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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68 这时，威尼斯又要面对另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它已经失去了对亚得里亚海的支配权。公元1702年，法兰西舰队在潟湖边界上活动，导致当年耶稣升天节的海婚仪式取消，正是这个事实最好也最辛辣的表现。从那时起，英格兰、法兰西、荷兰、奥地利，甚至沙俄的军舰都可以无视威尼斯的抗议长驱直入海湾，威尼斯对这种行为的抗议也因为它逐渐接受了事实而变得越来越少。而当这一现状牵涉到商业运输时，威尼斯就要面临更加屈辱的境遇。在中世纪，任何进入亚得里亚海的商船，都需要将货物送往威尼斯，然后在必要时从那里转运装船。之后这条规定略有放松，威尼斯巡查队转而对送往其他港口的货物征收关税，并确保其他关于征税、检疫，以及最为重要的，国家传统垄断盐业的条例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如今这些商船的速度和装备都大大优于威尼斯巡查队，于是商人们可以大声嘲笑巡查者们试图控制他们的行为，然后大摇大摆，扬长而去，前往神圣罗马帝国的的里雅斯特、教宗属下的安科纳，或者任何他们选择前往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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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70 直到公元1756年，在阿尔维塞·皮萨尼的领导下，威尼斯才采取了积极措施弥补这一情况。当时威尼斯政府坚持所有在东地中海的威尼斯商船必须在护卫的保护下出航，以免遭到巴巴里海盗的袭击，但是这一要求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要求下，为了让护卫有时间集结，船主们不得不为此等待数月，而当船队启航，它的速度又受到船队中船速最慢的一条船的限制；当船队终于抵达目的地时，由于一起运输的货物大批量到达，又对货物的价格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从此之后，只要是长度超过七十英尺，拥有超过四十名船员和二十四支枪的船只，得以被允许在无护卫的情况下出航。此举获得了很大成功，并且直接引发军械库新一轮的造船繁荣，来响应社会上要求更多符合规定船只的需要。由此，威尼斯的贸易得以向东西两边扩展——尤其是在欧洲大陆战火纷飞之际，威尼斯从中立的立场上取得了不少好处。不过在更新改造船只方面毫不懈怠的巴巴里海盗，仍然在此后的二十年成为威尼斯的心腹大患，以至于最后共和国要忍辱含垢，公然收买他们以求平安。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虽然威尼斯共和国在它存在的最后三十年中，成功将它的商船总吨数翻了一番——在公元1794年的国家统计数据中，威尼斯至少拥有三百零九艘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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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72 就在威尼斯造船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它也迎来了转口贸易的急剧增长。十八世纪初威尼斯的转口贸易一度骤跌，特别是在公元1719年神圣罗马皇帝宣布的里雅斯特为自由港，及至十三年后教宗在安科纳也这么做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但经过公元1736年的改革，威尼斯放弃了过去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久里亚尔托就像过去那样广受外国商人欢迎。不过在威尼斯出现的货物确实不如过去那样具有浓厚的异国风情。早在1600年，香料贸易就已经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落入荷兰人手中，威尼斯如今的贸易商品，主要是国内，或者至少是亚得里亚海海域本土的商品，举例来说，商品中有来自爱奥尼亚群岛的葡萄酒、橄榄油、硫黄、盐、葡萄干和醋栗。尽管交易的商品出现变化，金钱还是源源流入威尼斯城，公元1782年，人们认为有必要拓宽从斯拉夫人堤岸向东到监狱的一段路面，以便有更多卸货的空间，[328]当时研究威尼斯经济的代表性权威[329]如此评论：“这样看来，在公元1783年，驶入威尼斯港的船只总吨数还会更大……比这座城市过去一千年来的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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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74 公元1741年6月17日，就在奥地利继承战争爆发后数月，当医生为阿尔维塞·皮萨尼执政官处理一个腿部的感染溃疡时，皮萨尼突发中风，当即去世。继任执政官的是学富五车的彼得罗·格里马尼，顺带一提，当格里马尼于公元1712年担任驻伦敦大使时，他受到英格兰王家学会会长艾萨克·牛顿爵士[330]的推荐，成为王家学会的一员，这项荣誉在威尼斯执政官中是绝无仅有的。格里马尼的执政期同样和平安定，在政治上也相当平稳，这可以说大大优于他同时期的统治者们。