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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根据北面侧廊的墙上的一则铭文，这里恢复于1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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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1130-1194（西西里的诺曼王朝Ⅱ） 5 国王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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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个区域中得到的领土之语言、习俗和法律均各不相同，只有拥有极好的运气，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够控制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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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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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后视者明、旁观者清的历史学家认为1140年是罗杰统治的分水岭，而且国王本人在经过10年的艰难抗争之后似乎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这些年里承受了数不清的失望、背叛和败绩，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项大任务。最终，他把自己的王国握在了手中。在那些违抗他权威的封臣中，最强大的一些要么去世了，要么被剥夺了领地，要么流亡在外。一些零星的战斗还要再持续几年时间，尤其是在阿布鲁齐和坎帕尼亚，西西里王国在这些地方与北方的教皇国之间的边界还没有得到清晰的建立。不过，这将是其儿子们——普利亚的罗杰和卡普阿的阿方索——的主要职责，他们已经到了可以管理自己领地的年纪了。无论如何，王国的整体安全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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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通往罗杰伟大设计的第二个舞台的道路已经被廓清了。国家已经统一，已经处于安定的状态。现在必须制定一个制度。11年前，他在梅尔菲强迫男爵们和南意大利教会的头面人物发出了伟大的效忠誓言，勾勒了他将进行统治的政治系统和惩罚系统的轮廓。但是似乎1129年已经过去了很久，自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太多的誓言被打破，太多的信任遭背叛。最好再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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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年的上半年，罗杰将大多数时间用于准备他在巴勒莫创立法律的工作。因为这项法律将平等地适用于王国各地，所以他本可以在首都颁布法律，却没有这么做。他在意大利本土的封臣是最强大的，他们在那里享有极大的自由。对于他们，他必须首先用国王的权威约束他们，然后用法律条文管束他们。7月，他乘船回到萨莱诺。7月底，他快速访问了他儿子最近在阿布鲁齐占领的地方后，迅速穿过山区来到阿里亚诺①，他的封臣从南意大利各地聚集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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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好100年前，也就是1856年，人们发现了留存至今的两个版本的阿里亚诺的法令文件——一份发现于卡西诺山的档案，另一份则保存于梵蒂冈——人们才第一次完全理解了这些法令的重要性。②这些法令的范围和效力均远超梅尔菲的誓言，它们构成了一部法律集——虽然很多都直接抄自查士丁尼法典——它在中世纪早期相当独特，涵盖了罗杰统治的方方面面。它有两个特点，自一开始就颇有争议。第一个特点是，为了和如此复杂的国民组成相适应，国王明确指出，他的所有臣民都要继续遵守已经生效的法律。处于他统治下的所有希腊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伦巴第人和诺曼人都要继续按照祖辈的习俗继续生活，除非习俗与国王新制定的法律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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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点是，整部法律的主旨在于强调君主政体的绝对性——它源于国王神授权力。法律是上帝的意志，而且只有国王能制定或修改法律，只有国王拥有法律的最终解释权——他不只是个法官，而且是个教士。质疑他的决定，或者以他的名义做决定，既是犯了渎圣之戒律，也是犯了叛国之刑律。犯了叛国罪（crimen majestatis）的人当处以死刑。而叛国罪涉及的范围宽得让人害怕。比如，不仅对国王个人的冒犯和阴谋算叛国，针对任何他王廷（curia）③成员的冒犯和阴谋也算叛国。战场上惧战，为暴民提供武器，拒绝为国王或国王的盟友提供支持，均算叛国。在中世纪欧洲，没有其他哪个国家或法典有这样范围宽泛的法条。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的君权在理论中这么高：拜占庭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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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正是罗杰整个政治哲学的关键。在他大陆统治区域内流行的封建制度属于西欧，他在巴勒莫以及西西里诸省继承自父亲的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以阿拉伯的制度为基础。至于他构想并将其变为现实的君主制本身，则彻彻底底地是拜占庭式的。