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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34 一九〇三年的军事让步，羞辱奥地利太甚，以致弗朗茨·约瑟夫的首相、陆军部长、参谋总长都递出辞呈（全遭挽留）。法国大使馆谈到“奥地利皇帝全然怠惰、愚昧、绝望的心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何会与匈牙利达成这一“糟透的协议”？“皇帝把他君主国最大、最富裕、人口最多的那一半视若无物，”法国大使馆惊叹道，“若不收回这一做法，后果将不堪设想。”[30]语言与旗帜上的这一让步，让每个人都推断下一次匈牙利人会以此为先例，要求完全废除德语。而捷克人受到这一让步的鼓舞，要求让他们军队以捷克语为指挥用语，挂他们自己的波希米亚旗，对此要求，皇帝——没道理地——连讨论都不愿。捷克民族主义者软土深掘；从此，军官点名时，捷克籍新兵大胆打破既有规矩，答以zde（有），而非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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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36 向来靠德语维持团结的多民族军队，崩解速度愈来愈快。原本所有军官均得说一口流利德语，所有新兵都得记住八十个指挥用的德语词。皇帝所做出最令人震惊的让步，乃是替这份协议锦上添花，让匈牙利语在匈牙利的军校和军事法庭享有崇高地位：从此匈牙利军官可以不必学德语、说德语，能把这件苦差事丢给他们的士官。弗朗茨·约瑟夫的陆军部长对此一姑息作为写了篇尖刻（但匿名）的评论，人在科诺派斯特（Konopischt）之波希米亚乡间宅邸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得知后击节赞赏：“写得好！立刻发布。一切后果由我承担。”[31]这时，维也纳的军方领袖用触及层面甚广的“军队问题”一词来指称，因为一切（语言、旗帜、歌曲、武器装备）似乎都没个准，匈牙利人终于拿到自行添置火炮的权利。更糟糕的，诚如弗朗茨·约瑟夫的亲信顾问卡尔·巴尔道夫（Karl Bardolff）上校所指出的，与匈牙利人进行的这些累人的谈判，每一场都暴露了奥地利陆军有多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受过训练的奥地利步兵连编制较小，奥地利每个营所拥有的机枪较少，奥地利的火炮较少。[32]由于资金、兵员太缺，有个奥匈新军区，位于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第十六军区，配属的部队不是新征集的营，而是厨子、乐师、店员和从其他十五个军勉强拨出的士兵。一九一〇年，匈牙利人试图阻挠奥匈帝国建造两艘无畏级战舰的计划，最后在皇帝答应于匈牙利的阜姆（Fiume，克罗地亚语称里耶卡/Rijeka）造船厂建造第三艘战舰后才软化立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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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38 一九〇七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终于找到向匈牙利人施压的办法，或者说他认为他已找到办法。他会发布敕令，让奥地利、匈牙利境内的所有男子都享有投票权，借此让非匈牙利人，也就是外莱塔尼亚境内可能亲奥的人民，享有权力。但匈牙利人无视皇帝的敕令长达三年，然后，在匈牙利一九一〇年的议会选举时，拒绝实行该法令，且只让外莱塔尼亚境内有钱、受过教育的马扎尔人享有投票权。内莱塔尼亚则立即依照敕令，让所有男子享有投票权，结果招来一场皇帝所始料未及的灾难。社会民主党拿下帝国议会五百一十六席中的八十六席，蛮不讲理的斯拉夫人、德意志人集团拿下其他席次，使议会从此瘫痪于他们的吵闹争执。原先分裂为中间派、联邦派两派的帝国议会，从此以阶级和族群为分界线分为不同阵营。社会民主党抨击皇室、富人、教会的特权。大部分下议院议员加入院内二十多个“民族社团”的其中一个。到了一九一三年，每年与匈牙利代表团会晤一次以协调政策和批准预算的奥地利代表团，已沦为胜选政党酬庸支持者的东西，有七名德意志人、七名波兰人、四名捷克人、五名社会民主党人、七名基督教社会党人、三名克罗地亚人、三名斯洛文尼亚人、两名乌克兰人、两名意大利人等，直到将四十个名额填满为止。[34]在外莱塔尼亚，代表团的成员没这么多元，因为一族独大的马扎尔人，以“抵触匈牙利国策根本原则”为由，压下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弱势民族要求在学校或官方机构讲自己语言的努力。沙文主义的马扎尔人，例如阿尔贝特·阿波尼（Albert Apponyi）伯爵，自豪地谈到文化上的“殖民化政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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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40 一九〇七年在为扩大选举权后选出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主持的开议仪式时，弗朗茨·约瑟夫恳请议员“把他们对帝国的职责更加放在心上”，把他们各自所属的民族放在其次，但在民族主义时代，这样的呼吁几乎无异于对牛弹琴。