成员阿尔维塞·皮萨尼手上。皮萨尼不但在圣司提反拥有庞大奢华的皮萨尼宫——这座宫殿如今是威尼斯音乐学校——还在布伦塔的斯特拉镇拥有一座更宏伟的皮萨尼别墅。新任执政官有位名叫安德烈亚·皮萨尼的兄弟，他曾在威尼斯对土耳其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英勇奋战于普雷韦扎和其他地区，因此声名大噪；他还曾经作为驻英格兰大使供职于安妮女王的宫廷，凭着豪华的随扈队伍给整个伦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元1735年1月17日，就在阿尔维塞·皮萨尼当选为执政官时，安德烈亚和他的整个家族不顾冬季严寒，出资举办了三天的庆典活动，这些活动规模之大，即便以威尼斯的标准来看也是史无前例。按照惯例抬着新任执政官环绕广场的军械库匠人们被命令要特别缓慢地行进，以便让执政官有更多的时间来抛撒钱币。在举办庆典的这三天晚上，整个圣马可广场都灯火通明，每一晚都有新的花式烟火。到了第三天晚上，行政官邸大楼每一边的每一根柱子上，特大号的蜡烛展现出皮萨尼家族纹章的大型图案，同时在圣马可大教堂和圣杰米尼亚诺教堂[327]正面的边缘，则点起了上千支熊熊燃烧的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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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54 不过尽管阿尔维塞·皮萨尼在物质上的奢华令人目眩神迷，他却依然和之前的两位前任执政官一样，致力于将威尼斯在国际舞台上出头露面的程度尽可能降到最低。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此时的欧洲仍然是一片战场，仅在意大利，就有帕尔马的法尔内塞与托斯卡纳的美第奇两个统治一方的家族在很短时间内接连绝嗣，令西班牙和奥地利之间再起纷争；而且当下的局面，因为随着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宣称拥有波兰王位而产生的争议变得更加紧张。到了公元1733年，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再度陷入战火之中，而尽管在公元1735年，各国重新缔结和平，但这不稳定的和平局面只持续了六年，便被玛利亚·特蕾西亚在父亲查理六世驾崩后登上奥地利王位一事打破，欧洲的王公贵族们再一次拿起武器，征战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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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56 在这一系列的动荡之中，威尼斯设法保住了它的中立地位，它能够成功顶住来自外交、经济甚至是军事方面，努力劝说它宣布加入一方或另一方的可怕压力，可谓是一项超凡的成就，即便威尼斯共和国带着无可非议的骄傲回顾昔日种种辉煌事迹，这项成就与它们相比也毫不逊色。此时环绕在威尼斯周围的意大利局势如同万花筒一般瞬息万变，然而它依然身处平静的旋涡中心，似乎感觉不到时局的动荡。不过威尼斯偶尔也不可避免地付出沉重的代价，交战中的军队并不尊重国家之间的边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这段边境线的守卫并不严密的时候，因此威尼斯共和国不止一次要忍受军人们侵入国境的无礼举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那些不巧正在军队推进沿线的农田和城镇的破坏。不过在威尼斯城内依然是行乐至上，还需要再有一场欧陆战争，才能使如今源源不断，已成为威尼斯命脉的游客客流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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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58 威尼斯坚定的中立立场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使得威尼斯开始忽视自己的战舰舰队。或许更合适地说，威尼斯舰队当下的状态至少是它选择中立导致的附加原因。西班牙继承战争期间，在亚得里亚海出现的北方国家的舰船使威尼斯不得不正视一个它一直以来试图无视，但终究无法逃避的讨厌事实：威尼斯曾经独步世界的造船技术，如今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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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60 早在十五世纪前半叶，威尼斯就抛弃了商船船队中老式的划桨桨帆船。外国制造的“圆形”（船幅更宽）的帆船使用起来不但更经济，具有更大的载货量，还不需要人数众多的划桨手（此时他们的身份通常都是自由人），这样一来，这批水手们所需的食水，以及固定靠岸的时段都可以省去；这些新式船只在装备武器方面也更为便利，如今船只的重量已经是战斗中次要考虑的因素，而且新式船只可以在船上装载重型火炮。不过与欧洲北部以及大西洋周边的国家不同，威尼斯还是偏好于使用桨帆船作为海军的基础，它的造船活动也完全局限在旧有的模式。