略逊的西欧国王只是待在封建制度金字塔的顶端而已，西西里国王则不同。在加冕之前，西西里国王像古罗马的皇帝及其在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一样，要小心地确保得到人民的一致同意和欢呼。但在加冕仪式之后，他被浸染了一种神秘的、具有神赐感的特质，这让他高于、异于一般人。罗杰故意在生活中保持这种距离感。为他作传的泰莱塞的亚历山大写道，尽管罗杰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却“从不在公私场合让自己表现得太友善、太愉快或者太亲热，唯恐人民不再害怕他”。三四年之后，我们发现罗杰在与君士坦丁堡进行外交谈判的时候，要求对方承认他与拜占庭皇帝等同——上帝在人间的副代理，等同于使徒——这不会让我们吃惊。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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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理论准确无误地一次次反映在西西里王国的法律、外交以及圣像中，却从来没有被许多文字描述出来，或许是因为这样做会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实际难题：这个理论中有教皇的位子吗？这一问题从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罗杰处理与教皇关系的所有事情时体现出的有趣的二元性。作为教皇的封臣，他准备像教皇的合法封臣一样去效忠；作为基督徒，他准备向教皇展示应有的尊敬。但是作为西西里的国王，对于影响其国内的教会的事，他绝不允许教皇干涉。他手中还有父亲在42年前从乌尔班二世手中夺取的教皇使节任命权，因此他的力量也得以加强。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在教会事务上显示的顽固和固执己见已经超出了乌尔班和继任的教皇们所预见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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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处理这类事务的阿里亚诺法令倾向于强调国王作为保护者的角色，国王保护的是基督教会，保护的是法令所代表的个人权利和待遇。异教徒和背教者——从基督教背教的，而非相反——将要受到剥夺公民权的惩罚，买卖圣职的人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时，主教可以不用上公共法庭，神品更低的教士则根据等级被授予了更低的豁免权。所有此类措施都对罗马有利，但是——这一点无疑引发了非常不同的反应——国王可以撤回这一切，而想反对他的判决和决定，则投诉无门。就罗杰而言，这一权力——假设教皇在这上面没弄错——并非源自任何历史上他被授予的教皇使节特权。他还有高级教士待遇的权利，也就是在相应的宗教场合穿戴主教冠和法衣，手戴牧师戒指，手持牧杖——这些权利直接来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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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严格控制也扩展到了封臣那里。经过10年的反抗和叛乱之后，他们终于处于沉寂之中，但是不能指望他们会永远这样沉寂下去。罗杰针对他们的立法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他在阿里亚诺及以后的立法中，企图将一个大体上是西方的制度与占主导地位的拜占庭体系调和在一起。这意味着，首要的事就是要让国王和封臣之间实现最大程度的分离。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因为普利亚的许多诺曼男爵的家族在意大利待的时间比奥特维尔家族更长，并且他们认为，科唐坦那位低微贫穷的骑士的孙子要把自身的权力凌驾于他们之上，超过任何其他的西方君主，这样做太没有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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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杰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尽力去通过更新绝大部分现存的采邑封赐的方式来减小影响，但是还有另一个从没有完全克服的难题。从此之后，他的封臣保有封地不是因为占据之举，不是因为11世纪第一次意大利的诺曼征服时早期的领地授予，而是因为国王的恩典，他们保有领地的日期从获得新的王家特许状的时间开始算。同时，骑士“种姓”的人数和力量受到了限制，变得更加封闭，几乎相当于一群独立的公务员。比如，阿里亚诺法令的第19章《新军事组织》（“De Nova Militia”）就明确规定，只有来自业已建立的骑士家族的人，才能成为骑士或保有现存的骑士地位。另有法令告诫所有对镇民和村民拥有权威的封建领主等人——包括教会人士——要人道地对待这些居民，切勿向他们索取超出合理公正的限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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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阿里亚诺之前，国王宣布了另一项创新之举：第一次为整个王国引入标准钱币，他所选择的钱币单位被称为杜卡特（Ducat），这得名于他的普利亚公爵领（Duchy）。这是杜卡特的起源，在接下来的7个世纪里，世界上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都通过闪闪发亮的金杜卡特和银杜卡特衡量。打制于布林迪西的杜卡特原型似乎质量不佳——法尔科恶意地评价为“铜多于银”（magis aereas quam argenteas）。⑤但是杜卡特钱币提供了另一种有效展示罗杰的王权理论的手段。钱币的形制是典型的拜占庭式，一面是国王的形象。国王端坐于宝座之上，身穿全套拜占庭的皇帝服饰——身穿长袍，头戴冠冕，一手抓着一个圆球，一手握着一个多一根横杠的十字架。他的儿子普利亚公爵罗杰站在他旁边，一身戎装，手里也握着一个十字架。钱币另一面的意义更大。打制于铁臂威廉公爵统治时期的早期普利亚钱币，反面全都是圣彼得的肖像，这显示了威廉是教皇的封臣这一层关系。但在此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的杜卡特的反面不是圣彼得，而是全能者耶稣，好像是在说国王罗杰和耶稣之间已经不再需要中间人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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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年春，国王罗杰托朋友给教皇送去了一些木材当礼物，以给拉特兰宫做房梁。