不过这段时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阿奎莱亚宗主教的职位长期以来都是威尼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存在的时间甚至比执政官还长，但就在格里马尼执政期间，它最终迎来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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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76 尽管最近几个世纪以来，阿奎莱亚宗主教不再像威尼斯历史的早期表现得那么令人厌恶，但自从宗主教管辖的弗留利教区被威尼斯和奥地利的边界差不多一分为二后，他就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按照长期以来的惯例，继任的宗主教需要得到两个国家轮流批准，不过威尼斯从一开始就无视了这条规定。当时威尼斯籍的宗主教任命了一位助理主教，当他去世后，这位助理主教自动继承了宗主教的位置，从此这种自动继承机制便不受阻挠地一直持续下去，宗主教之位也自然顺畅地由一个威尼斯人交给另一个，全然不顾不时来自奥地利方面的抗议。然而现在对此事表现出强硬立场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向教宗本笃十四世求助，后者随即宣布废止关于阿奎莱亚宗主教的旧制度，弗留利教区也需要加以分割：宗主教本人只能在威尼斯共和国范围内的那一部分教区行使权威，他亦将在乌迪内获得一个新的住处，在那儿行使他的权力；至于位于奥地利境内的那一部分地区，将由一位宗座代牧管理。这个提议可谓通情达理，不过威尼斯不愿意放弃它之前拥有的那部分位于奥地利境内领地的神职权力，于是强烈反对教宗的决定。教宗温和地进行了回复，称他只是试图令争议双方都感到满意，如果不接受他推荐的解决之道，那么威尼斯和奥地利双方不妨自行解决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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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78 阿奎莱亚宗主教的问题一度有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严重后果的危险，不过双方最终接受了都灵宫廷的协调，撒丁王国国王[331]查理·埃曼纽尔三世决定了最终的处理方案：宗主教之位将被废除，代之以两个独立的主教职位，主教办公所在地为乌迪内的那个归威尼斯，另一个位于戈里齐亚的则归奥地利。此时威尼斯才发现当初接受本笃十四世的建议会更好，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威尼斯只能听从安排，拥有一千两百年历史的阿奎莱亚宗主教就这样成为历史，它直到最后都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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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80 教宗本笃十四世在处理阿奎莱亚宗主教的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智，但在对付公元1754年发生的一件事上，他的反应就要逊色得多。当时，在两年前接替彼得罗·格里马尼成为执政官的弗朗切斯科·洛雷登，在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上加盖了自己的印鉴。这份报告谴责了一些威尼斯市民“由于无知、不辨是非，甚至是出于一些恶意的原因”随意且频繁地向罗马方面申请赎罪券、特许状和特许权，这会对共和国的利益造成损害。报告还写道，在未来，类似的文书票据除非以接受认可的方式得到共和国政府正式批准，否则一律视为无效。对教宗本笃十四世来说，这份声明的口吻就和它的内容一样令人不快。他向执政官传达了自己愤怒的抗议，并拒绝接受威尼斯元老院和威尼斯驻罗马大使对他漫不经心的安抚。随着教廷和威尼斯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玛利亚·特蕾西亚和路易十五都插手进来，站到了教宗这一边。如果本笃十四世没有在公元1758年去世，很难说这次的纠纷会如何收场。此后，一名威尼斯人卡洛·雷佐尼科以罕见的好运当选教宗，成为克雷芒十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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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82 随着有史以来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威尼斯共和国的子民坐上圣彼得的宝座，[332]之前的困难全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迎刃而解。因为新教宗的诞生，威尼斯全城自然又大肆举办奢华庆典，而且威尼斯政府至少指名了八位官方特使前往罗马，恭贺新教宗即位，后者则立即手书一封信件，恳请共和国“通过行使自己的权力”，撤销那份引起麻烦的布告。他写道：“任何猜疑我们对自己的祖国有所图谋的人，他的猜测对我们来说都是极不公正的，除了荣耀，我们不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其他任何东西。”教宗安抚的言辞给了元老院一个不伤颜面的退让机会。公元1759年，克雷芒十三世赠给洛雷登执政官代表教宗恩惠的最宝贵礼物——一枝黄金玫瑰，确定了教廷和威尼斯之间新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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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84 不过，假如教宗以为这件金光闪闪的礼物可以激励威尼斯人走上他所认为的正路，那么就注定要失望了。