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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分裂正是他眼中牵涉基督教基本原则的争论。伯尔纳毫不犹豫地宣布支持英诺森，从那一刻起，结局便已注定。和以前一样，他的理由是感情上的。教皇秘书长兼枢机主教艾默里为英诺森出谋划策，他应为整个争论负直接责任，而他正是伯尔纳的私人密友。另一方面，阿纳克莱图斯出自克吕尼修道院，而伯尔纳嫌恶克吕尼修道院，因为他认为它背弃了改革派的理念，认为它屈从于应该被根除的财富和世俗的诱惑。更糟的是，阿纳克莱图斯祖上还是犹太人。伯尔纳在后来写给皇帝洛泰尔的书信中写道：“如果犹太人的后代居然获得了圣彼得的教皇宝座，就等于伤害耶稣基督。”他似乎没有想过圣彼得本人的族属为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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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年夏末，法国国王路易六世（Louis Ⅵ，绰号“胖子”）在埃唐普召开宗教会议，以咨询他应该支持两位教皇中的哪一位。伯尔纳已做好突袭的准备。他敏锐地发觉，若要调查选举的合法性，则对他弊大于利，所以他坚定地着眼于个人品性，立刻发动了一场骂战，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枢机主教团中的一位广受尊敬的高级教士在他听众眼中变为敌基督（Antichrist）。虽然没有任何埃唐普会议的文件流传至今，但是可以追溯到该时期的一封修道院院长的书信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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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说，阿纳克莱图斯的追随者“与死亡订立了协议，和地狱签署了契约……可怜又招人嫌恶的行为在圣地出现，他在神的祭坛上纵火。他迫害英诺森，也迫害英诺森那边的清白之人。英诺森从他面前逃开，因为‘狮子［对应皮耶莱奥尼的名字］吼叫，谁不惧怕呢？’（《阿摩司书》3：8）他听从了主的话语：‘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马太福音》10：23）于是他逃走了，因为他仿效使徒而逃离，这足以证明他自己也是一位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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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很难相信这种诡辩式的辱骂可以被人严肃地对待，遑论带来什么持久的影响。但是伯尔纳控制了埃唐普会议，正是因为他，英诺森在法国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在英格兰的亨利一世那里，困难更少。起初亨利也很犹豫：阿纳克莱图斯在他的宫廷中做过教皇使节，何况两人还是私下的朋友。然而伯尔纳亲自拜访英格兰，与他谈论此事，亨利的抵制瓦解了。1131年1月，他赠予英诺森各种礼物，并且在沙特尔主教座堂（Chartres Cathedral）向英诺森宣誓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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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下帝国的问题。德意志国王洛泰尔二世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他年近六旬，身体强健，性格骄傲而固执，他当上皇帝时是不那么重要的贵族。他在1125年被选为国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枢机主教艾默里有密切关系的教皇派的影响。因此，他应该倾向于支持英诺森。但在另一方面，阿纳克莱图斯给国王夫妇、德意志和萨克森的教士与平信徒送去了非常礼貌的书信，告诉他们，他的枢机主教同侪“以惊人的一致”将他推上教皇的宝座。他还在之后的书信中将与洛泰尔争夺王位的霍恩施陶芬的康拉德处以绝罚，驱逐出教门。洛泰尔知道，只有自己在罗马加冕为帝，才能说保证胜过了康拉德。无论敌对的教皇主张如何，他都不想挑战实际控制圣城的那一位。他决定尽可能拖延下决定的时间，并选择不回复阿纳克莱图斯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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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他发现，他不能长时间保持观望的态度，因为情况发展得太迅速了。在整个西欧，英诺森一派的势力已变得颇为强大，他们在埃唐普已经得到了更多的支持。1130年秋，该派已经强大到足以迫使洛泰尔下决定了。10月，16位德意志主教在维尔茨堡（Würzburg）开会，宣布支持英诺森。1131年3月末，英诺森率领全部侍从在列日（Liège）接受国王的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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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泰尔无法对抗他的主教们。