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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新的绝罚令可能会像上一次一样被忽略，但是教皇公布它的时机恰到好处。在绝罚令于卡普阿公布后的数天后，里夏尔亲王病了。一个月后，在与教会经过11个小时的和解协商之后，他去世了。一夜之间，南意大利的整个政局都发生了改变。里夏尔和罗贝尔·吉斯卡尔一样，也是教皇的封臣，他的儿子约尔丹知道自己还承受绝罚的话就无法继承父亲之爵位。因此他紧急取消了对那不勒斯的包围和在阿布鲁齐的行动，然后匆匆赶往罗马，同他的宗主议和，承诺永远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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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吉斯卡尔本质上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他妹夫去世的消息不可能完全让他不动容。他们两人在30多年前同时从诺曼底来到这里，而且都迅速发展起势力。很长时间里，他们的封臣都记得他们一起控制着南部的两大诺曼人团体，将位于阿韦尔萨和梅尔菲的早期定居点发展成今天富裕强盛的国家。如同所有优秀的诺曼贵族，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战争中，但是他们并肩战斗的时间和互相对抗的时间一样长，若说承诺有时遭到背弃，友谊会被背叛，那也都是博弈罢了，他们知道，这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两人都没有一直忌恨对方，彼此都尊重对方的能力。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维持着快乐、轻松的合作关系，事实证明这对二人都有利。吉斯卡尔此时62岁，对他而言，里夏尔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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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的野心和精力并未消退，他甚至计划进行一场比之前更大胆、更远大的征服行动。但是此刻，他知道必须先收起号角。年轻的约尔丹做出了愚蠢的决定，他想卑躬屈膝地前往罗马，完全破坏了诺曼人的进军势头，让自己变成实现教皇意愿的工具。难道格里高利不会迫使约尔丹调动他无事可做的军队，来解贝内文托之围？冒险无益。罗贝尔命令他的军队撤退，攻击贝内文托还需缓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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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担心是对的。教皇终于找到了一个盟友，而且是握有一支军队的盟友，他决心充分利用起来。里夏尔去世后不到3个月，我们发现格里高利就已经待在卡普阿了。他可以将自己强大的意志毫不费力地施加在年轻的亲王身上，后者独自一人，还缺乏经验，可怜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在愤怒而掠夺成性的普利亚公爵面前。教皇并未执行至关重要的授职仪式。约尔丹也许不喜欢格里高利现在给他的建议，但他没有争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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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很幸运，罗贝尔·吉斯卡尔在当年的早些时候激起了他所有主要封臣的强烈反对，因为他要把女儿嫁给埃斯特侯爵阿佐的儿子休，所以逼迫封臣们支付他参加复杂的庆祝仪式的费用。在北方的封建社会，这样的摊派被公认为封臣的义务，但是对普利亚的贵族来说，他们有很多人知道吉斯卡尔的出身，认为他在出身和血统上并不比他们更高，因此他的索求被视为不可饶恕的傲慢行为。他们支付了费用，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但是约尔丹——他肯定受到了教皇的煽动，或许还收了教皇的钱——成为新一轮针对普利亚公爵的叛乱的中心之后，罗贝尔的封臣们便准备响应他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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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组织严密，范围广泛。从1078年秋季开始，反叛同时在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的几个地方爆发，迅速扩展到罗贝尔·吉斯卡尔在大陆上的所有统治区。细节不必详述。反叛在南方是地方性的，罗贝尔从来没有十足的把握去完全镇压它们，也从来没有软弱到束手无策。正因如此，每一次叛乱都很相似，甚至其领袖（如阿伯拉尔、孔韦尔萨诺的杰弗里或特兰尼的彼得）都差不多是同一批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贝尔缺乏报复之心。这一次，9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吉斯卡尔通过一直以来的调停者德西德里乌斯让约尔丹与他单独媾和，从而恢复他的权威。约尔丹事实上几乎没有积极参与所发起的叛乱，或许是因为他从未真正把心思放在上面，他很快就对自己轻易屈服于教皇的压力而感到后悔。罗贝尔现在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普利亚了，他在1078—1079年的冬天发动了一场旋风式的战役，其中的亮点是西吉尔盖塔在她丈夫进攻塔兰托之时率军成功攻下了特兰尼。没过多久，罗贝尔就消灭了剩余的叛军，到1079年夏天，平定的工作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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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罗马的教皇格里高利看到自己的希望破碎了，而不幸继续伴随在他身边。将毕生精力投入侍奉上帝事业的他，却在担任教皇的7年里，处处有身负罪孽的势力阻挠他。亨利四世如今已经不同于那个在卡诺莎的卑躬屈膝的悔罪者，教皇第二次发出的绝罚令被证明没第一次那么有效。亨利威胁要南下意大利获取自己的皇冠，似乎不久之后他就会出发。教皇再一次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罗贝尔·吉斯卡尔成了问题的关键，毕竟约尔丹明显靠不住。罗贝尔也像亨利一样两次遭到绝罚，不过他是同时承受两次绝罚的，但他受到的绝罚并没有阻止他在有争议的地方重塑自己的权威。