公元1767年，根据一个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共和国境内的教会总收入，在不算非正式捐献的情况下，就已经达到了八百五十万杜卡特，此外，教会仅在过去十年中就接受了总计近二百五十万杜卡特的捐赠。于是威尼斯政府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在9月下令关闭一百二十七座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将它们的财产变卖充公。这使得威尼斯国库一举增加了差不多三百万杜卡特的收入，而威尼斯的修道院拥有的人口则从五千七百九十八人降到三千两百七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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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86 金玫瑰被退还给罗马，我们或许为此可以得意地记上一笔；但这种外交上的表示并不是政府该有的行为方式，对威尼斯共和国来说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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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88 如今威尼斯人追随执政官的榜样，正享受着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不信神明的时期。当然，历史上威尼斯共和国从未表现出在信仰上的热情，更别提所谓的宗教狂热，这一点已经一次次被它在意大利甚至更远的大多数邻居们证实了。在天主教欧洲诸国中，威尼斯是唯一一个从未烧死过异端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当大半个欧洲因为宗教纷争分崩离析时，威尼斯仍然保持着温和的、产生自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宗教观点，这使得它在当时反宗教改革的欧洲世界有一种古怪甚至是过时的不协调感。威尼斯允许当地的希腊东正教社群拥有自己的教堂（于公元1561年祝圣的希腊圣乔治堂），犹太人在聚居区有自己的犹太教会堂，穆斯林在土耳其商馆有自己的清真寺。此外，公元1707年，亚美尼亚人在圣拉扎罗岛上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因此威尼斯得到了宗教宽容的名声，这使得它成为一个开明自由的思想与文化传播的中心——在后一点上，共和国的印刷厂居功甚伟——位于潟湖之外的帕多瓦大学也因此而享誉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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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90 如今历史的车轮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欧洲各国因宗教战争精疲力竭，西方文明再一次恢复了理性，过去威尼斯一直坚持的大多数价值观被“理性时代”所热烈追捧，不过这时威尼斯已经走得更远。如果我们细阅公元1675年至公元1775年这百年来的执政官名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这十四位执政官中，只有四人已婚。[333]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执政官身上扩大到全体威尼斯贵族，情况亦非常相似。威尼斯名流显贵古怪的独身倾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十六世纪，百分之五十一的威尼斯贵族选择维持独身状态，到了十七世纪，这个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十八世纪则又上升至百分之六十六。[334]产生这种局面的根本理由很明显，家族必须延续下去，同样它也必须继续富有下去。因此家族中需要有一个儿子（通常是最小的那个）结婚，生出足够的继承人来满足家族的前一个需要，而其他的儿子们会保持单身，或至少不生孩子，这样就避免了财产被分散，满足了家族的后一个要求。或许正因为威尼斯贵族社会这种强制的独身生活，才早在威尼斯成为欧洲的销金窟与风流乡之前，就产生出许多与任何一个繁荣海港不可或缺的大批妓女截然不同的职业交际花。当然这也解释了城中“孤儿院”的数量为何如此之多，同时，威尼斯的女修道院数目也殊为可观，因为在上层人士的独身潮中受到最大打击的就是威尼斯上流社会的姑娘们。一般来说，每三个贵族少女中，就有两个无法找到丈夫——由于贫穷的贵族更倾向于从较为富裕的资产阶级寻找妻子，因此这个比例或许会更高。因此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修女。鉴于以上的情况，这些女修道院的放荡名声完全不亚于城内的赌场与剧院的小休息室，尽管它们和威尼斯的孤儿院一样，往往是威尼斯音乐界的中心，但这点却不常被人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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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92 对那些有幸结婚的女性来说，生活是非常惬意的。