[36]由于禁不住奥地利德意志人施压，皇帝已于一八九九年废除巴德尼的开明语言法，而新爆发的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暴力活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迫使皇帝的内阁阁员集体请辞。接着布拉格戒严，该城两万捷克、德意志暴民相互攻击长达两天，在基本上实行族群隔离制的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捷克人大举涌出说捷克语的院系，德意志人大举冲出说德语的院系。三百人丧命，六百人受伤——承平时期骇人的伤亡。[37]接着，在莱巴赫（Laibach，斯洛文尼亚语称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特罗保（Troppau，捷克语称奥帕瓦/Opava）、维也纳、布隆（Brünn，捷克语称布尔诺/Brno），为教育问题发生类似冲突，愤怒的奥地利斯拉夫民众扯下哈布斯堡旗，高唱俄罗斯、塞尔维亚国歌。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从国际观点评断这场最新的内部危机，认为那“表明族群情感已在奥地利多个地方走到极端”。奥匈帝国因无力解决丛生的问题而逐渐崩解，皇帝不得不将其最可靠的士兵，波斯尼亚穆斯林，安置在卢布尔雅那之类城镇的街头和广场上，以防德语学校、剧场、社团遭攻击。诚如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所说，在非德意志人区域，德意志人机构已成为眼中钉，这些城镇“有过去，甚至有张脸，但眼睛和嘴巴不搭，或下巴和头发不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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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42 于是，人尽皆知的奥匈帝国行政系统取代代议机构，负起治理这君主国之责。[39]为吸收人数日增的大学毕业生，国家行政机关广设耗掉不少税收的职位。罗伯特·穆西尔在家乡克拉根福特下船登岸后，参观了“省级总部、中小学校与大学、兵营、法院大楼、监狱、主教府邸、会议室与剧场，并由掌理它们所需的人陪同”。那是个“庞大的帝国行政机器”，主要由“数百年前移植到斯拉夫土地上的德意志自治市镇居民构成”，而这些移居者在这君主国各处兴旺滋长。[40]这一赞助的开销——每年花在行政官员上有二十亿克朗，大约是这位皇帝的军事支出的五倍——彻底压垮国家预算，一九一三年光是哈布斯堡文职机关就耗去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总税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弗朗茨·约瑟夫的陆军部长在向奥匈两代表团讲话时透露，光是匈牙利一地（不断抗议哈布斯堡陆军规模过大之地），就雇用了三十二万名公务员，换句话说匈牙利的行政官员人数，比整个奥匈帝国陆军的士兵还要多。[41]即将降临的全民战争将需要有效的民众治理，而奥匈帝国本身的条件无法应付这一挑战。一九一四年总绾奥地利兵符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在战前痛批奥匈帝国“备忘录、许可条、公章、请愿书、议事录、报告”的自挖墙脚文化。[42]地位、头衔、级别、形式始终被看得比效率还重要，导致这一帝国乱无章法、屡屡出错，而在平时这危害就颇大，战时则会毁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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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44 哈布斯堡王朝希望其陆军的运作会比行政系统更有效率，并消弭帝国里日益严重的民族差异，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这个原本自豪于其“超民族性”的包容和活力的军队里，懂得多种语言之人，例如一九〇六年出任参谋总长、能讲奥匈帝国十五种语言中之七种的康拉德，乃是异数，而非常态。在匈牙利，马扎尔语之外的语言遭禁。在奥地利，外国武官注意到，多民族理想实际上很少实现；理论上，举斯洛文尼亚团为例，团里的士兵彼此交谈会用斯洛文尼亚语，但长官指挥他们时用德语。因此，士兵学会几十个德语短语，但在这样的团里，军官被认为该说流利的斯洛文尼亚语，以便说明复杂事物，与其士兵打成一片。事实上，德意志籍军官占大多数的军官团，会极度倚赖《军用斯洛文尼亚语手册》（Military Solvenian：A Handbook）之类的速查卡，里面有“闭嘴”、“除非找你谈否则别开口”、“在我办公室等我”、“马厩里不准抽烟”、“还是不懂？”之类的实用短语。团军官得懂他们部下的语言，或至少得懂这些实用的短语，但参谋不必。