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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有人于公元1775年1月再次提议出售大议会的席位，这一次面向的对象是位于大陆上的四十个家族，只要他们在当地已经享有四代人或更长久的贵族身份，并且每年最少有一万杜卡特的收入，即可申请加入大议会。这个提议遭到强烈反对，因而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然后以微弱的多数获得通过，虽然达到了目的，但这个提案的支持者们在现实面前仍免不了大失所望。就在一个世纪之前，对不少家族来说，购买贵族阶级的一席之地，十万杜卡特不过是个小数目，如今在这四十个家族中，只有十个家族愿意花钱购买贵族身份，剩下的却对此缺乏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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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维塞·莫切尼戈四世逝世于公元1778年12月31日，当他离世之际，威尼斯的民心与精神风貌正处在一个可怕的低潮期，即使到了次年1月14日，保罗·雷尼耶当选新任执政官的消息也没能将其提振起来。新任执政官是一位古典学者，他将荷马、品达与柏拉图的作品翻译为威尼斯方言，他曾经担任过元老院议员和“贤人”的职务，还曾是威尼斯驻维也纳大使和君士坦丁堡市政官。不过雷尼耶不择手段牟利和贪污腐败的恶名也为人所知，即便他可能并没有这么做过，但流言已经广为传播，声称他能当选执政官是因为贿赂了大议会的一百名议员，于是人们从一开始就不信任他。此外，保罗·雷尼耶还十分缺乏血气之勇，他在圣马可大教堂的就职演说声音低得微不可闻，此后聚集的人群要求他更大声说话的叫喊吓得他魂不附体，以至于在离开大教堂准备进行环绕广场仪式时，他几乎无法爬进为他准备的肩舆里，并且不止一次询问随从他的生命是否受到威胁。据我们所知，保罗·雷尼耶身上最受人喜欢的一点是他已经结婚，第二任妻子是曾在君士坦丁堡表演走钢索的希腊艺人，但即使这点也无法使他被威尼斯人真心爱戴。保罗的第二任夫人出了名的不善交际，在雷尼耶执政期间，履行执政官夫人职责的是他的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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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保罗·雷尼耶执政官有着这样那样的个人缺陷，但他工作勤勉，切实地阻止了威尼斯衰落的脚步。然而很明显，威尼斯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统治。就在雷尼耶就任后一年，乔治奥·皮萨尼当选圣马可大教堂总务官，这是威尼斯的激进分子和“巴拿巴人”获得的一次巨大胜利，哪怕只是因为这让他们支持的人得以和保守反对派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安德烈亚·特隆平起平坐。十多年来，被人们用威尼斯方言称为“il Paron”[337]的特隆把持了威尼斯政界，他更多地运用了自己的个人魅力而非他所把持的任何一个职位的权力，成为在实权上大大超过执政官的人物。作为一名威尼斯为数不多的天才实业家（特隆的父亲尼科洛在维琴察附近设立了许多获利丰厚的纺织作坊）的儿子，特隆是威尼斯传统价值观的坚定鼓吹者，他一直在号召其他的威尼斯贵族离开他们的乡间产业，回到传统的商业之路上，然而遗憾的是，他自己却拒绝以身作则。特隆还毫不掩饰他对掌握共和国经济的外国人和所谓“新来者”的蔑视，尤其是对犹太人的厌恶，他特别在公元1777年通过了一部残酷的法律，禁止犹太人雇用基督徒，不许他们从事制造业并拥有财产，因此导致一度兴旺有益的威尼斯犹太人群体衰退为一群旧货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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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了乔治奥·皮萨尼和他同样激进的同事卡洛·孔塔里尼，似乎安德烈亚·特隆在短时间内找到了对手。他们日复一日地猛烈攻击政府，指责它对国家事务可耻地处置失当，官员不负责任地操纵经济，以及它的堕落和腐败。激进派的慷慨陈词起到了作用，不久他们就得以控制大议会中的大多数人。尽管雷尼耶执政官恳求大家团结一致，指出如果没有内部的精诚团结（它差不多已经消失殆尽），一旦此时外敌来袭，现在的共和国将无力自卫，但他的恳求依然无济于事。执政官提醒他的听众们：“那些欧洲的统治者们正在密切关注我们当下的动荡，盘算着如何从中使他们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皮萨尼和孔塔里尼仍然不想收敛他们的言论，也不想服从于这个他们所蔑视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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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这么做反而对他们更好，一个更平静、更稳健的量化方式或许至少能实现改革派一部分的目的。结果这些激进分子不断发表激烈争论，进行公开演说，召开秘密会议，迫使当局采取措施对付他们。5月31日夜里，乔治奥·皮萨尼在位于圣摩西区的家中被捕，随后在大陆上度过了十年的牢狱生涯。孔塔里尼则被放逐到科托尔的要塞，不久后死在那里。就像过去一样，十人议会和监察官再次取得了胜利，不过大议会上令人不快的冗长辩论并没有被人遗忘，在威尼斯的历史上，过去从未有过像这样的辩论，将整个国家从灵魂深处撕裂开来。