婚后不久她就会为自己找一个情夫（cicisbeo），这些男人是一类特别的群体，他们算是贵妇人的侍从骑士，但又有一些面首的感觉——贵妇们往往和这些男人形影不离，而她们年长又忙碌的丈夫相对来说陪伴在妻子身边的时间却少之又少。这些情夫不一定是贵妇们的情人，如果她们需要，他们有足够的机会这么做，但这并不是固有的规定。在威尼斯，男女间的风流韵事不一定会结束在床笫之间。虽然花花公子卡萨诺瓦的回忆录给了人们这样的错觉，但他本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吹牛者，而且卡萨诺瓦在维也纳、巴黎和伦敦也有类似寻花问柳的成功记录。无论如何，从贵妇人的角度来看，情夫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为丈夫的人选或许很少，但是她们有很多年轻的单身汉可供选择，从中寻找替代品方便又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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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94 不过即便是缔结了婚姻的夫妇，他们的关系也不是稳固不变的。游客们来到威尼斯，这座城市的社会生活中，最令他们感到震惊的一个方面就是人们经常废止他们的婚姻关系，而且这件事操作起来非常容易。法兰西外交官曾在公元1782年以震惊的口吻向母国政府报告，威尼斯宗主教曾一度收到九百封婚姻无效申请，也就在这一年，十人议会采取强硬措施来制止这类行为，而神职机构却只是再一次抱怨十人议会侵犯了它们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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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96 威尼斯人不愿意结婚的情况导致了两个危险的结果。首先是各个家族仔细筹谋的延续计划在实行上偶尔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一些古老的贵族家族因此绝嗣。第二个结果更为严重，威尼斯的贵族阶层因为这股不婚风潮，阶级内的贫富差异愈发扩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威尼斯城内穷困贵族的不断增加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他们通常居住在圣巴拿巴区或附近，因此得名“巴拿巴人”。作为威尼斯贵族阶级的正式成员，他们被要求穿着丝绸衣服，而且仍然拥有大议会的席位。但由于这些贫穷贵族的教育程度极低，只能胜任最低级的管理职位，又因为身份所限不能够成为手艺人或店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便开始贪赃舞弊，操纵一些次要选举，或者兜售选票。还有一些穷贵族索性放弃努力，依靠微薄的救济生活。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包括免费住房在内的特殊安排，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接受救助的穷贵族们必须保持单身，不许再生出更多不被需要且无法受雇的年轻“巴拿巴人”。同时，即便是在相对较富裕的家庭，也有很多开始觉得撑起国家要求的门面是件困难的事，因为要做出这种排场，必须要让家族中所有肯上进的成员都在政府中担任高位才行。在整个十八世纪以及先前十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威尼斯共和国仅仅依靠四十二个家族就能够有效运转，而这些家族也把持了政府中所有的关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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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98 为了吸收新鲜血液，让萎缩的贵族阶层重新焕发活力，大议会的席位被出售给经过批准而且有一定财力的普通市民，即使是在威尼斯并不急需金钱支援土耳其战争时仍然如此。公元1718年，共有一百二十七名威尼斯市民以每人十万杜卡特的价钱，为他们和自己的后代买到了贵族的地位，不过尽管这些人中接近三分之二都是商人，从他们获得贵族身份开始，便不能再继续旧业。虽然商业贸易在威尼斯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它从来都不被视为适合绅士的职业。如今这些新贵族将和他们在欧洲拥有同等地位的人一样，从地产中获得财富，他们每年至少归乡生活两次，与随行的全家成员、仆人、家具、藏书和绘画收藏一同搬进帕拉弟奥式或巴洛克式的别墅，以此来躲避威尼斯夏季的酷热和早秋的无聊，直到大议会重开议程和新一轮的社交季将他们召唤回威尼斯城。至于商业事务，这些人更倾向于将它们留给犹太人、希腊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等外国来客，这些外国人很善于经商，而且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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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4000 而在如此长的和平时期中，威尼斯更具政治意识的市民们，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影响国家体制的因素，而他们对所见的事物并不总是抱有好感。