从表面看，威尼斯这么做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桨帆船的机动性更强，尤其在水深较浅的亚得里亚海水域更加灵活自如；由于桨帆船的行驶不需依赖天气，人们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它的速度和性能。至于它在航程上的局限，在威尼斯仍然在东地中海拥有补给港的时代，这算不上是很严重的缺陷。而另一方面，圆形船制造和装备费用更加昂贵，尤其威尼斯正长期苦于木材短缺，无论造船木料还是火炮铸造厂的燃料都捉襟见肘，因此制造新型船只显然有一定困难。威尼斯认为随船火炮在地中海的狭窄水域中价值不大，大多数时候船上的火炮并不能实现精准打击，作战效果比不上稳定的岸上炮台，因此一旦重火力武器数量有限，威尼斯会优先将它们分配到炮台而不是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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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62 对威尼斯来说幸运的是，他们的老对手土耳其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只要威尼斯在海上不需要与其他强敌作战，它就不会有很强的动机去改革军械库，丢掉所有的旧式机器设备以及过时的技术，着手开始一些昂贵的新项目，更不用说这些新项目中还充斥着问题和困难，当下它还不能很好地加以理解或拥有确实的解决之道。举例来说，直至公元1571年，像勒班陀海战这种规模的战斗，交战双方仍然使用划桨桨帆船。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直到此时，一场发生在北方海域的战斗，作战方所依赖的船只和作战技巧仍然十分近似于两千年前萨拉米斯海战中所使用的，而不是近似于十七年后德雷克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作战时所采用的船只与战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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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64 然而就在同时期，英格兰、法兰西、荷兰与西班牙的造船工匠们的技术一路突飞猛进，他们改造出新型的大帆船，这些船经过改进的风帆与索具系统可以让它们逆风而行，同时它们的重火炮如今可以很好地安置在甲板底下，使得火炮的稳定性更胜以往。由于新式帆船同样适用于军事和商业用途，它们在十七世纪初主宰了整个地中海，从威尼斯手中夺走了越来越多的转运贸易份额。因此，速度更慢也更易受到攻击的老式威尼斯商用圆船就成了巴巴里海盗们更中意袭击的目标；于是威尼斯商人不得不为船队雇用护卫并支付高额的保险费，这直接使得他们的商品在市场上定价过高，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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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66 差不多从公元1650年起，威尼斯开始努力奋起直追。一开始它倾向于在有需要的时候购买或雇用英格兰与荷兰的船只；在克里特之战的后期，一些新式大帆船被投入战场，尽管它们仍然只是被当作浮动炮台（就像在勒班陀海战中大放异彩的三桅划桨炮舰那样），在开火之前需要用一到数艘桨帆船将其拖曳到适当位置。公元1667年，威尼斯开始在军械库制造自己的战列舰，它进口了一条英格兰船作为模板，但当一位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在公元1695年希望能将一艘新式帆船作为他的旗舰时，这个要求却被拒绝了。事实上，尽管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威尼斯得以组建起一小支相对先进的自主制造战舰的舰队，但它并不为此高兴，对新式舰队也没有足够的自信。即便到了公元1717年，弗兰吉尼和安德烈亚·皮萨尼取得海战胜利时，他们的舰队中至少还有一半的船是老式的划桨桨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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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68 这时，威尼斯又要面对另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它已经失去了对亚得里亚海的支配权。公元1702年，法兰西舰队在潟湖边界上活动，导致当年耶稣升天节的海婚仪式取消，正是这个事实最好也最辛辣的表现。从那时起，英格兰、法兰西、荷兰、奥地利，甚至沙俄的军舰都可以无视威尼斯的抗议长驱直入海湾，威尼斯对这种行为的抗议也因为它逐渐接受了事实而变得越来越少。而当这一现状牵涉到商业运输时，威尼斯就要面临更加屈辱的境遇。在中世纪，任何进入亚得里亚海的商船，都需要将货物送往威尼斯，然后在必要时从那里转运装船。