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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年春，国王罗杰托朋友给教皇送去了一些木材当礼物，以给拉特兰宫做房梁。拉特兰宫和12世纪的许多罗马教堂一样，亟须修复。在此姿态下，如果英诺森认为他与奥特维尔家族不再有什么麻烦，那他就错了。仅仅几个月之后，罗杰的两个儿子就采取了他们称为“恢复昔日普利亚或卡普阿的土地”的行动，在坎帕尼亚推进到切普拉诺，在北阿布鲁齐则推进到特龙托河，频繁制造冲突，逐渐深入教皇的领地。但是人们觉得，兄弟俩仅仅是在活动筋骨，打发作为年轻的诺曼骑士的时间，做他们一直在做和将要去做的事情。他们或许对激怒教皇很享受，却对教皇没有真正的敌意。同时，他们的父亲虽然允许儿子们有一些自由度，但确实急于改善自己与教会的关系，想尽可能地消除过去10年的不愉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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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加卢奇奥的失败，英诺森还在感到痛苦，他没有那么容易平息心情，但是他的主要盟友却显示了颇为惊人的变脸能力。早在萨莱诺的裁判庭上，圣伯尔纳似乎就已经觉得罗杰不是那个他一直认为的魔鬼，打算改变原先的观点。令人惊讶的是，以长篇大论抨击“西西里暴君”的行为闻名于全欧洲的圣伯尔纳，居然在1139年初的一封写给老敌手的信中有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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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伟大而远播的盛名已经传遍了大地的每个角落，难道还有没有被您的名字的荣耀所照耀到的地方吗？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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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王无疑因为这突然的转变而偷着乐，却时刻准备去会见这位转变到半途的敌手。双方之间友好关系的最后障碍被清除，也就是米尼亚诺的协议签署后不久，罗杰写信给伯尔纳，暗示伯尔纳可以亲自访问西西里，想同他商议一些事情，其中包括在西西里王国建立一个新的修道院机构。伯尔纳当时只有50多岁，但是已经被过度的劳累、糟糕的身体状况以及作为其特征的歇斯底里的苦行所折磨，他以非常真诚的遗憾之情回复罗杰，说他没办法应邀亲自前去。但是，他立刻派出自己最信任的两位修士前往巴勒莫，让他们以他的名义与罗杰商谈。两人作为随从人员，陪同在1140年嫁给普利亚公爵罗杰的香槟伯爵特奥巴尔德（Theobald）的女儿伊丽莎白，从法国于该年年尾抵达西西里。结果没过多久，南意大利的第一座西多会修道院就出现了，几乎可以确定它就是卡拉布里亚的菲洛卡斯特罗（Filocastro）的圣尼古拉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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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修道院的选址可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罗杰此时对教会的政策。尽管西多会偏向于在遥远而隐蔽的地方修建修道院，但是圣伯尔纳无疑更想在西西里的某个地方建修道院，它最好不要离首都太远，以便他的修道院院长密切注意时局。或许这座修道院可以对国王的宗教政策造成积极的影响。基于同样的考虑，罗杰坚决反对这样的建议。无论他的宗教观念有多么真诚，他本能地不信任大陆上巨大又强大的修道院组织。既然他已经对西西里的拉丁教会建立了严格的控制措施，自然不想看到有破坏活动从内部破坏这种控制。这是他的典型做法。在其统治期间，他只批准了一座主要的拉丁修会机构，也就是巴勒莫的本笃会修道院——隐修者圣约翰修道院（S. Giovanni degli Eremiti，其教堂称隐修者圣约翰教堂）。他为修道院增加修士的人数时，没有利用来自卡西诺山修道院或者萨莱诺城外的拉卡瓦大修道院的修士，而是利用阿韦利诺附近的维基内山（Monte Vergine）的一个规模小、声名不彰的苦修群体。在此之后，罗杰做出了规模可观的奉献，隐修者圣约翰修道院得到了靠近王宫的优势位置和大笔的捐赠，而西多会或者克吕尼修道院获得了一小笔支持的钱款。他立刻被看作基督教王国中最虔诚、最慷慨的君主之一，受到人们的欢迎。没有多少奥特维尔家族的人——罗贝尔·吉斯卡尔显然不在此列——可以抵挡这种诱惑，但是罗杰更加精于统治。他已经在罗马教会，尤其是圣伯尔纳那里吃了很多苦头，所以这一次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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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隐修者圣约翰修道院空壳一般地矗立在那里。那里已经没有任何遗存可以表明它在诺曼王国最辉煌的时期是西西里最富有、最有声望的修道院。它建立于1142年，罗杰在6年后颁布的特许状规定，它的修道院院长充任国王的牧师和听告解神父，其神品是主教，并且应该在所有节日亲自到王宫礼拜堂主持弥撒。罗杰还进一步规定，除国王本人外的所有王室成员，宫廷中所有高级官员，均应埋葬在该修道院的墓地中。