这导致演习时出现可笑场景（战时就没那么好笑）：参谋快马驰抵前线部队，用德语厉声质问（“敌人在哪里，兵力如何？”），前线部队一脸茫然地盯着参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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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46 对一个建立在地区合作、族群合作理念上的帝国来说，这些语言争议表明情势非常不妙。大部分奥匈军官除了懂德语，其实只懂本族语言（陆军本身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到一成军官会讲斯洛文尼亚、乌克兰或罗马尼亚之类语言），因而把他们说成是他们的鲁里坦尼亚（Ruritania）世界的热情积极公民，乃是种迷思。无法精通如此多种重要语言，令军官苦恼，同样令军官苦恼的，是败坏士气的政治作为。例如，根据未成文规定，共同军里的匈牙利籍军官，对其他语言的掌握可以不必到流利的程度，因为皇帝急欲取得马扎尔人的“输诚效忠”。这使未能免除这要求且痛恨得利用闲暇时苦记捷克语或波兰语语法或乌克兰字母的奥地利军官怒不可遏。[44]捷克人在陆军军官里所占比例甚高，但很少出将领；他们也常因彼此用捷克语交谈，乃至在咖啡馆里用捷克语对女士讲话，会被上级叱责。这种会以用捷克语写明信片为由惩罚军官的军队，显然已失去该军队过去所一贯拥有的超民族性活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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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48 语言只是哈布斯堡军队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决意遏制维也纳独大的匈牙利，使帝国陆军自一八六七年起一直维持如此小的规模，从而使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得离谱。一九一三年时三十三万五千人的陆军有两万名军官，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居诸大国之冠，而且这些军官的素质在变。首先他们逐渐老化，也就是说有一些已显老态的指挥官和一个由享有丰厚退休金的退役人员组成而吃掉大量现役陆军经费的庞大组织。哈布斯堡陆军把那些过度膨胀的退役人员团体称作pensionopolis。[46]例如，一九一〇年，有三十三名现役三星将领，更有人数是这三倍的退役三星将领。两星将领的情况同样糟：九十一名现役，三百一十一名退役。就一星将领来说，退役是现役的四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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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50 剩下的真正现役军官，诚如莫里茨·冯·奥芬贝格（Moritz von Auffenberg）将军在一九一〇年谈奥匈军官团的报告所表明的，情况同样令人惊愕。至一八六六年为止，奥匈陆军的最高阶军官均由贵族充任，下层军官则均由乡绅和靠己力翻身的有钱农民子弟——奥芬贝格所谓的“保守、冷静、安稳的上流社会人士”——充任。这些人是能把一排排农民出身的步兵团结在一块，并让他们心甘情愿忍受艰苦行军、接受死伤的那类人。但二十世纪的新军官，已跟着社会其他行业一起变动。奥芬贝格发现，贵族已“几乎完全不投身军旅”，且乡绅和有钱农民子弟所占比例也在衰退（据奥芬贝格估算，降到四成或更低）。这时，大部分军官是“铁路职员、旅店老板、店员、基层小官员、老师、商店老板”出身。他们缺乏旧式军官的“吃苦耐劳、勇气、冲劲”，当旧式军官统领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军队时，好似天生就属于那军队。但这时，陆军里有农村出身的兵，也有城里来的兵，把他们交给庶民军官带领，庶民军官很容易受到正撕裂君主国的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影响，且不大挺得住敌人的猛攻。即便有八成军官和过半数的士官是德意志人，但也不利于军队战斗力，因为这些德国军士官普遍才能平庸，面对军中人尽皆知的低薪和升迁缓慢，甘之如饴。狄俄尼索斯·加布伦茨（Dionysus Gablenz），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时唯一从普鲁士人手里拿下一场胜仗的那位奥地利将军之子，一九一四年，六十岁时官拜少校，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语称泰雷津/Terezin）的要塞行政当局服役（如果那叫作服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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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52 奥匈帝国的入伍兵中的大部分非德意志人，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都不会听命于这些军官太久。