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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样不苟言笑、办事有条不紊的人,当然看到军事、政治上受到这种种掣肘的愚蠢之处。一九一三年,这位五十岁的皇储誓言,等他当上皇帝,会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他指出依长远来看至为荒谬之事,即不断操纵这些省份(和软弱皇帝)的匈牙利实质上欲“使奥地利与巴尔干半岛隔绝”,他还说巴尔干半岛是“奥地利未来前途所在”。他要往南扩张,使这个君主国的势力直抵萨洛尼卡,要吸并土耳其放弃的领土,要在地中海开辟新港口,要使这个君主国成为推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乃至塞尔维亚这些巴尔干新王国贸易与发展的引擎。[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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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计划,一如其他所有计划,若要能实现,有赖于匈牙利的配合,而到了一九一三年,匈牙利人已几乎完全退出奥匈帝国体制。他们连奥匈帝国国歌——海登的《主佑君皇》(Gotterhalte)——的歌词,都不愿唱出口,因为国歌里有他们所痛恨的字Kaiser(皇帝)。他们会哼着曲子,或不出声,乃至发出嘘声。由于匈牙利人坚持以日益烦琐的文书工作和礼仪,来将两首都、两议会(一在维也纳,一在布达佩斯)、弥合两政府之歧见的两代表团联结在一块,所以向来不彰的奥地利行政效率每况愈下。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一体制都如某外国观察家所说的,是个欠缺最高权威的“不完整联邦制”。[65]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体制则如外国另一观察家所说的,是个由匈牙利掌管的“恐怖、勒索”体制,“弗朗茨·约瑟夫始终屈服于匈牙利人的要求;这时,一个较强势、较睿智的君主,大概会反击人口和比利时一样少的这个小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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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反击的较强势之人是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一八八九年鲁道夫大公自杀后,二十六岁的弗朗茨·斐迪南熬过结核病的荼毒,然后于一八九八年获指定为奥匈皇储和皇位接班人。他的干劲、独立、好斗性格为人所津津乐道;他爱打猎成痴,一生射杀了二十七万五千只野兽;他挑妻子时,不挑旁人为他选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堂姐妹,而是挑中担任女官的伯爵千金苏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从而引发一场“贵庶通婚”的轩然大波。贵庶通婚代表斐迪南大公的子女将来无权继承皇位。[67]斐迪南大公是哈布斯堡家族某大公和那不勒斯某公主所生,没有幽默感且一板一眼,人缘不佳,尤其不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喜欢。事实上,每个人原都认定皇帝会再娶,再生个儿子,使弗朗茨·斐迪南继承不了大位——直到一八九八年大家才不再这么认为。但皇帝钟情于施拉特女士,从未想过再娶,所以这个君主国注定要由弗朗茨·斐迪南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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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约瑟夫把折中方案视为君主国不容怀疑的根基,弗朗茨·斐迪南却视之为得割除的肿瘤。就像缠着老狗不放的小狗,弗朗茨·斐迪南一九〇四年在下美景宫(Lower Belvedere Palace)建立自己的军事文书署,把它当成影子政府来经营,署里设了职能如同陆军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部长的职务,而充任这些职务者大部分是曾和弗朗茨·约瑟夫意见冲突者。[68]弗朗茨·约瑟夫满足于坚守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二元结构时,弗朗茨·斐迪南却想把君主国彻底拆除再重建。皇储与皇帝,一年轻一老迈,两者差异悬殊,不由使众人开始思索退位之事:老态龙钟的皇帝主动下台,让位给法国大使馆所谓的“原生液——坚毅、精力充沛的皇储,如果还未太迟,这人或许能挽救这君主国”。[69]一九〇七年,皇帝命弗朗茨·斐迪南前去布达佩斯庆祝折中方案施行四十周年时,斐迪南答应得很不情不愿:“我得告诉陛下真相,即对于这一庆祝活动,外界其实充斥着不同的想法,折中方案施行四十周年庆的此时,正值这些人居支配地位的时期,而这些人,我只能称之为叛徒,他们不断鼓动抵制任何东西,王朝、帝国、陆军诸如此类的任何东西。”[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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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皇帝老迈,鉴于斐迪南大公雄心勃勃、斐迪南幕僚长布罗施·冯·阿雷瑙熟练的权力斗争手腕,忠于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臣和官员愈来愈不得不两边下注。布罗施于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担任弗朗茨·斐迪南的副官,一九一一年,即老皇帝去世的五年前,就开始筹划帝位接班之事。布罗施的计划郑重宣告要将奥地利的投票权引进匈牙利,要终结马扎尔化的不当行径,要解决各地行政用语的问题,要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身份地位正常化,要把奥匈联军摆在坚实的基础上,要把奥匈改名为“奥地利君主国”,并只有一面国旗:黑黄底色,上有哈布斯堡双鹰。最重要的,弗朗茨·斐迪南承诺消除维也纳一贯予人的“胡乱应付了事”印象。[71]总的来说,他要执行“公平高压政策”,取代弗朗茨·约瑟夫吃力不讨好的偏匈牙利政策。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对哈布斯堡家族没有好感,但对弗朗茨·斐迪南却也只保有勉为其难的尊敬。在他眼中,斐迪南不同于弗朗茨·约瑟夫,“从不迎合维也纳人善变、低俗、虚情假意的天性,甚至连博取民心都无意一为”。这位大公是“福丁布拉斯型的人物,不是哈姆雷特型的人物”,是这个君主国赖以“成为秩序井然之国、赖以拨乱反正”的最后、最大指望。[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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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斐迪南或许是这个君主国的最大指望(除了他,没有可让人寄予重望的出色人物),但他的宏图大计不可能实现:民族问题太棘手,这位大公本身充斥着种种矛盾。比起弗朗茨·约瑟夫,他的确较能干,有较明确的奋斗目标——谁不是如此?——但他没有调和相龃龉之诸民族的计划,而且身边除了净是逢迎拍马之徒,还有个信教惊人虔诚,拿天主教信仰的虔诚程度作为将领、部长之选拔标准的妻子。他是恃强凌弱之人(逢迎上意的奥地利体制使他得以恃强凌弱),而且他把自己愚昧的成见化为方针,如一九〇九年他评论奥地利大使门斯多夫伯爵(Count Mensdorff)与英国官员诺埃尔·巴克斯顿(Noel Buxton)的某场交谈时所表明的:“门斯多夫十足无能。他娶了匈牙利人,已忘了自己是奥地利人。巴克斯顿,一如所有英格兰人,盲目且愚蠢。你可以把这些观感告诉康拉德将军。”[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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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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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缠着老狗不放的小狗,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下美景宫创设了影子政府,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霍夫堡的政府公开争夺帝国控制权。