“巴拿巴人”的怨恨在继续增长，而在共和国的最后十七年岁月中，保罗·雷尼耶的言语也一直在他长于思考的同胞耳边阴魂不散地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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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哪一个国家急需团结，那毫无疑问就是我们的共和国。我们在陆上和海上都已没有军队，我们也没有任何盟友。我们靠着好运，靠着机遇存活至今，我们只能信任威尼斯政府一直以来拥有的审慎之名，那是我们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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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的，虽然执政官早前已经承认，威尼斯的声名已经不再是欧洲各国使馆官邸内的人们所关心的内容了。但尽管威尼斯共和国不断衰落，它的外交部分依然像过去那样敏锐警觉，雷尼耶很清楚，奥地利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坐下来讨论，共同设想一个威尼斯不复存在的未来。然而不管经历了多少苦难，威尼斯依然努力向整个世界展示出它勇敢甚至团结的一面，来对抗外界认知中一个优雅、有品位、有着用不完的金钱、冷漠又浮华的社会的传统意象。威尼斯在无形中仍然被它整体性的基础结构支持着，这个体系由许许多多富有经验的故去之人一手打造，他们的智慧无穷无尽，造成的影响确确实实。威尼斯不像被它蒙蔽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个追求享乐的愚蠢国家。公元1782年1月，俄罗斯大公，即日后的沙皇保罗一世与他的妻子顶着“北方伯爵与伯爵夫人”的浪漫别名旅行至威尼斯。威尼斯照例举办了奢华的庆典来款待贵宾，在活动举行期间，伯爵夫人用手碰了一只巨大的人造鸽子，这只鸽子便绕着广场飞行，一路点燃百余支火把，最后栖息在一座高达八十英尺的罗马提图斯凯旋门复制品上。但据我们所知，真正给俄罗斯大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围观人群表现出来的安静秩序，他们不需要任何士兵或有权威者进行控制，全场只有由十人议会派出、在身穿红袍的“大长官”领导下工作的五名先导人员。“瞧哇，”大公感叹道，“这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智慧造成的影响，它的人民看上去亲如一家。”我们敢说，这是最能令他的东道主感到高兴的赞美之词。[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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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公并不是一位智者，他在继承沙皇之位时就已经精神失常，公元1801年便被人暗杀，但很多比他更具洞察力的游客也未能发现这座城市中分裂和不满的迹象，无论如何，至少他们没有在平民大众之中发现它们。威尼斯普通劳工阶层对他们的处境很满意，这个国家源源不断地供应他们少许面包以及众多有趣的事去做，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普通威尼斯人承受的赋税很少，甚至可能不必缴税，生在统治精英阶层之外，也使得他们很少有政治上的抱负。这些人不给十人议会或秘密警察们找麻烦，相反，他们相信这些机构是共和国有用，甚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它们揭发一次阴谋或行动起来针对某些心怀不满的“巴拿巴人”时为其摇旗呐喊，毫不吝惜他们的欢呼和助威声。当然这些机构也不会给普通人造成任何麻烦，它们给一般大众比贵族更多的自由，后者的一举一动都在它们的监视之下，如果没有特别许可，贵族们不能离开威尼斯城，更别提远赴国外。因此普罗大众没有为皮萨尼或孔塔里尼流一点眼泪，因为他们只为自己所属的心怀不平的阶级发声，而从不是，甚至从来没有假装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平民们认为这些激进分子越快被关进保险的地方越好，在那里面待得越久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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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雷尼耶剩下的七年执政期风平浪静。公元1782年5月，他款待了借道前往维也纳的教宗庇护六世，这是自公元1177年亚历山大三世战胜红胡子腓特烈之后在任教宗第一次访问威尼斯。次年，出于一些如今我们并不明了的理由，执政官和元老院拒绝了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这三位全权大使提出让威尼斯与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签订贸易与友好协议的提案。与此同时，雷尼耶唯利是图的行径随着年纪增长愈发变得恬不知耻，因此大多数的威尼斯人都发自内心地讨厌他。到目前为止，这位执政官最大的政绩（尽管他也不能独享所有的功劳）是一条由不规则石块垒砌起来的巨大防波堤“穆拉齐”，这条环绕佩莱斯特里纳岛沿岸的防波堤底部宽达十四米，总长近四公里。这条庞大的防波堤始建于公元1744年，经过三十八年才宣告竣工。它如今仍然矗立在原地，虽然随着时间流逝，防波堤起到的作用令人遗憾地慢慢变小，但它的存在仍是一个事实的明证：长期以来作为威尼斯庇护所的大海，也开始与这个国家为敌。