这块墓地至今还保存在教堂以南的开阔庭院里。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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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再作宗教用途的修道院教堂本身非常狭小。它修建于一座年代更早的清真寺的遗址之上，原来清真寺的一部分构成了教堂南耳堂的延长部分。但是在教堂内部，尽管还有地砖、马赛克和湿壁画的痕迹，甚至还有原来清真寺钟乳石状的屋顶，却对非专业游客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圣约翰修道院迷人的地方在外面。在西西里所有的诺曼教堂中，它最有特色、最有冲击力。它有5个朱红色的穹顶，每个穹顶下面都有圆柱状的鼓形结构，所以穹顶的高度也得以增加。我们能知道的修建这些穹顶的阿拉伯工匠都说，这些穹顶宛如树林环绕的环境里破开的巨大石榴。它们并不漂亮，却把自己烙在了记忆里。在很多真正的杰作被遗忘的很久之后，这些穹顶依旧在那里，依旧了无修饰，依旧生动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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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方不远，有一座较小的回廊内院，一对对细长的立柱支撑着这里优雅的拱廊，其修建时间比教堂晚半个世纪，并且与教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炎热的午后坐在这里，看着高耸而朴素的王宫，看着科蒙尼亚（Kemonia）的圣乔治教堂的那座咄咄逼人的巴洛克式钟楼，总是会想到棕榈树后面隐隐约约的东方式球状屋顶——它一次次提醒人们，伊斯兰教从未在西西里走远。或许，在王国内这个一度居于首要地位的修道院里，它的教堂和回廊内院还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伊斯兰教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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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东方风格和拉丁的西方风格在隐修者圣约翰修道院这里的对抗如此激烈，以致游客容易忘记编织诺曼西西里的第三股基本的文明的丝线。在巴勒莫，没有哪一座独立建筑的外部可以让人回忆起拜占庭。尽管王廷中有不少高级的希腊人官员，尽管罗杰在统治后期招徕了许多希腊的学者和智者，首都本身却从没有成规模的希腊人口。这里首先是一座阿拉伯城市，与那些在古代就有希腊人居住的地方——比如西西里东部的德莫纳谷地、卡拉布里亚的部分地区，直到今天，这些地方的偏远乡村里还有人讲希腊方言——相比，它很少受到拜占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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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西里征服的时代直到我们现在说的故事的时间点，希腊人一直在新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他们保持了整个诺曼西西里的未来所依靠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平衡。罗杰一世尽可能地鼓励拉丁的教士和俗人迁来西西里，但他不允许他们迁来的速度太快，以免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社群受到惊吓后转而反对他。此外，这样的移民本身也会带来危险。如果不加以严格控制，大批诺曼男爵就会从大陆拥入西西里，索取符合他们等级和地位的封地，并且似乎总是使岛屿陷入紧随其后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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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希腊人，早期的基督教元素可能会被彻底淹没。但是他们也起到了另一个极有价值的作用。他们干净利落地对拉丁教会的主张起到了平衡作用，让罗杰一世和罗杰二世在与罗马谈判时有效地讨价还价——如果真的不算胁迫的话。11世纪90年代末，有传言声称大伯爵罗杰严肃地考虑改宗东正教的事宜，因为没有证据，所以此事为真的可能性极小。不过，这在罗杰二世那里可能是个好主意，他在与教皇英诺森长期争吵的各种时刻，可能考虑过宣布彻底放弃教皇的权威，转而支持某种松散的拜占庭模式的政教合一制度。可以确定，1143年，希腊修道院长（Archimandrite）巴勒莫的尼鲁斯·多克索帕特里乌斯（Nilus Doxopatrius）向罗杰献上了《论牧首之座》（“Treatise on the Patriarchal Thrones”）一文，并得到了国王的完全同意。尼鲁斯在文中声称，罗马帝国的首都在330年迁移到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又在451年的查尔西顿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上被承认为“新罗马”，教皇已经失去了在教会中的首要地位——此时已经属于拜占庭牧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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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此时，随着12世纪快要走到一半，情况已经改变了。