[47]奥匈帝国军官对士兵所讲语言的精熟程度受到大力赞扬，但在这点上，奥芬贝格也觉得没什么特别。他认为由于当时的“民族沙文主义”，奥匈帝国所需要的军官，远不只是个结结巴巴说捷克语或斯洛文尼亚语的德意志籍军官，而是需要会说德语且能激励自族士兵的捷克籍或斯洛文尼亚籍军官，但这样的人才老早就离开军职，投入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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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54 奥芬贝格也慨叹军中缺少富裕中产阶级出身且受过教育的军官，这类人全涌向金融业和需要专门知识的行业，“追逐富与贵”。自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两场战败之后，奥匈帝国陆军已失去其社会威望，且未再找回，而要和现代“易得手的钱财”和“物质主义精神”相对抗，注定没有胜算。在平时，中尉要升到上尉，平均要花上十六年，而到了上尉这个官阶，普通军官大概会退役，且还是单身，没有女朋友（择偶条件高的女人不会嫁这种男人），靠微薄退休金过日子，把大部分储蓄挥霍在养马、制服、赌博、上妓院、上舞厅，以及为上述消费欠下的债上面。有幸于熬了二十五年后升上少校者，一年薪水将只有三千六百克朗（五百美元），连小学老师、电车车长乃至水电工都还不如。而这些人还算命好，只需烦恼升迁缓慢和微薄薪水的问题（匈牙利代表团将薪水冻结在一八六〇年代水平，使有意从军者打退堂鼓）。那些没这么好命者，则在更早时就因伤、病或违反军纪而被迫离开军队，过着苦不堪言的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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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56 奥芬贝格于一九一〇年报告道，奥匈帝国军官团里的这些社会性变化，产生了一种“强烈且危险的自满心态，而且只有在土耳其陆军军官身上才能找到比这更自满的心态”。还存有一种不悦，即对奥地利军中食堂的不悦。奥芬贝格以陆军督察身份走访了数十个军中食堂后指出，“走进食堂，你会发现餐桌上连葡萄酒都没有”。在场众人个个为葡萄酒的昂贵发愁。过去，“快乐战士精神”将晚上喝醉、狂笑的奥地利军官团结在一块，此刻，那一精神已成明日黄花。[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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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58 俭省挂帅的哈布斯堡陆军里，还存有贪污歪风。一九一〇年奥芬贝格揭露这一歪风，而在他拿军火承包商的股票搞内线交易后，他本人也因贪污于一九一五年受罚。“为了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逃离卑微的边境岗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沮丧、愤怒、怀疑、烦乱，使我们的军官作奸犯科，”他如此论道。奥芬贝格尖锐地谈到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的低下，“他们大部分人连一场像样的交谈都做不来”。[49]那些擅于交际者发动猛烈的地盘争夺战，以使自己更接近维也纳和该地有钱有势者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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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60 虽然一八六六年败于普鲁士之手，却也使奥地利参谋部咸鱼翻身。直到一八六六年为止，职责为情报搜集、动员、拟定作战计划的参谋一职，都被视为可鄙、死气沉沉的职务；走参谋这条路，不会使人更快出人头地，只会妨碍人出人头地。但普鲁士毛奇将军的优秀参谋部，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所拿下的数场漂亮的胜利，已使各国陆军（包括奥地利的陆军）相信应该扩编参谋部员额，并赋予他们权力。这样的转变并不容易，即使对普鲁士来说都是如此。一八六六年柯尼希格雷茨之役时，毛奇向某军军长下了一道命令，军长回道，“这好倒是很好，但毛奇将军是谁？”他当然知道毛奇将军是谁，只是装作不知道，以免参谋部连他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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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62 一度困扰普鲁士陆军的那种人事政治，这时在奥匈帝国扎根。参谋官与团军官钩心斗角，而军方的新作风更加剧这暗斗。