而在参加这座防波堤落成典礼的人中，一定有不少人伤感地意识到威尼斯如今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更大危险，但它却无力自保。当下威尼斯所能做的就只有继续伪装下去，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保罗·雷尼耶于公元1789年2月，在无人为他哀伤的弥留之际，无意识地为共和国做出了最后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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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按照惯例接受国葬，尸体在夜里秘密安葬于圣托伦蒂诺教堂，这样就不会干扰到狂欢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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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46 覆亡（公元1789—17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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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者的逻辑即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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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刻就向您解释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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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封丹，《狼与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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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89年5月9日，当威尼斯共和国第一百一十八任执政官，也是末代执政官卢多维科·马宁以二十八票对十三票的选举结果当选时，他和他的子民们都没有意识到，就在四天前，法兰西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以此为开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会把法兰西送入革命的风暴。不过即便这个消息传到里亚尔托，威尼斯人或许也不会太留心。七十余年来，威尼斯人生活在象牙塔中，深信传统的中立政策可以让他们避免一切不幸，他们与邻为善的决心会得到广泛的敬重。然而威尼斯人在整个共和国历史中所犯下最大的战略错误，就是他们本该更早发现这个信念是站不住脚的，也不该坚持它如此之久，造成这种灾难性的自我欺骗局面，卢多维科·马宁需要负起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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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宁成为执政官，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选择。其一，与过去几个世纪来的执政官们不同，马宁不是传统威尼斯贵族阶级的成员。他来自弗留利当地的豪门望族，这个家族在公元1651年花了十万杜卡特买到了威尼斯金书中的一席之地，此时距离卢多维科出生不过七十四年。因此对他的大多数资深同僚来说，卢多维科·马宁是一个暴发户；有人听见在执政官选举中被马宁击败的彼得罗·格拉代尼戈在选举后的庆典活动中喃喃自语：“让这么个弗留利执政官统治，共和国完了！”八年之后，他的这句话被所有人牢牢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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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宁在公共生活方面的政绩很出色，但并没有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被人记住的政绩主要是公元1757年任维罗纳任代官时在治理洪灾时表现出的极高效率。与前任执政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宁是个诚实的人，即便是在之后最糟糕的日子里，人们也没有质疑过他的正直。不过在他被选中领导共和国的那几年里，治理国家所需的其他资质，如力量、远见、勇气以及坚定的意志，要比诚实重要得多，上述资质一言以蔽之，即是领导力，这恰恰是卢多维科·马宁所缺乏的。如果有人通读逐渐步向死亡的威尼斯共和国最后一段日子中令人痛苦的记录，不禁要怀疑这些精神是否已经完全在威尼斯消失了。只有一个名叫弗朗切斯科·佩萨罗的人一开始就预见了危机，他尽全力让他的同僚们觉醒并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是什么，但还是失败了。