首先，西西里正在稳定地逐渐变富，政治也随之变得更加稳定。与意大利半岛那难以摆脱的混乱状态相比，该岛已经变成公正、开明的政府的典范，这里的人民和平安宁、遵纪守法，各种族与语言的融合似乎也增强而非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并且因为它声望日隆，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行政官员、学者、商人以及无耻的冒险者都受到了吸引，从英格兰、法国和意大利渡海而来，定居在这个许多人眼里不折不扣的“黄金国”（Eldorado），定居在这座阳光下的王国。同时，希腊社群的重要性开始降低，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缺乏从国外来的希腊移民，希腊社群无法维持现状，因此其人口逐渐被拉丁人超过。在流行的宗教宽容、和平共存的氛围中，希腊人作为抵御伊斯兰教的堡垒的价值变得微不足道。最终，罗杰针对拉丁教会建立了十分严格的控制之后，他就不再需要任何平衡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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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针对希腊人的歧视。奥特维尔家族对拜占庭拥有复杂的情感：欣赏其制度和艺术，却对它不信任，外加些许对所有领域的嫉妒。考虑到这种情感，就算他们以希腊人是政治和信仰的忠诚明显不一样的外来少数群体为由，将希腊人作为二等公民来对待，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们从未这么做。罗杰及其继承者继续支持他们的希腊臣民，无论后者是否需要其支持。他们一直在关注希腊人和希腊教会的福祉。一系列伟大而杰出的希腊海军将领一直在12世纪延续。至少在罗杰的统治期间，整个诺曼西西里的财政体系都掌握在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手中，⑨只是两者的重要性发生过变化。虽然瓦西里安修道院在刚开始从属于拉丁的教阶制度，还是在之前的50年里不断大量成立。知名的有卡拉布里亚的罗萨诺附近的庇护者圣母修道院（Monastery of S. Maria del Patirion）⑩，它由摄政者阿德莱德在世纪初修建。其姊妹修道院是墨西拿的救主修道院（Saviour Monastery），它建立于30多年之后，是建立于西西里的最后一座希腊修道院，它建成后不久就成为西西里所有希腊修道院之首。自那以后，王室更偏向于把大笔捐赠给新建的拉丁修道院，如隐修者圣约翰修道院和随后的马尼亚切修道院、蒙雷阿莱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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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私人赞助依旧在这条路上畅通无阻。因此，王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希腊人奠基、修建并赞助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配得上全西西里希腊教会那壮观的遗产，也是其中唯一一座外表能够与王宫礼拜堂和切法卢主教座堂一较高下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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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的这座教堂最初的、正确的名称是海军统帅的圣母教堂（Church of S. Maria dell’ Ammiraglio），永远地纪念着它的建立者，但是安条克的乔治的历史地位无需用这样的纪念建筑来确保。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是一位天资过人的年轻黎凡特人。他早年效力于马赫迪耶的齐里王朝的苏丹们，然后投向西西里，后来在1123年利用他完美的阿拉伯语和无人能比的对突尼斯海岸的了解，为罗杰的第一次不幸的北非远征取得了唯一的胜利。⑪自那时起，作为西西里海军统帅的他，无论在陆地和海上，都以杰出的行为为国王效劳，并于1132年成为他的国家授予过的最荣耀的头衔的第一位获得者，此头衔就是“埃米尔中的埃米尔”（Emir of Emirs），高级海军统帅兼王国的首席大臣。⑫尽管他的职业生涯如此杰出，但是不应该认为他对教堂的心思占用了他晚年的时间，减少了他的退休时间。在他赞助教堂的1143年，他肯定有50岁出头。在赞助后的数周里，他率领舰队去非洲进行另一次远征，这一次更加成功。在去世之前，他让西西里的旗帜飘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带着拜占庭丝绸业的所有机密、大批顶尖的匠人返回巴勒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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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伟大的海军统帅的不朽有多么牢靠，有一点对他有些不公平：他的教堂有个更短且常用的名称，这个名称居然纪念的不是他，而是一位逊色得多的人物——马尔图拉努的戈弗雷（Geoffrey de Marturanu），此人于1146年创立了附近的本笃会女修道院，3个世纪之后，乔治的教堂被合并了。