哈布斯堡参谋部以让军队更能打、“更普鲁士”为名，持续增加团参谋官的人数，于是到一九一〇年时，每个团有十或更多参谋官，每个营有两个参谋官。但野战部队认为此举意在扩大权倾一时的参谋总长的影响力和职务任命权，而非使野战部队更有战斗力。派系分立，人尽皆知。曾任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之参谋总长达二十五年（一八八一至一九〇六）的弗里德里希·贝克将军，乃是唯一被这位老皇帝称作“我朋友”之人。老狐狸贝克透过这一深厚交情集大权和庞大财富于一身，因而被人畏称为“副皇帝”。[50]贝克变得日益懒散，生活舒适讲究吃喝，却坚持不肯退休，靠下属代劳他的职务。其中最可靠的下属，乃是人称“贝克的皇储”，将在一九一四年时扮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角色的奥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 Potiorek）将军。在日益萎靡的贝克终于被逼退休时，派系现象更为严重，因为新的派系不择手段谋取贝克超过二十五年来所积聚的权力（贝克被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逼退时，难过的皇帝给了贝克一份工作清闲而报酬优厚的闲差作为补偿）。[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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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64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身为武装部队督察长和皇储，经营一有力派系，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其副官（军事办公室主任）阿瑟·博尔弗拉斯（Arthur Bolfras）将军，也有自己的派系。贝克自一八六六年起一直是皇帝的亲信，因此皇帝和博尔弗拉斯自然打算让“贝克的皇储”波蒂奥雷克接任参谋总长。但弗朗茨·斐迪南不想看到贝克下台后透过代理人继续呼风唤雨，于是想到了他在一九〇一年匈牙利境内的帝国军事演习时遇过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52]派系分分合合，叫人眼花缭乱。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担任奥匈帝国陆军部长的弗朗茨·舍奈赫（Franz Schönaich）将军，利用陆军部结党营私，提拔自己门生。他与皇帝和博尔弗拉斯结盟对付康拉德，但也对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其超级干练的军事文书署署长亚历山大·布罗施·冯·阿雷瑙（Alexander Brosch von Aarenau）上尉（后来升少校，再升上校，这在这些有权有势的小圈圈里升迁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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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66 一九一一年的舍奈赫危机，使这些派系对立之事曝光。那一年，两派系达成一重大交易：皇帝愿意将舍奈赫解职，换取斐迪南大公将康拉德解职，他因鼓吹战争、高谈匈牙利之不是而令皇帝极为反感。斐迪南大公瞧不起舍奈赫对匈牙利人不够强硬，动不动就让步以安抚匈牙利人的不满。法国大使馆眼中“冷漠、乏味、时时紧张且性情不定”的波蒂奥雷克，极力想夺下参谋总长之位，他具有足以和这个“舍奈赫圈子”联手对付康拉德的资深地位和分量。法国人指出，“他极想坐上参谋总长的宝座”。这一次，波蒂奥雷克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继续耍阴谋施诡计，直到一九一四年一次大战爆发为止，乃至爆发之后。[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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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68 为遏制持续侵权的斐迪南大公，凸显帝国大政仍由他当家做主，这位老迈的皇帝坚持每年由他，而非由弗朗茨·斐迪南，发布升迁令和交付任务。奥匈帝国军官抱着嫉妒心态看谁拿到“最好的驻地”和职位，谁被流放到偏远落后的地方。参谋官把野战军官斥为“前线野兽”，而这些“野兽”则痛批参谋官在灰屋（‘das graueHaus’位于维也纳的参谋部总部）无休无止的阴谋诡计。在贝克、康拉德领导下，受冷落的“前线野兽”老年化，饱受呵护的参谋官则年轻化。一九一二年，有位军官哀叹军队里他所谓的“令人苦恼的不搭调现象”，即既有欧洲最老的野战军官，又有最年轻的参谋。[54]奥芬贝格于一九一〇年建议打开灰屋的窗子，好让“光线、空气、清新微风进去，吹走维也纳的派系、爱泡咖啡馆者、整天窝在办公室的头头”。[55]布罗施上校于一九一三年示警道，康拉德（斐迪南大公的早期门生）已在参谋部作战局建立自己的派系。这时的参谋部作战局被人称作Feldhernngestüt，即将领的种马场。