而且，英诺森现在已经是得到普遍接受的教皇了。在欧洲所有的王公中，阿纳克莱图斯只剩下一位效忠者——西西里的罗杰。这一事实足以让本可以支持他的帝国转而反对他。任何教皇，无论合法与否，有什么权力可以让那些新发家的诺曼人在本属于帝国的领土上加冕称王？罗杰加冕之后，洛泰尔就不再有丝毫迟疑了：教皇必须是英诺森。然而——也许是由于其他原因，他想保留些颜面——他试图提出一个条件：9年前帝国失去的以戒指和牧杖为象征的主教叙任权，应该归还给他和以后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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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考虑到伯尔纳。伯尔纳陪同英诺森前往列日，而这正是他所擅长应对的那种危机。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当着众人的面，无情地斥责国王，要求国王放弃自己的企图，并无条件地向合法的教皇宣誓效忠。一如既往地，他的话语——更可能的是话语背后的人格力量——起到了作用。这就是洛泰尔与伯尔纳的第一次相遇。洛泰尔过去不太可能被人以这种方式说过话，他不缺少道德品质，但是这次他的直觉告诉他，自己的地位不再稳固。他屈服了。在会议解散之前，他向英诺森正式宣誓效忠，并为效忠而付诸一次对教皇来说更有价值的行动——洛泰尔亲率一支德意志军队，带着教皇前往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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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加冕的时候，罗杰就已经意识到阿纳克莱图斯和自己身上的压力，他已经无法逆转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对立教皇联系在一起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加入了一场赌局。他的王冠可能确实是政治所需，但是现在的代价却是承受半个大陆的怒火。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无法避免的。新出现的、野心勃勃的强大势力，在国际舞台上是不受欢迎的，更何况西方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仍宣称罗杰建立王国的土地应属于它们。更不幸的是，他此时不仅必须对抗当时欧洲的政权，还要对抗精神上的势力，尤其精神势力的代表是以下二人：明谷的伯尔纳和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得。在选举之后的头几个月里，罗杰可以和两个自称教皇的人讨价还价。比起向他求助的阿纳克莱图斯，英诺森的未来看起来更加光明。在现实面前，罗杰肯定难受地感觉到自己押错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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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产生威胁的帝国和教会，新国王还有其他敌人。其他同样危险的敌人近在咫尺，那就是城镇和贵族们，后者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是半岛恢复秩序、完成统一的主要障碍，之前奥特维尔家族的人也是这么想的。唯有卡拉布里亚没有任何成规模的居民点或重要的居民点，因此当地居民乐于接受国王的统治。坎帕尼亚的城市与北意大利的城市有所差异。在北意大利，由于贸易的恢复、帝国控制的松弛以及开始组织化的手工业，一些独立的商业城邦得以建立，它们采用民主政治——这也是之后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特点。坎帕尼亚的城市在政治参与上不及北意大利城市，却已被这股公共自治的香气所勾引，它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地反映了正在流行的背离统一的倾向。普利亚的情况也差不多。巴里已经成为一个由“执政团”（Signory）控制的地方，由受到法律限制的王公控制下的城市贵族统治。特罗亚在特罗亚主教之下形成了相似的系统。莫尔费塔和特兰尼则是公社。如果可能的话，没有城市希望被管理严格、高度集权的君主国统治。留给它们表明态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罗杰在3年前匆匆穿过意大利本土的公爵领之时，为了回报城镇的快速投降之举，偶尔会允许它们继续控制自己的城墙和城堡。当时的这种安排符合罗杰的目的，但他无法再做出这种让步了。从此时起，他的权威只要存在，就必须是绝对的权威。1131年2月，他正式要求阿马尔菲的市民放弃城防，将城堡的钥匙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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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尔菲人拒绝了，他们声称国王践踏了他们在1127年投降时签订的协议，虽然他们说得没错，但是罗杰认为两者不相干。对他而言，这就是公然的反抗之举，换谁都忍不了。