他的根基现在比之前更加稳固。过去教皇考虑过重获罗贝尔的效忠，自尊和以前害怕丢脸的情感让他退缩了。而现在再顾虑的话，他无法承受之后的代价。如果他不快点去找普利亚公爵达成协议，亨利四世就会去找罗贝尔，如此一来，格里高利不久就会丢掉教皇之位。1080年3月，我们发现教皇对诺曼人的唇舌已经略有软化。在当年的四旬期会议上，他颁布了一则针对所有教会土地的“入侵者和劫掠者”的进一步警告，但是这次加入了一条有和解之意的注释：如果这些领地上的居民想要提出控诉，则应该向当地的长官提出；如果正义仍然得不到伸张，他们可以自己采取措施来恢复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不得以偷窃的方式，而应以符合基督徒精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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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马上调转帆桁。在春季，他指示德西德里乌斯开始与罗贝尔·吉斯卡尔进行严肃的协商。协商成功了，在1080年6月29日的切普拉诺（Ceprano），普利亚公爵在格里高利七世面前跪下，并且就他之前从教皇尼古拉和亚历山大那里获得的土地宣誓效忠。而对新近获得的有争议的领土，也就是阿马尔菲、萨莱诺、马尔凯的费尔莫（Fermo），则暂时悬而不决，但这不是罗贝尔非常担心的事情。对他来说，格里高利在授职仪式上的话语算是在事实上承认了他征服的土地，这就足够了，法律上的技术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解决。同时，切普拉诺的会面是吉斯卡尔的又一次外交胜利，双方都心知肚明。格里高利最后肯定明白了，7年前他在贝内文托的时候，地位还比较强大，当时拘泥于自己尊严的做法是多么不明智。但是如今，谴责自己已经太晚了。他需要罗贝尔的支持，并且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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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普利亚公爵将他的大手按在教皇的手上，并以洪亮的声音表示效忠时，乌云汇聚之快超越了他们的了解。4天前，在布里克森（Brixen，今布雷萨诺内［Bressanone］）小镇，即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以南的地方，亨利四世召集他的德意志和伦巴第的主教举行了会议。参会人员公决，再次宣布废黜格里高利七世，拉文那大主教吉伯特（Guibert）被立为教皇，即克雷芒三世（Clement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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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阉割和损坏身体之刑在君士坦丁堡很常见的时候，安娜·科穆宁娜用近于病态的迷恋反复谈论格里高利的行为：“他把自己的怒火发泄到亨利的大使身上。他首先残忍地折磨他们，随后用剪刀剪去了他们的头发……最后对他们做出了最下流的暴行，这甚至比野蛮人的傲慢还严重，然后才送他们离开。我那女性的尊严和贵族的尊严不允许我直呼加诸他们身上的暴行，因为这真的不符合高级教士的身份，也不符合任何背负基督徒之名的人。我厌恶这种野蛮人的想法，更讨厌这种行径，如果我把事情写得清清楚楚，那么我的笔和纸都会被玷污。但是若能展示一种野蛮的傲慢行径，能证明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不知羞耻，变得邪恶，就算我揭露或讲述他行为的话仅留下只言片语，也已足够了。以上就是一个高级教士做的事。呜呼，正义啊！”（The Alexiad，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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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夏朗东认为（I, 243），德西德里乌斯是按照教皇的指示行事的。他的说法不太可能是真的，因为格里高利不会乐意看见诺曼人在此时联合起来，也不会鼓励教会中的头面人物与受绝罚的人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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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1016-1130（西西里的诺曼王朝Ⅰ） 16 对抗拜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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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所有人之中最睿智、最博学的人……那些与你谈过话，并且熟知你的人，均高度称赞你的聪颖，称赞你在宗教信仰和个人事务的处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虔诚。众人都说你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人，同时你又以一种简单又富有生气的精神，热爱着行动。于是，我在你的性格和习惯中看见了我自己，因此，让我们为友谊干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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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米哈伊尔七世致罗贝尔·吉斯卡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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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年7月，吉斯卡尔从切普拉诺南行，前往他位于萨莱诺的新都城，生活应该看起来如同他周围的乡村一样，丰饶而绚烂。他所有的统治区都宁静安全，他所有的敌人都被降服了。他在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封臣正在舔舐伤口。在他们的最后一次战争中，他对待他们的方式比以往都要严厉：他希望该地区在此刻不要再带来麻烦了。教皇和卡普阿亲王也表现得非常好。诚然，皇帝亨利可能很快就会以长期威胁的面貌出现在罗马，但罗贝尔不畏惧亨利，而且亨利在让教皇保持规矩的问题上起到了很大作用。