之后这条规定略有放松，威尼斯巡查队转而对送往其他港口的货物征收关税，并确保其他关于征税、检疫，以及最为重要的，国家传统垄断盐业的条例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如今这些商船的速度和装备都大大优于威尼斯巡查队，于是商人们可以大声嘲笑巡查者们试图控制他们的行为，然后大摇大摆，扬长而去，前往神圣罗马帝国的的里雅斯特、教宗属下的安科纳，或者任何他们选择前往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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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70 直到公元1756年，在阿尔维塞·皮萨尼的领导下，威尼斯才采取了积极措施弥补这一情况。当时威尼斯政府坚持所有在东地中海的威尼斯商船必须在护卫的保护下出航，以免遭到巴巴里海盗的袭击，但是这一要求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要求下，为了让护卫有时间集结，船主们不得不为此等待数月，而当船队启航，它的速度又受到船队中船速最慢的一条船的限制；当船队终于抵达目的地时，由于一起运输的货物大批量到达，又对货物的价格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从此之后，只要是长度超过七十英尺，拥有超过四十名船员和二十四支枪的船只，得以被允许在无护卫的情况下出航。此举获得了很大成功，并且直接引发军械库新一轮的造船繁荣，来响应社会上要求更多符合规定船只的需要。由此，威尼斯的贸易得以向东西两边扩展——尤其是在欧洲大陆战火纷飞之际，威尼斯从中立的立场上取得了不少好处。不过在更新改造船只方面毫不懈怠的巴巴里海盗，仍然在此后的二十年成为威尼斯的心腹大患，以至于最后共和国要忍辱含垢，公然收买他们以求平安。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虽然威尼斯共和国在它存在的最后三十年中，成功将它的商船总吨数翻了一番——在公元1794年的国家统计数据中，威尼斯至少拥有三百零九艘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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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72 就在威尼斯造船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它也迎来了转口贸易的急剧增长。十八世纪初威尼斯的转口贸易一度骤跌，特别是在公元1719年神圣罗马皇帝宣布的里雅斯特为自由港，及至十三年后教宗在安科纳也这么做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但经过公元1736年的改革，威尼斯放弃了过去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久里亚尔托就像过去那样广受外国商人欢迎。不过在威尼斯出现的货物确实不如过去那样具有浓厚的异国风情。早在1600年，香料贸易就已经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落入荷兰人手中，威尼斯如今的贸易商品，主要是国内，或者至少是亚得里亚海海域本土的商品，举例来说，商品中有来自爱奥尼亚群岛的葡萄酒、橄榄油、硫黄、盐、葡萄干和醋栗。尽管交易的商品出现变化，金钱还是源源流入威尼斯城，公元1782年，人们认为有必要拓宽从斯拉夫人堤岸向东到监狱的一段路面，以便有更多卸货的空间，[328]当时研究威尼斯经济的代表性权威[329]如此评论：“这样看来，在公元1783年，驶入威尼斯港的船只总吨数还会更大……比这座城市过去一千年来的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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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74 公元1741年6月17日，就在奥地利继承战争爆发后数月，当医生为阿尔维塞·皮萨尼执政官处理一个腿部的感染溃疡时，皮萨尼突发中风，当即去世。继任执政官的是学富五车的彼得罗·格里马尼，顺带一提，当格里马尼于公元1712年担任驻伦敦大使时，他受到英格兰王家学会会长艾萨克·牛顿爵士[330]的推荐，成为王家学会的一员，这项荣誉在威尼斯执政官中是绝无仅有的。格里马尼的执政期同样和平安定，在政治上也相当平稳，这可以说大大优于他同时期的统治者们。不过这段时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阿奎莱亚宗主教的职位长期以来都是威尼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存在的时间甚至比执政官还长，但就在格里马尼执政期间，它最终迎来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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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76 尽管最近几个世纪以来，阿奎莱亚宗主教不再像威尼斯历史的早期表现得那么令人厌恶，但自从宗主教管辖的弗留利教区被威尼斯和奥地利的边界差不多一分为二后，他就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按照长期以来的惯例，继任的宗主教需要得到两个国家轮流批准，不过威尼斯从一开始就无视了这条规定。