年轻的黎凡特希腊人安条克的乔治以后将成为最伟大的西西里海军统帅，现在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起点，他奉命率舰队封锁该城的海上通道，并俘获所有停在锚地的阿马尔菲船只。同时，另一位希腊人，也就是担任埃米尔的约翰，率军从背后的山区接近该城。遭到围困的市民无力抵抗，他们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当他们看到卡普里（Capri）及附近所有的据点尽数落入西西里军队手中，他们也只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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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英里外的那不勒斯，公爵塞尔吉乌斯七世（Sergius Ⅶ）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他的焦急已迅速转化为警觉。他一度想向阿马尔菲伸出援手，但是在得知西西里军队的规模后，他立刻改变了主意。因此，泰莱塞的亚历山大得意地记录道：该城“自罗马时代以来就极少被刀剑征服，但是现在却仅仅凭借一则军力的报告，便向罗杰投降了”。最后，当时由阿纳克莱图斯授予罗杰的所有领土，现在又被罗杰尽数掌握在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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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夏天，在3艘那不勒斯舰船的护卫下，罗杰乘船返回巴勒莫，却在海上突然遭遇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在海上度过了两天，一行人似乎将要葬身大海，罗杰立下了誓言：如果他们能够安全地回到岸上，他将为救世主基督建造一座主教座堂。次日刚好是主显节（Transfiguration），暴风雨停止了。船只停靠在切法卢的海湾里，停靠在至今还占据着大部分巴勒莫东海岸的巨岩之下。这块巨岩曾经庇护着一座繁荣的小镇，在拜占庭时期，有主教在镇里驻扎。但是撒拉逊人占领这里之后，它的重要性降低了。1063年，罗杰一世攻击了这里，并将其大加破坏。现在，轮到他的儿子来做出补偿。罗杰上岸后，下令在登陆处修建一座小教堂，以纪念圣乔治，他宣称自己在风暴正盛时见到了圣乔治。②随后他令人带测量杆来，立刻开始主教座堂的选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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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这则故事，当地学者为它的真实性争论了一个多世纪。怀疑的人指出，没有任何当地的编年史可以证实，甚至泰莱塞的亚历山大也没有记载，而他是罗杰的传记作者中最能奉承的一个，还特别喜欢这类故事。另一方面，罗曼蒂克的人则找到一份同时代的证据，它是19世纪80年代发现于巴塞罗那阿拉贡王国档案中的一份文件，他们认为没有太多质疑它的空间。③他们的证据很有说服力，却不能完全证明此事为真。我们只能确定，1131年9月14日，切法卢再次拥有了自己的主教，这一次是一位拉丁主教。此时，教堂的修建工作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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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的容颜改换得极快。唉，欧洲其他地方的投机者和地产商也将注意力投向西西里，许多世外桃源般的景致都被混凝土建筑和汽车旅馆破坏了。但是在这块土地上还有两座建筑杰作，无论是遥看还是近观，都美得摄人心魄。其一是塞吉斯塔神庙（Segesta Temple），当地的背景为这处遗址的美增色甚多。无论如何，人们会被它坐落的高台、高台与周遭山岗的关系，被壮丽感、孤独感和静寂感所震撼。这不是说贬损神庙本身，她太美了。但是，几乎所有的希腊神庙都是如此，必须承认，它们彼此之间特别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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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则是切法卢主教座堂，它是独一无二的。第一眼从西侧的沿海道路望去，它周围的环境与塞吉斯塔神庙毫无相似之处。一片轮廓柔和的海滩上长着松树和刺梨，将我们的目光引向海湾远处，那里有一簇拥挤的屋顶。在屋顶背后的城镇中，升起了罗杰的主教教堂，它毫不费力地俯视下面的房屋，和林肯郡（Lincoln）和达勒姆（Durham）的主教座堂一样。在主教座堂背后是该城之所以得名的岩石。古代的希腊居民把这里看作一颗巨人的头颅，但它更像巨大而宽阔的肩膀，方正而结实，为该镇提供了保护。既不至于太近给人压迫感，又不至于太远而遭人忽视，岩石和小镇浑然一体，彼此互补，彼此相融，而主教座堂构成了它们之间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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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第一印象。但是只有抵达中央广场，才能完全欣赏切法卢主教座堂的壮丽之美。观众会第二次感到吃惊，这次的原因有所不同——教堂的位置极为完美。