尽管公爵最近对格里高利立下了誓言，但他没有坐下来无所事事地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德意志军队，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已经64岁，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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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很早就梦想组织诺曼人进攻拜占庭帝国，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他的梦想逐渐形成实实在在的计划。希腊人是他最古老也是最持久的敌人，他已经将他们驱逐出意大利了。但即便到现在，希腊人也没有放弃斗争，如果罗贝尔在普利亚的封臣图谋造反，君士坦丁堡总会送来同情和支持，而且在意大利之外流亡的诺曼人和伦巴第人会选择亚得里亚海对岸属于拜占庭的伊利里亚行省作为集结地，罗贝尔的侄子阿伯拉尔现在就在他们中间。这在罗贝尔的眼中不仅是一场正当的惩罚性战役，他的真实意图隐藏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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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公爵在大陆上的所有地盘都是从希腊人那里征服得来的，这些地方浸染着拜占庭文明的芬芳。所以，诺曼人突然发现自己被语言、宗教、艺术、建筑等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包围了，这种文化比他们所了解的其他欧洲文化更为复杂，更为绵长。由于极为容易受到外来的影响，他们迅速做出了反应。在人口以伦巴第人为压倒多数的普利亚，影响和回应都微乎其微。但是在主导文化倾向于希腊的卡拉布里亚，诺曼领主保留了几乎所有旧有的行政形式和风俗习惯，并且更倾向于采取拜占庭的方式，而非强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被教皇尼古拉授予了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头衔之后，罗贝尔·吉斯卡尔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经过深思熟虑，故意在臣民面前以巴希琉斯（Basileus）继承者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印章上模仿皇帝的标志，并且在正式场合穿着模仿皇帝长袍的衣服。与希腊人密切交流的族群在文化层面上发展出显著的自卑情结，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之前的罗马人和后来的大多数斯拉夫人均是如此，土耳其人直至当代都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即便是所向披靡的、自信的诺曼人也未能例外，他们只知道一种补救方式，那就是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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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0年里，拜占庭自身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混乱。在战斗前线，她的敌人——北方和西方的匈牙利人、罗斯人，南方和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保持着不间断的压力。同时在其心脏区域，连续的无能统治者和腐败官员已经将她引到政治和经济崩溃的边缘。她古代的荣光还在，但是她的伟大已经消逝。在过去的七个半世纪里，她的状况从没有像1080年夏天这样令人绝望。而幸运的罗贝尔此时碰巧空前强大，他眼前的君士坦丁堡明显无力抵抗他。他的军队需要活儿干，他的舰队也是。舰队的新奇之处依然吸引着他，但是他厌倦了用它来进行无休止的封锁，是时候让它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看看它能做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了。他到达意大利是35年前，当时他是一位籍籍无名而贫穷的诺曼骑士的第6个儿子，而东方帝国的帝位将是他生涯的最好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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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年里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件，即使作为他插手的原因不够充分，那么至少也是一个借口。1073年初夏，皇帝米哈伊尔向教皇求援，请求帮助自己对抗异教徒，他觉得没有必要提到自己已经联系过普利亚公爵。事实上，他在数月前就已经写信给罗贝尔，虽然信的笔调是典型拜占庭式的冗长复杂，却至少避免了虚情假意的谦逊，令人耳目一新。皇帝解释说，其他王公如果偶尔收到皇帝对和平的保证，就会觉得受到了足够的尊重，但是对于同样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的罗贝尔公爵来说，被挑出来受到皇帝的尊重一定不会让他太惊讶。有什么比通过忠诚的婚姻而确立的军事联盟更有象征意义呢？因此在适当的自夸之后，他向罗贝尔提出，罗贝尔应该承担作为帝国盟友的责任——保卫其前线，保护其封臣，与其敌人展开无休止的战争。作为回报，罗贝尔的一个女儿将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最高的荣誉：作为新娘，嫁给皇帝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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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卡尔收到信的时候应该很高兴。除开让人听起来觉得有趣而不是冒犯的口吻，这封信还证明了他日渐增长的名声。即便现在拜占庭处于困境之中，米哈伊尔计划的这种皇室婚姻也不是草率的安排。另一方面，罗贝尔真心不喜欢希腊人——他一直如此——他觉得没有必要和他们牵扯到一起，因此他没有回复。皇帝很明显因这种漠视的行为而感到震惊，便又写了一封信，这次他的态度就没那么高人一等了。他甚至用奉承的方式，将普利亚公爵与自己相比较。接下来他用冗长的赞美形容自己的兄弟，描述他聪慧异常，德行出众，而且“颇为英俊，如果有谁谈到相貌，他必定是帝国里的一位人物”，他生于紫色寝宫，①在各个方面都是罗贝尔女儿——他此时小心地指定最美丽的一位——的理想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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