至于共和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很少有人——至少是统治阶层——对此不满，这个结构在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已经延续了千余年之久，欧洲其他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望尘莫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终结了奥地利继承战争，签署完《亚琛条约》后不到十年，又经历了七年战争的大清洗，在这种情况下，威尼斯与它们相比，几乎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但是在威尼斯的政府机器中，有一个部分始终没能得到大众的欢迎，十人议会与它更邪恶的分支机构，还有三位国家监察官，它们存在的意义，即是在不需要与机构外的成员商讨，就能迅速秘密行动，这也使得它们成为十八世纪自由主义思想最厌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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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4002 我们已经看到，像雷尼耶·泽恩这样的改革者如何在十七世纪试图剥夺十人议会的权力但终告失败。如今一百四十年过去，十人议会和三个秘密警察组织已经不像它们在“西班牙阴谋”或“阿伦德尔事件”发生的黑暗暴力时代那样可怕，对一般大众来说，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来害怕这些组织机构，它们甚至得到民众的诸多支持。但许多贵族对它们仍然痛恨不已，特别是“巴拿巴人”，虽然他们是大议会的成员，却既无财力也无影响力来获得更高贵的职位，而这些人的不满情绪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频繁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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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4004 公元1761年，一位心怀不满、痛苦不堪的国家公诉官安杰洛·奎里尼首先对十人议会等机构发起攻击，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类似的事又不时发生了好几次。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人采取的行为方式和当年雷尼耶·泽恩的十分相似，造成的全然负面的结果也几乎如出一辙，在此追溯旧事并无意义，因此便不再赘述。然而人们怒气高涨，群情激昂，一发不可收拾，当公元1762年弗朗切斯科·洛雷登在十人议会和监察官员的公开支持下就任执政官时，许多威尼斯人不禁对这位新执政官抱有深切的疑惧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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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4006 另一位执政官马可·福斯卡里尼不是个激进分子，作为一名学者和作家，他或许和安德烈亚·丹多洛一样，是威尼斯最具文化教养的执政官。福斯卡里尼撰写了长诗《珊瑚》，试图通过它促进威尼斯珊瑚产业的复兴，更重要的是，他创作了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威尼斯文学》。这部大作只有第一卷得以付梓印刷。当福斯卡里尼于公元1763年3月去世时，第二卷尚未完成。这位执政官仅统治威尼斯十个月，就长眠在圣欧达奇教堂的家族礼拜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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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4008 福斯卡里尼的继任者又是一位阿尔维塞·莫切尼戈（阿尔维塞·莫切尼戈四世），好在这是这个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威尼斯共和国的执政官名单中。阿尔维塞·莫切尼戈四世是一位可敬的人，但却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出众成绩，他的执政期以签署了四份协议为开端，而这四份协议如果在之前，威尼斯甚至耻于考虑。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定期付给海盗保护费的方式，制止巴巴里地区沿岸海盗对威尼斯船只愈演愈烈的袭扰行为。就在莫切尼戈就任的六个月内，威尼斯与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统治者签订了协议，此后在公元1764年和公元1765年，与的黎波里和摩洛哥的协议也先后达成，在协议中威尼斯承诺以每年六万杜卡特的代价来换取在它曾经呼风唤雨的海域不受侵扰通航的权利。对这个前地中海霸主来说，与海盗签订绥靖协议无疑是个耻辱，但之后几年发生的事证明哪怕付了保护费依然无济于事，事实给了威尼斯共和国一记更响亮的耳光。与威尼斯签订协议的当地统治者，尽管事前信誓旦旦地做出保证，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他们或是无力控制打着他们旗号出航的海盗船长，或是对海盗的劫掠行为视而不见。虽然海盗行为不如从前那样频繁，但仍然是威尼斯共和国不可忽视的心腹之患。