如果康拉德不让某军官到那个机关历练，那人绝无机会出掌军或集团军。一如他之前的贝克，“康拉德权力已太大，凌驾整个军官团，且安插自己人填补最好的职缺，从而摧毁了士气”。“在咖啡馆这个流言蜚语的渊薮生出”的中伤传言，引发派系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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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70 有斐迪南大公这条人脉当护身符的布罗施上校，在一战前的几年里不断暗地诉说康拉德的不是，也抱怨钱的事。有钱军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收入不足以温饱的军官，服役和退役期间都得忍受穷苦生活，两者间的反差使整个军官团气氛紧张。执掌陆军部某部门的乌尔班将军（General Urban），虽在一九一一年拿了全额退休金退役，却在一九一三年重回陆军部任职，“因为发现在外面过不了好日子”。[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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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72 在这气氛下，唯利是图和贪污之风大行其道。布罗施上校在美景宫任职许久之后，弗朗茨·斐迪南安排他前往博岑（Bozen，意大利语称博尔扎诺/Bolzano）享有盛名的第二皇家步兵团，然后布罗施从博岑写信给奥芬贝格，感叹“即使人在温泉疗养镇，还是无法放轻松”。他为已计划好与妻子搭船前往希腊、西西里一事发愁：“我要怎样用我那一点小钱玩个尽兴？”他们夫妇俩挑“并不是海上航行之最佳季节”的冬天搭船出游，因为“那时搭船、在船上吃住较便宜”。安全舒适的客轮，例如汉堡-亚美加利公司或奥地利洛伊德公司的客轮，票价较贵，因此他选择了票价便宜的老爷船以省下更多钱，那艘船“又小又挤，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颠得人想吐”。布罗施得意地说道，他把价钱砍到九十五克朗，因为“军官和其眷属可打五折！”这一趟出游省下的钱还不只这些，因为这次出游将使他离开博岑，从而可以不必参加为军官、士官、退伍老兵办的多场嘉年华舞会，可让薪水微薄的他少花一些钱。要在军中闯出一番事业，必得有团长资历，而布罗施能掌管这个著名的团和为其军中资历镀金的驻地，得归功于他的人脉，但他显然错过了取得他所谓维也纳之“肥缺”的机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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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74 在哈布斯堡军队四处找钱或省钱以维持生计时，哈布斯堡帝国巍巍颤颤走在灭亡边缘。一八六七年折中方案的经济、军事条款，每十年得重订，而一九〇七年的重订争辩比以往更为激烈。这些条款已与男性普选权这个令人忧心的问题牢牢挂钩，无法分割。为使老迈的帝国更有活力，皇帝已同意让奥地利、匈牙利境内的成年男子都享有投票权，但只有奥地利这一边落实这道法令。匈牙利人向来不屑维也纳所发出令其困扰的指示，这一次亦不例外，仍只让其百分之七的人口享有选举权，摆明不把他们的人民和君主放在眼里。直到迟迟未有动作的皇帝终于扬言要用武力（而非只是下命令）在匈牙利落实男性普选权时，马扎尔人才在一九〇七年重订折中方案，让这一体制得以再走十年。马扎尔人要能继续主宰匈牙利，有赖于使该王国内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在其现有体制下——占匈牙利人口五成五的匈牙利人占去议会席位（四百零五个）的九成八——不敢妄动。就连厚脸皮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这时都觉得这一中世纪的安排让其在国际上颜面挂不住。牛津大学学者塞顿-华森（R. W. Seton-Watson）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匈牙利的民族问题》（Racial Problems in Hungary）一书，详述布达佩斯对外莱塔尼亚境内非匈牙利裔人民的种种不当对待，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令弗朗茨·约瑟夫大为不快。为挽回颜面，说服匈牙利议员照奥地利人已做的（和奥地利人所希望匈牙利照做的）行事，皇帝破天荒于一九〇八年秋将其皇廷搬到布达佩斯，以就近督导选举改革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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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76 七十八岁的皇帝兼国王从伊舍（Ischl）坐了十小时颠簸的火车来到布达佩斯，欲解决男性选举权的问题，结果吃了闭门羹。马扎尔人靠选举舞弊保住其独大地位，匈牙利的“自由党人”认为没理由改变现状，即使皇帝兼国王下令亦然。