当时威尼斯籍的宗主教任命了一位助理主教，当他去世后，这位助理主教自动继承了宗主教的位置，从此这种自动继承机制便不受阻挠地一直持续下去，宗主教之位也自然顺畅地由一个威尼斯人交给另一个，全然不顾不时来自奥地利方面的抗议。然而现在对此事表现出强硬立场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向教宗本笃十四世求助，后者随即宣布废止关于阿奎莱亚宗主教的旧制度，弗留利教区也需要加以分割：宗主教本人只能在威尼斯共和国范围内的那一部分教区行使权威，他亦将在乌迪内获得一个新的住处，在那儿行使他的权力；至于位于奥地利境内的那一部分地区，将由一位宗座代牧管理。这个提议可谓通情达理，不过威尼斯不愿意放弃它之前拥有的那部分位于奥地利境内领地的神职权力，于是强烈反对教宗的决定。教宗温和地进行了回复，称他只是试图令争议双方都感到满意，如果不接受他推荐的解决之道，那么威尼斯和奥地利双方不妨自行解决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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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78 阿奎莱亚宗主教的问题一度有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严重后果的危险，不过双方最终接受了都灵宫廷的协调，撒丁王国国王[331]查理·埃曼纽尔三世决定了最终的处理方案：宗主教之位将被废除，代之以两个独立的主教职位，主教办公所在地为乌迪内的那个归威尼斯，另一个位于戈里齐亚的则归奥地利。此时威尼斯才发现当初接受本笃十四世的建议会更好，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威尼斯只能听从安排，拥有一千两百年历史的阿奎莱亚宗主教就这样成为历史，它直到最后都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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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80 教宗本笃十四世在处理阿奎莱亚宗主教的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智，但在对付公元1754年发生的一件事上，他的反应就要逊色得多。当时，在两年前接替彼得罗·格里马尼成为执政官的弗朗切斯科·洛雷登，在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上加盖了自己的印鉴。这份报告谴责了一些威尼斯市民“由于无知、不辨是非，甚至是出于一些恶意的原因”随意且频繁地向罗马方面申请赎罪券、特许状和特许权，这会对共和国的利益造成损害。报告还写道，在未来，类似的文书票据除非以接受认可的方式得到共和国政府正式批准，否则一律视为无效。对教宗本笃十四世来说，这份声明的口吻就和它的内容一样令人不快。他向执政官传达了自己愤怒的抗议，并拒绝接受威尼斯元老院和威尼斯驻罗马大使对他漫不经心的安抚。随着教廷和威尼斯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玛利亚·特蕾西亚和路易十五都插手进来，站到了教宗这一边。如果本笃十四世没有在公元1758年去世，很难说这次的纠纷会如何收场。此后，一名威尼斯人卡洛·雷佐尼科以罕见的好运当选教宗，成为克雷芒十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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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82 随着有史以来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威尼斯共和国的子民坐上圣彼得的宝座，[332]之前的困难全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迎刃而解。因为新教宗的诞生，威尼斯全城自然又大肆举办奢华庆典，而且威尼斯政府至少指名了八位官方特使前往罗马，恭贺新教宗即位，后者则立即手书一封信件，恳请共和国“通过行使自己的权力”，撤销那份引起麻烦的布告。他写道：“任何猜疑我们对自己的祖国有所图谋的人，他的猜测对我们来说都是极不公正的，除了荣耀，我们不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其他任何东西。”教宗安抚的言辞给了元老院一个不伤颜面的退让机会。公元1759年，克雷芒十三世赠给洛雷登执政官代表教宗恩惠的最宝贵礼物——一枝黄金玫瑰，确定了教廷和威尼斯之间新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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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84 不过，假如教宗以为这件金光闪闪的礼物可以激励威尼斯人走上他所认为的正路，那么就注定要失望了。