值得庆幸的是，在共和国存在于世的最后岁月中，它仍然拥有一位具有昔日海上英雄遗风的将领，展示出了威尼斯共和国所余不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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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4010 自从安杰洛·埃莫成人的那一天起，他就立下一个理想，要将威尼斯海军彻底改造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虽然他的改革算不上完全成功，但埃莫的航海技术与现代海战技巧是威尼斯贵族所缺乏的素质，这使得他很快在同侪中脱颖而出。因此，当公元1768年威尼斯政府最终决定采取积极措施讨伐海盗时，不到四十岁的安杰洛·埃莫就成了指挥官的不二人选。次年，埃莫对北非沿岸的海盗基地发动了频繁的进攻，从公元1784年到公元1786年，仅靠着少数船只组成的舰队（在过去的威尼斯，这种规模只能称得上是小船队），埃莫与突尼斯贝伊发动了一场时断时续的小规模海战，在长达三季的炮轰之后，迫使贝伊以对威尼斯人极为优惠的条件投降。因此，尽管这些战役事实上没有导致任何激烈的战斗或者决定性的胜利，威尼斯共和国最后的伟大将领安杰洛·埃莫还是通过他的努力，令如今的地中海比以往的几十年更安全、更利于航行，同时，他还向全世界证明，尽管现在圣马可之狮已经老迈虚弱，但偶尔依然能显示它的存在感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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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4012 公元1769年7月22日，年轻的皇帝约瑟夫二世微服到访威尼斯，他没有选择下榻在任何一间愿意供他使用的豪华宫殿，而是选择了圣使徒区的“白狮酒店”，这座酒店如今仍然存在，而且可能是接待富裕外国游客最佳的旅馆。[335]尽管如此，威尼斯还是准备了各式各样向皇帝致敬的娱乐项目，但当约瑟夫二世听说威尼斯政府的新提议时。他拒绝了对方，威尼斯原本准备在朱代卡运河和圣乔治·马焦雷岛之间的筏子上仿效神话建造一个金苹果园，在其中栽满鲜花树木，摆放许多彩色水晶，还将在那儿开辟一个挤满鱼的人工湖，以便让皇帝以及他的随从在经过它前去岛上赴宴时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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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4014 对任何一个研究威尼斯社会史的学生，或者是这本书的任何一位读者来说，对这样一个在计划阶段有着无数细节，比如今用鲜明的描述提出的方案更煞费苦心的方案，应当已是见怪不怪。更值得注意也更不祥的是威尼斯人的反应，如果这场被叫停的庆典活动能够如计划般付诸实施，或许还能消弭人们的抵触情绪，但它最终没有成为现实，这就使得流言四处传播，称有数百甚至数千杜卡特被白白浪费在准备工作上，激起人们的反政府情绪。在众人当中，心怀不满的“巴拿巴人”和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的感情尤其强烈，后者既有贵族，也有平民，在他们身上，从法兰西逐渐渗透过来的革命性新思想开始发挥作用。他们纷纷质询，在众所周知共和国身负债务的情况下，怎么能如此轻率地拨出这么大一笔钱，来款待其实根本不想要这种待遇的外国人？已经享受了半个多世纪和平日子的共和国，又怎么会债台高筑？威尼斯潜在的统治者们不断减少，大议会的成员数目已经降低到不足一千人，有时甚至很难聚齐会议投票的法定人数，这局面难道是对的吗？而担任威尼斯最高政府职位成了少数最富有家族的特权，这也是正确的吗？这些富有家族的成员，不论男女，不分日夜，戴着面具油头粉面地在小包厢里赌博度日，还有一些不戴面具的人身穿鲜红的礼服长袍，坐在桌子上首冷漠地占有赌徒的赌注，给他们发牌，这难道像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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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4016 在十八世纪下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人们越发畅所欲言，表达他们的不满，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演说者当属一位年轻且比其他同类人更激愤不已的“巴拿巴人”乔治奥·皮萨尼，他重振了长期以来（哪怕是断断续续）对十人议会和国家监察官的战斗，并很快成为改革派的非正式领袖。不过直到公元1774年，改革派才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当年11月27日，大议会通过了一部新法，共和国借此“决心维持宗教的虔诚、良好的风纪，以及社会福祉所必需的有节制的行为，同时遏制每一次贪污腐败的邪恶倾向的蔓延，以及社会秩序的解体”，于是新法命令“城中赌博的中心，圣摩西区的赌场[336]将被永久关闭，威尼斯以及它本城之外的省份中严厉禁止所有涉及赌博的游戏，秘密警察将进行监督，确保无人违反这一禁令”。据可信的记载，威尼斯的大众欢天喜地地迎接这部法律面世，他们跑过大街小巷，对每一个遇到的人传播这则消息。不过威尼斯对赌博的热情要比它对法律的尊重更强烈，尽管圣摩西区的赌场关门大吉，在城内还有很多其他更不引人耳目的房子，在几周之内，屋内的赌桌周围仍像过去一样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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