当最终的结局到来时，他发现其实他自己同样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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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第三等级在6月17日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在一开始就强调了和平的意图，但是欧洲各国君主们的态度很快就表明和平是不现实的。革命思想是令人兴奋的东西，它已经传遍了整个西欧，如果任由其传播发展而不加组织，那么很快其他国家君主的宝座也会像法国的一样摇摇欲坠，千余年来欧洲大陆的政治基础也将处于危险之中。公元1790年6月，威尼斯驻都灵宫廷的代表致信元老院，警告有一个法兰西的秘密组织正在向全意大利派遣代理人，为的是宣传革命和策动叛乱。三个月后，驻巴黎大使安东尼奥·卡佩洛在一封长篇急件中证实了这并非杞人忧天的谣言。他写道，这个组织包括了一些国民议会中最出众的成员，比如米拉波、拉法叶和西哀士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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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威尼斯或许可算是共和国，但它从未将自己假扮成一个激进的平等主义国度。事实上，它的整个体制是彻头彻尾的精英政治，尽管近年来威尼斯的贵族阶层被允许注入新鲜血液，但对普通市民来说，要进入这个阶层，依然比在不列颠甚至法兰西困难许多。在后两个国家，平民往往可以凭借财富、个人才能，或者靠取得国王欢心提升身份。对威尼斯统治阶层的各个家族来说，他们对革命的主义与信条的敌视和厌恶毫不亚于奥地利、英格兰和普鲁士那些最保守的封建贵族。因此简而言之，欧洲的王公贵族没有理由不认为威尼斯会成为一个热心抵抗近在眼前的罪恶与混乱的盟友，尽管它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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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他们的幻想就破灭了。威尼斯共和国没有低估颠覆活动的危险，它或许已经安全地处置了乔治奥·皮萨尼和卡洛·孔塔里尼，但在贫穷的贵族“巴拿巴人”和普通市民中，还有许许多多人很少或毫不掩饰对这些人从事的激进事业的同情。十人议会和监察官员收紧了对城市的控制，审查制度变得更加严格，政治性的公开集会被禁止，所有外国人和很多本国国民都受到监视。但当公元1791年11月，撒丁国王维克托·埃曼纽尔建议威尼斯加入一个意大利统治者们集体抵御雅各宾派威胁的联盟时，威尼斯回应它没有必要考虑这些事，雅各宾派的威胁被夸大了，它可以自行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并且很好地将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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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后，反法同盟发动战争，奥地利最先加入，之后很快普鲁士和撒丁王国也加入其中。接着，公元1792年8月10日，巴黎暴民冲进杜伊勒里宫屠杀王宫的瑞士守卫，搜寻皇室成员，令他们紧急逃入国会大厦避难。这件事给威尼斯大使阿尔维塞·皮萨尼一次可怕的冲击。他给他的朋友写信时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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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从未见过如此可怕、血腥，令人畏惧的景象……全副武装的暴民在中午时分，于光天化日之下冲进宫殿，拖着重火炮，不断咆哮着：“国王在哪儿？国王在哪儿？”不过他们没有找到他……王宫卫兵和驻扎在那里的轻骑兵死伤惨重，死者人数大约在一千人到三千人。我感到无比恐惧和混乱，以至于无法描述所见情景，它可以令最强韧的精神畏缩崩溃。从我因为枪炮开火而摇晃不已的住所窗户望出去，目之所及血流成河。请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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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受伤的轻骑兵被带进屋里，他们后面跟着百余名暴民。我关上了门，当这些武装分子走近时，他们叫喊道：“大使先生！您把国王窝藏在家里，把他交出来！”这时我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勇气，我让神父把惊恐的孩子们带上楼，接着打开大门，现身于残暴凶恶的人群面前，发誓除了一些伤者，没有任何人在这屋子里避难。“来吧，朋友们，”我朝他们叫嚷，“来呀！你们自己看看！”这时全能的主保护了我，他们相信了我的话。没有人进屋，但是他们转身离开时，仍然喊着：“把国王交出来！”……如今骚乱稍微平息了一点，但这能维持多久呢？人们担心这儿会发生更多可怕和悲惨的事情，这儿危机四伏……我现在只考虑自己以及战栗不已的家人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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