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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这根粗短的斑岩石柱如今仍然矗立在圣马可大教堂的西南角。它是十字军东征时期威尼斯人从阿卡得到的战利品，从公元1256年起，它作为威尼斯共和国发布法令的惯用场地，直到共和国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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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这幅画名为《圣母的胜利》，讽刺的是，它如今成了卢浮宫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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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巴尔巴里戈家族宏伟华丽的家族坟墓，哪怕不是出于安东尼奥·里佐本人之手，也是他手工作坊的产品。它原本保存在慈恩圣母教堂（如今的学院美术馆），但当教堂被改作世俗用途时，它遭到了破坏。这座陵墓包括了阿戈斯蒂诺执政官跪像的最大一部分，如今收藏在圣母安康教堂的前厅圣物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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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其原文如下：Fo ditto per la terra esser stà tosegado， ma non fu vero, fu da graveza el crep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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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这幅肖像原本属于威廉·贝克福德的收藏，如今保存于伦敦的国家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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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它是彼得罗·隆巴尔多的杰作，也是威尼斯最可爱的小教堂之一。尽管教堂的内部工程在之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它还是在公元1489年12月31日接受了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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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哈德里安“富有枢机”的名声已经传遍整个罗马，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身为赫里福德的主教，他在次年将这个教区换成了巴斯和韦尔斯的教区。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染上了疾病，“内脏有火灼般的感觉，令他头昏目眩，身体麻木”……而尽管他及时恢复了健康，但在此之前他全身的皮肤都从身体上剥落了下来。见《国家传记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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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肖蒙领主查理·德·安布瓦斯是安布瓦斯枢机主教的侄子，康布雷同盟中法兰西方面的签字代表。卢浮宫藏有列奥纳多·达·芬奇为他绘制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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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在萨努多的日记中（第十卷，第9—13页），保罗·卡佩洛在他的信中记录了三份典礼目击者的见闻，其中两份来自威尼斯使团，一份来自威尼斯籍的科纳枢机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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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当然，执政官和他的内部执政团一如既往地出席了会议（见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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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他的遗体被送回威尼斯，哀荣备至地安葬在圣乔瓦尼保罗大教堂，如今在教堂的南耳堂中还可以见到他的纪念碑，以及上面鎏金木质的骑马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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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通常人们认为阿尔迪内出版社最初的所在地是位于泰拉二号运河的一座小型哥特式宫殿（No.2311），但根据可靠证据，它应当在广场上的一座建筑内。见塔西尼，《威尼斯的好奇心》，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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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公元1510年，在威尼斯使节送回国内的信件中，评价罗马的法兰西人给予的待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原文：“Francesci sono tutti storniti la mita più di quello erano nostri l’anno pass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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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事实上教宗恢复健康，神迹的功效十分有限，反而是医生让他戒酒的嘱咐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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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不久后他的遗体被送回米兰安葬，我们现在可以在公民博物馆见到出自班巴亚之手的精美绝伦的陵墓纪念雕塑。但遗憾的是，陵墓其他的部分都散佚了，只有一部分保存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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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这份记录出自当时在西班牙朝廷担任佛罗伦萨大使的圭恰迪尼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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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见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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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尤利乌斯教宗拆毁老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内部几乎所有陈设的行为，是基督教历史上最无耻的官方破坏历史文化行径。此时这项拆除活动已经彻底完成，由布拉曼特设计的新大教堂随即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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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此时在米兰或其附近的瑞士军队中，领导者们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差不多有一万人接受了法兰西人的重金贿赂返回祖国，最多只剩下一万五千人依然保持着对米兰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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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马里诺·佐尔齐报告》，阿尔贝里，《威尼斯报告》系列二，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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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他从母亲疯女胡安娜，即斐迪南国王与伊莎贝拉女王的女儿那里继承了这些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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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见第29章。格里马尼的执政官承诺书现今收藏于大英博物馆，这份文件的内容有一点格外引人注意，它终结了一个几乎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一般悠久的脆弱传统——在执政官就职典礼上，他要赠给各地的地方长官野鸟。鉴于后者的数目在数年内激增，而本地野生动物的数量相应减少，这个传统便越来越难以维持。于是从此之后格里马尼和他的后继者们就开始分发特制的钱币代替野鸟，为了纪念这些鸟，这种硬币以“oselle”的名字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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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现在位于圣马可广场上的钟楼并不是最早的那一座。原钟楼在公元1902年7月14日坍塌，十年后的公元1912年，在其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外观相近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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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格里马尼的纪念物中，现存最优秀的作品是位于执政官宫四门厅的两幅肖像画。其中一幅由提香原作，在画家去世后借他人之手完成，随后它被卖出。另一幅画的作者则是提香的学生乔瓦尼·孔塔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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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出人意料的是，马可·韦切利奥将这件事描绘成画留在执政官宫的十人议会大厅内，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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