拉特兰宫和12世纪的许多罗马教堂一样，亟须修复。在此姿态下，如果英诺森认为他与奥特维尔家族不再有什么麻烦，那他就错了。仅仅几个月之后，罗杰的两个儿子就采取了他们称为“恢复昔日普利亚或卡普阿的土地”的行动，在坎帕尼亚推进到切普拉诺，在北阿布鲁齐则推进到特龙托河，频繁制造冲突，逐渐深入教皇的领地。但是人们觉得，兄弟俩仅仅是在活动筋骨，打发作为年轻的诺曼骑士的时间，做他们一直在做和将要去做的事情。他们或许对激怒教皇很享受，却对教皇没有真正的敌意。同时，他们的父亲虽然允许儿子们有一些自由度，但确实急于改善自己与教会的关系，想尽可能地消除过去10年的不愉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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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加卢奇奥的失败，英诺森还在感到痛苦，他没有那么容易平息心情，但是他的主要盟友却显示了颇为惊人的变脸能力。早在萨莱诺的裁判庭上，圣伯尔纳似乎就已经觉得罗杰不是那个他一直认为的魔鬼，打算改变原先的观点。令人惊讶的是，以长篇大论抨击“西西里暴君”的行为闻名于全欧洲的圣伯尔纳，居然在1139年初的一封写给老敌手的信中有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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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伟大而远播的盛名已经传遍了大地的每个角落，难道还有没有被您的名字的荣耀所照耀到的地方吗？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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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王无疑因为这突然的转变而偷着乐，却时刻准备去会见这位转变到半途的敌手。双方之间友好关系的最后障碍被清除，也就是米尼亚诺的协议签署后不久，罗杰写信给伯尔纳，暗示伯尔纳可以亲自访问西西里，想同他商议一些事情，其中包括在西西里王国建立一个新的修道院机构。伯尔纳当时只有50多岁，但是已经被过度的劳累、糟糕的身体状况以及作为其特征的歇斯底里的苦行所折磨，他以非常真诚的遗憾之情回复罗杰，说他没办法应邀亲自前去。但是，他立刻派出自己最信任的两位修士前往巴勒莫，让他们以他的名义与罗杰商谈。两人作为随从人员，陪同在1140年嫁给普利亚公爵罗杰的香槟伯爵特奥巴尔德（Theobald）的女儿伊丽莎白，从法国于该年年尾抵达西西里。结果没过多久，南意大利的第一座西多会修道院就出现了，几乎可以确定它就是卡拉布里亚的菲洛卡斯特罗（Filocastro）的圣尼古拉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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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修道院的选址可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罗杰此时对教会的政策。尽管西多会偏向于在遥远而隐蔽的地方修建修道院，但是圣伯尔纳无疑更想在西西里的某个地方建修道院，它最好不要离首都太远，以便他的修道院院长密切注意时局。或许这座修道院可以对国王的宗教政策造成积极的影响。基于同样的考虑，罗杰坚决反对这样的建议。无论他的宗教观念有多么真诚，他本能地不信任大陆上巨大又强大的修道院组织。既然他已经对西西里的拉丁教会建立了严格的控制措施，自然不想看到有破坏活动从内部破坏这种控制。这是他的典型做法。在其统治期间，他只批准了一座主要的拉丁修会机构，也就是巴勒莫的本笃会修道院——隐修者圣约翰修道院（S. Giovanni degli Eremiti，其教堂称隐修者圣约翰教堂）。他为修道院增加修士的人数时，没有利用来自卡西诺山修道院或者萨莱诺城外的拉卡瓦大修道院的修士，而是利用阿韦利诺附近的维基内山（Monte Vergine）的一个规模小、声名不彰的苦修群体。在此之后，罗杰做出了规模可观的奉献，隐修者圣约翰修道院得到了靠近王宫的优势位置和大笔的捐赠，而西多会或者克吕尼修道院获得了一小笔支持的钱款。他立刻被看作基督教王国中最虔诚、最慷慨的君主之一，受到人们的欢迎。没有多少奥特维尔家族的人——罗贝尔·吉斯卡尔显然不在此列——可以抵挡这种诱惑，但是罗杰更加精于统治。他已经在罗马教会，尤其是圣伯尔纳那里吃了很多苦头，所以这一次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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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隐修者圣约翰修道院空壳一般地矗立在那里。那里已经没有任何遗存可以表明它在诺曼王国最辉煌的时期是西西里最富有、最有声望的修道院。它建立于1142年，罗杰在6年后颁布的特许状规定，它的修道院院长充任国王的牧师和听告解神父，其神品是主教，并且应该在所有节日亲自到王宫礼拜堂主持弥撒。罗杰还进一步规定，除国王本人外的所有王室成员，宫廷中所有高级官员，均应埋葬在该修道院的墓地中。这块墓地至今还保存在教堂以南的开阔庭院里。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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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再作宗教用途的修道院教堂本身非常狭小。它修建于一座年代更早的清真寺的遗址之上，原来清真寺的一部分构成了教堂南耳堂的延长部分。但是在教堂内部，尽管还有地砖、马赛克和湿壁画的痕迹，甚至还有原来清真寺钟乳石状的屋顶，却对非专业游客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圣约翰修道院迷人的地方在外面。在西西里所有的诺曼教堂中，它最有特色、最有冲击力。它有5个朱红色的穹顶，每个穹顶下面都有圆柱状的鼓形结构，所以穹顶的高度也得以增加。我们能知道的修建这些穹顶的阿拉伯工匠都说，这些穹顶宛如树林环绕的环境里破开的巨大石榴。它们并不漂亮，却把自己烙在了记忆里。在很多真正的杰作被遗忘的很久之后，这些穹顶依旧在那里，依旧了无修饰，依旧生动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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