“我们不只有两个议会,还有两个皇帝,”有位奥地利高官在这一争权白热化时如此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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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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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上级,难怪奥匈帝国参谋总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以爱说大话、行事鲁莽不计后果而著称。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弗朗茨·斐迪南在一九一三年接任哈布斯堡武装部队督察长后,逐步侵夺皇帝仅存的权力。那一年,他和康拉德撤换掉奥匈帝国十六个军的军长,拔掉皇帝的人,换上自己的人马。[74]报界以隐晦、拐弯抹角的口吻将斐迪南大公称作“能干官署”或“极高层”。每个大国的大使馆都在申布伦(Schönbrunn)夏宫和霍夫堡冬宫安插了线人,以了解皇帝在接受何种药物治疗、体重多少、平常疾病的病情。渐渐地,皇帝完全不去霍夫堡,整年留在申布伦夏宫,以免去搬迁之苦。[75]大部分观察家认为他随时会死。弗朗茨·斐迪南的崛起和老皇帝大权的旁落,使这个本已四分五裂的帝国的内部对立更为严重。“我们不只有两个议会,还有两个皇帝”,有位高官不悦地说道。[76]人称“美景宫之斯芬克斯”(Sphinx of the Belvedere)的斐迪南大公,乃是一九〇六年阿洛伊斯·莱克萨·冯·埃伦塔尔(Alois Lexa von Aerenthal)出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部长和一九一二年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von Berchtold)伯爵接任埃伦塔尔外长职务这两项人事案的推手。[77]一九一一年在斐迪南大公力促下出任陆军部长的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哀叹皇帝不愿“解决匈牙利问题”,不愿挽救萎靡不振的陆军士气。[78]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也支持斐迪南大公的政策,一九〇六年他五十四岁时获晋升为参谋总长。[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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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失望于有五千万人口的君主国,其外交、财政、军事却受制于一千万匈牙利人,且从未掩饰这份失望之情。就像曾说过“陆军的主要职责不是保卫祖国防御外敌,而是防御所有内敌”的弗朗茨·斐迪南,康拉德深信这个君主国的使命乃是“团结欧洲的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一起防止俄国、德国或匈牙利的称霸。[80]一如埃伦塔尔,他深信在巴尔干半岛采取前进政策,乃是激励奥匈帝国衰颓的民心和吓阻君主国之敌人蠢动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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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帝国的巴尔干策略不致流于纸上谈兵,康拉德于一九〇六年后重拟了奥匈帝国作战计划。针对为入侵匈牙利而拟定的U计划,增补了三个可能情况:I计划(I指意大利)、B计划(B指巴尔干)、R计划(R指俄罗斯)。I计划以奥地利的名义伙伴意大利为对象,严格来讲自一八八二年结成德、奥、意三国同盟起,意大利就是奥地利的盟邦,但谁都很清楚意大利骨子里与奥地利为敌。意大利人与法国人常为北非殖民地发生争端,意大利人加入三国同盟,只是为了在发生这类争端时取得外交掩护。比起取得利比亚或突尼斯,他们更想得到奥地利的里雅斯特、达尔马提亚、特伦托(Trento)周边的蒂罗尔地区。因此,被外交界称作“结盟之敌人”的奥地利、意大利两国,很有可能兵戎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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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拟定俄罗斯、巴尔干半岛作战计划,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若与俄罗斯开战,八九不离十肇因于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冲突,因此康拉德的B计划、R计划在两个战线都采取守势,并保留一个可能足以决定战局的四个军的梯队作为预备队,以备需要时介入其中某个战线。如果俄罗斯人缩手,塞尔维亚会被击溃;如果俄罗斯人坚持不退,会在加利西亚打成僵局,然后在波兰受到奥、德联军包围。至少,计划如此想定。[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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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r Schlemihl,” Die Zeit,Feb. 6,1913;R.J.W.Evans,The Making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1550-1700:An Interpre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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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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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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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7N 1127,Vienna,Oct. 1,1889,“La question des nationalités dans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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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offrey Wawro,The Franco-Prussian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3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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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eoffrey Wawro,The Austro-Prussian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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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HAT,7N 1124,Vienna,Aug. 20,1878,Cdt. Tour de Pin,“Aperçu pol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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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HAT,7N 1124,Vienna,Mar. 1878,Capt. de Berghes,“Composition et recrutement du corps d’officiers dans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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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riegsarchiv,Vienna(KA),Militärkanzlei Franz Ferdinand(MKFF)206,Sarajevo,Feb. 7,1914,FZM Potiorek to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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