唉，合并的结果没有反映在名称上啊。所以，尽管受到了反对，但是它从此必须被称作马尔托拉纳教堂（Martorana Church），我们从教堂的名字再也看不出它的起源了。它的外部模样曾经非常漂亮。1184年圣诞节，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祖拜尔在去麦加朝圣的归途中拜访了这里，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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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了它最显眼的正立面——我们无法描述它，而且我们最好对它保持沉默，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作品……它拥有一座由大理石立柱支撑的钟楼，钟楼的穹顶也是由立柱支撑的。这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令人惊叹的建筑。愿安拉带着怜悯和祝福，在不久后让宣礼员的声音从这座建筑中传出，给它带来荣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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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马尔托拉纳教堂的外面看，伊本·祖拜尔的一项虔诚的祈祷已经差不多实现了，与他同一宗教信仰的人几乎不可能比基督徒对它做得更坏。如果他今天看到正立面，或许已经认不出来了。再看相连的圣卡塔尔多教堂（Church of S. Cataldo），因为它的3个沉重的小穹顶，可以准确无误地辨认出它是12世纪中期的诺曼建筑。马尔托拉纳教堂这个所有西西里教堂中的珍宝——与主教座堂或者礼拜堂相对比——已经以笨拙的巴洛克风格装饰了一番。唯有罗马式的钟楼，尽管因为1726年的地震而失去穹顶，却依旧有结构之美，依旧吸引旅行者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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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已面目全非。为了容纳数量不断增加的修女，教堂在16世纪末实施了一项重建和扩建的计划，这个糟糕的工程在17世纪一直在继续。西墙已被拆毁，从前的门廊和前厅被纳入教堂的主体之中。更不能原谅的是，主后殿所有的马赛克镶嵌画都在1683年被清除了，被湿壁画所代替，19世纪的所有修复活动所带来的可怕痕迹已经无法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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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代的马尔托拉纳教堂的样子。它的东端已经没有了，西边的凸出部分也没有了。然而神奇的是，在这两部分之间，古老的乔治的教堂却保留了下来，拜占庭传统的十字形主体结构还在，看起来和它最开始受到祝圣之时一样，或者说，和40多年后让伊本·祖拜尔感到警觉的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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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墙是镀金的，或是用一大块黄金制成的。有各种颜色的大理石板，其样子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它最显眼的是金色马赛克，并且顶上是绿色马赛克拼成的树枝。强烈的阳光透过镀金的玻璃，顺屋顶而下，让我们炫目，使我们心神不宁，因此我们祈求安拉帮我们压制这种不安。我们了解到，这座教堂因之而得名的创建者为修建工作提供了许多昆塔尔的黄金，此人是当下这位多神教国王的祖父的一位维齐尔。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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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切法卢主教座堂、王宫礼拜堂（同类作品中最棒的）的大部分马赛克一样，马尔托拉纳教堂的所有马赛克镶嵌画的作者也是罗杰二世在1140—1155年从君士坦丁堡请来的那批顶尖艺术家和匠人。与其他的马赛克镶嵌画不同，这里的没有后来的补充。这三处教堂的马赛克镶嵌画显示出密切的关联，然而每一处都难以置信地拥有各自的风格。奥托·德穆斯（Otto Demus）博士是一位研究诺曼西西里马赛克镶嵌画的专家，他至今健在，成果杰出，他如此比较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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