于是，一九〇八年匈牙利的选举权“改革”成了这副模样：占人口超过四分之一的文盲，只有十分之一有投票权（其他十分之九则无权投票）；高中毕业生（全以马扎尔语受教育者），每次投票可领两张选票；大学毕业生和有钱纳税人可投三次票。投票也非秘密不公开，但选票得公开示众，以使“投票人不至于在秘密投票的掩护下违反自己的承诺”。有了这些规定在手，说马扎尔语的乡绅和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员，将可以几乎毫无阻碍地永葆其在匈牙利的支配地位，无视较弱势之匈牙利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的心声。[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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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78 简而言之，匈牙利人要把哈布斯堡帝国拖到悬崖之外。在识字率、自由化、民族意识都日益高涨的时代，这个帝国唯一的指望是逐渐放松“支配性民族”的控制权。奥地利人愿意，匈牙利人不愿意。他们不给予男性普选权，甚至以延展折中方案为人质，勒索到较低的税率，从而使奥地利人负担六成四的“共同”税，匈牙利人只负担三成四。对匈牙利人享有特权深恶痛绝的奥地利纳税人，愈来愈认清自己在替匈牙利的建设出钱。在匈牙利境内征集的部队，高达四分之一由奥地利纳税人在养。原来一直由奥地利境内Skoda厂制造的火炮，从此将改在匈牙利迪欧斯捷尔（Diosgyör）的新厂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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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80 一战爆发的前几年，匈牙利人对联合君主国一直是口惠而实不至。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担任首相的国民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s）党魁伊斯特万·蒂萨（István Tisza），一九一〇年将这老政党改头换面，将其改名为国民劳动党（National Party of Work），一九一〇年再当首相。蒂萨表面上支持折中方案，但对于维也纳欲加强奥匈合并的程度，乃至欲使奥、匈公平分摊合并成本的举动，一律抵制。[59]意大利时事评论家把弗朗茨·约瑟夫打趣称作“匈牙利皇帝”，倒也颇有道理，影射这个君主国的大权实际掌握在布达佩斯手上。[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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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46282 在为选举权和延展折中方案而争辩期间，奥地利欲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面积不大的东部地区彻底纳入掌控，奥地利、匈牙利两者影响力的日益悬殊，随之清楚地呈现在世人眼前。一九〇八年，由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撼动君士坦丁堡政局，由于亲俄的塞尔维亚王朝觊觎位于奥匈帝国与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维也纳认为该将其于三十年前柏林会议上单纯只是占领的这些土地并吞。这激发了匈牙利人另一波暴露其居心的阻挠，布达佩斯不会同意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君主国，不管是并入奥地利，还是并入匈牙利。匈牙利人会坚持实行又一个没什么实际用处的折中办法。这些新省份将被视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但统治它们者，其实不会是皇帝，而是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长。[61]财政部长将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厘清如何与其下属沟通上，因为皇帝已同意波斯尼亚与奥匈帝国部长的往来公函一律以德文书写，与匈牙利办公室的往来公函一律以匈牙利文书写，与克罗地亚官员的公函往来一律以克罗地亚文书写。[62]这些荒谬的安排，意在使皇帝在巴尔干半岛取得的这些新土地，永远处于“特别行政区”这个不上不下的状态里；布达佩斯既担心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使内莱塔尼亚更为强大，也担心外莱塔尼亚境内的斯拉夫人因此变多，特别是担心多了后可能与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联手对付马扎尔人的南斯拉夫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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