教堂坐落的岩石斜坡有一些坡度，比广场略高，若观者要接近教堂，只能从斜下方逐渐接近，就像接近帕特农神庙一般。越来越近，真实感也逐渐增强。它的外观不仅是西西里的诺曼建筑中最迷人的，也是全世界所有主教座堂中最为迷人的。教堂正面有两座塔楼，它们有些差别，而非一模一样。塔楼之间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精致连拱廊。我们见到的教堂的正立面可以追溯到1240年，也就是罗杰时代的一个世纪之后。在此之后，这种早期诺曼西西里建筑典型的东西方交融的风格消失了，剩下华丽的南方罗马式建筑，简洁而不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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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切法卢主教座堂外面的样子，但是它最伟大的奇迹还不仅于此。你再沿着楼梯而上，穿过两尊奇特而惹人喜爱的巴洛克风格的主教石像，走过内部庭院，来到三拱门式的柱廊前，这柱廊建于15世纪，却毫不逊色。走过柱廊，就进入了教堂内部。你第一眼或许会看到一处令人失望的小瑕疵：两根古罗马立柱之间的一些细长的拱——这些拱的形状无疑会让人想到伊斯兰建筑的影响——差不多被17、18世纪死气沉沉的装饰淹没了。但是不久后，你的眼睛就会忘记透进来的阳光，逐渐凝视主教座堂内的光线，沿着立柱往前看，直到圣坛。目光从圣坛一直朝上，越过高高的祭台，能看见屋顶的圣徒、天使以及大天使。最后再望向东侧后殿的屋顶，与基督在此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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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能的基督，是万物的统治者。他举起右手祈祷，而左手拿着一本书，打开的书页上写着“我是世界之光”，它以希腊文与拉丁文写就——确实如此。这幅马赛克镶嵌画为罗马教会的荣耀而制作，它本身是纯粹拜占庭的风格和工艺。我们对这位制作马赛克画的工匠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可能是罗杰从君士坦丁堡寻来的。不过，他毫无疑问是一位天才。他在切法卢制作的全能者基督像，可能是所有全能者基督像——甚至是所有形式的耶稣像——中最具壮丽感的。只有雅典附近达夫尼修道院（Daphni Monastery）中的一幅马赛克画可以与之媲美。虽然这两幅马赛克镶嵌画时代相近，却有极大的差异。达夫尼修道院中的基督像颜色很暗，显示出一种胁迫的氛围。而切法卢主教座堂的基督像既有力量和威严感，也没有忘记他的任务是救赎。温柔和缠绵与他毫无关系，但他眼中含着悲伤，眉毛开放而舒展，甚至他前额缓缓垂下的两缕头发，都诉说了他的仁慈和怜悯。拜占庭的神学家曾要求，宗教艺术家展现基督耶稣的形象时，应当试图反映上帝的形象。这个要求不简单，但是在切法卢，这项工作得以首次出色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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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站着祈祷。她的儿子辉煌耀眼，她附近有4位大天使，从下面窗户中照进来刺眼的光芒，所以她很容易被遗漏。这一点有些可惜，因为如果她像托尔切洛岛（Torcello）上教堂后殿中的圣母像一样，是独自待在金色环境之中的话，这处圣母像也会被当作杰作而受到歌颂。（大天使穿得像拜占庭的皇帝，甚至拿着皇权宝球和拉伯兰军旗。）再下面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他们不像常见的东方圣像画上那样站得笔直，而是向彼此略做转身，似乎在交谈。最后，在唱诗席的两侧各有一个白色大理石宝座，宝座上镶嵌着红、绿和金色的装饰，一个是主教的，另一个是国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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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罗杰肯定坐在这里的宝座上，注视着他创造的辉煌景观。而窗子下方的铭文记录说，所有的后殿中的马赛克于1148年完工，而他在6年后去世。④他一直认为这座主教座堂是他个人的奉献物，并在该镇修建了一座宫殿，以监督教堂的修筑工作。⑤所以毫不奇怪，他在1145年4月计划让自己死后埋在这里，并同时捐献了两副斑岩石棺：一副供他自己使用，而另一副按照他的说法，是“为了我名字的庄严记忆以及教堂本身的荣耀”。可悲的是，他的愿望被人们忽视了，他现在没有躺在这座充满荣耀的教堂之中，而是躺在华丽却空洞无物的巴勒莫主教座堂里——本书将在后面提到这则故事。8个世纪之后，希望当局会转变想法仍是徒劳的。无论如何，参观切法卢主教座堂的人很难不做出一次默声祈祷，祈祷这位最伟大的西西里国王将在某一天在这座教堂中安息，国王他爱这里，属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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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圣彼得是犹太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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