公元1767年，根据一个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共和国境内的教会总收入，在不算非正式捐献的情况下，就已经达到了八百五十万杜卡特，此外，教会仅在过去十年中就接受了总计近二百五十万杜卡特的捐赠。于是威尼斯政府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在9月下令关闭一百二十七座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将它们的财产变卖充公。这使得威尼斯国库一举增加了差不多三百万杜卡特的收入，而威尼斯的修道院拥有的人口则从五千七百九十八人降到三千两百七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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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86 金玫瑰被退还给罗马，我们或许为此可以得意地记上一笔；但这种外交上的表示并不是政府该有的行为方式，对威尼斯共和国来说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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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88 如今威尼斯人追随执政官的榜样，正享受着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不信神明的时期。当然，历史上威尼斯共和国从未表现出在信仰上的热情，更别提所谓的宗教狂热，这一点已经一次次被它在意大利甚至更远的大多数邻居们证实了。在天主教欧洲诸国中，威尼斯是唯一一个从未烧死过异端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当大半个欧洲因为宗教纷争分崩离析时，威尼斯仍然保持着温和的、产生自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宗教观点，这使得它在当时反宗教改革的欧洲世界有一种古怪甚至是过时的不协调感。威尼斯允许当地的希腊东正教社群拥有自己的教堂（于公元1561年祝圣的希腊圣乔治堂），犹太人在聚居区有自己的犹太教会堂，穆斯林在土耳其商馆有自己的清真寺。此外，公元1707年，亚美尼亚人在圣拉扎罗岛上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因此威尼斯得到了宗教宽容的名声，这使得它成为一个开明自由的思想与文化传播的中心——在后一点上，共和国的印刷厂居功甚伟——位于潟湖之外的帕多瓦大学也因此而享誉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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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90 如今历史的车轮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欧洲各国因宗教战争精疲力竭，西方文明再一次恢复了理性，过去威尼斯一直坚持的大多数价值观被“理性时代”所热烈追捧，不过这时威尼斯已经走得更远。如果我们细阅公元1675年至公元1775年这百年来的执政官名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这十四位执政官中，只有四人已婚。[333]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执政官身上扩大到全体威尼斯贵族，情况亦非常相似。威尼斯名流显贵古怪的独身倾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十六世纪，百分之五十一的威尼斯贵族选择维持独身状态，到了十七世纪，这个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十八世纪则又上升至百分之六十六。[334]产生这种局面的根本理由很明显，家族必须延续下去，同样它也必须继续富有下去。因此家族中需要有一个儿子（通常是最小的那个）结婚，生出足够的继承人来满足家族的前一个需要，而其他的儿子们会保持单身，或至少不生孩子，这样就避免了财产被分散，满足了家族的后一个要求。或许正因为威尼斯贵族社会这种强制的独身生活，才早在威尼斯成为欧洲的销金窟与风流乡之前，就产生出许多与任何一个繁荣海港不可或缺的大批妓女截然不同的职业交际花。当然这也解释了城中“孤儿院”的数量为何如此之多，同时，威尼斯的女修道院数目也殊为可观，因为在上层人士的独身潮中受到最大打击的就是威尼斯上流社会的姑娘们。一般来说，每三个贵族少女中，就有两个无法找到丈夫——由于贫穷的贵族更倾向于从较为富裕的资产阶级寻找妻子，因此这个比例或许会更高。因此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修女。鉴于以上的情况，这些女修道院的放荡名声完全不亚于城内的赌场与剧院的小休息室，尽管它们和威尼斯的孤儿院一样，往往是威尼斯音乐界的中心，但这点却不常被人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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