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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康拉德来说，他只是惊讶于德国既然已发出最后通牒，奥地利就无须担心得分兵对付俄罗斯，但埃伦塔尔却未利用这机会入侵、瓜分塞尔维亚。但因此次大胆行动有功而获皇帝赠予伯爵之位的埃伦塔尔，没被表面的胜利冲昏头，他清楚理解到这场危机所暴露的一个重要事实：俄罗斯人退缩，完全是因为德国的威胁，而非奥地利的威胁。俄罗斯人会（在德国胁迫下）接受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但不会允许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诚如某美国外交官所说的，埃伦塔尔“能得手，主要归因于虚张声势和德国的支持与影响力”。但德国人不会开出空白支票，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行径照单全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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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空白支票已在准备。德皇和弗朗茨·约瑟夫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会面，以强化同盟关系。一九〇九年，奥匈帝国与德国两国军方举行自一八九六年以来的首场参谋会谈。上一次两国参谋碰面议事时，主要谈俄罗斯问题，而在这场新的参谋会谈上，毛奇告诉康拉德，他很遗憾一九〇八年未爆发战争，“那时的情势会比几年后的情势更有利于奥地利与德国”。[39]新情势——和德国人所制订用以利用那些新情势的计划——的确不同以往。一八九六年参谋会谈后，德国人的打算，原只是在西边挡住法国，在东边与奥地利人联手对俄国发动压倒性攻势。一九〇五年，在施里芬计划——因德国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而得名——影响下，一切改观。德国人的攻守计划彻底翻转，改成要以本身少许的基本兵力和大部分奥地利陆军挡住动员缓慢的俄国人，把德国九成兵力集中对付法国人。照计划想定，德国人于不到六星期击败法国人后，会移师东部战线解决俄国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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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计划如此变动，令奥匈帝国大觉不妙，毕竟奥匈帝国战时动员全部兵力，也将只有俄国兵力的四分之一。但康拉德接受这一改变，态度出奇泰然。一九〇六年出任参谋总长之前，康拉德写了一本战术性著作《论战术和步兵的战斗教育》（Studies on Tactics and The Battle Education of Infantry），一举成名。在这本书中，他主张战斗成败取决于心理素质更甚于身体素质。他说，“不怕苦且勇敢”，一往无前且不惜牺牲性命的部队，即使面对人数更多且挖壕固守的步兵和炮兵，都会打赢。[41]大部分奥地利军官同意他这看法；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已证明刺刀冲锋战术已过时，但在奥地利陆军，一如在欧洲其他陆军里，相信这一战术者仍大有人在。有位奥地利军官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写道：“这一原始工具（刺刀）振奋士气的作用，绝不容轻描淡写带过；刺刀是进攻精神的最佳体现，它将士兵的信心与其欲击败敌人的念头绑在一块。”[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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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局不满的奥匈帝国士兵，恐怕会是欧洲最不可能为国牺牲性命的士兵之一，但康拉德不以为意。更糟的，他从未催促德国人告知其作战计划细节，他也从未把自己的作战计划详情告诉德国人。两国陆军只是粗略交代各自的战略目标（击败法、英、俄和征服巴尔干半岛），却未在如何达成那些目标上达成一致见解。双方都太想保住自己行动上的独立自主，因而只达成以下共识：奥地利人会在俄罗斯完全动员之前猛攻俄国，德国人会将数量未定的兵力部署于东边，以为奥地利人将兵力调到东部战线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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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知道届时他需要时间，因为他打算于进兵俄国途中灭掉塞尔维亚，一个他未告知德国人的计划。康拉德推断，从波斯尼亚与南匈牙利突然奔出的二十个奥匈帝国师，就足以击溃塞尔维亚人。他一味认定，直到他攻破贝尔格莱德，把目光转向东边为止，剩下的奥匈帝国陆军和兵力未定的一支德国陆军，都会在波兰、加利西亚守住战线。这一刻意的含糊，将带给奥地利人灾难。即使在平时，俄国陆军都拥兵一百五十万，那么在战时动员后，会壮大到六百万或更多。奥地利平时有四十万现役军人，战时最多扩增为两百万，且都装备不良，若碰上俄罗斯大军如洪水般袭来，只会灭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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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塔尔始终认定，若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强势政策，将吓阻俄罗斯，镇住贝尔格莱德，使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不再鼓吹建立南斯拉夫王国。结果情势发展与此背道而驰：塞尔维亚报界激愤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遭吞并，每天痛批哈布斯堡王朝，塞尔维亚政府则鼓励组织爱国会社，例如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二百二十个分部的民族自卫社（Narodna Odbrana）。[44]一九〇九年，埃伦塔尔的外交部向五十三名克罗地亚人提出诉讼，指控他们与贝尔格莱德往来，阴谋叛国。诉讼案的主要证人是奥地利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这一轰动一时的审判因此被称作“弗里德永审判”（Friedjung Trial）。弗里德永、埃伦塔尔和后来的康拉德三人，在这场审判中被确证为叛国证据的那些文件，后来查明是埃伦塔尔的外交部所伪造。这一令人难堪的大挫败，让人窥见已开始席卷这个多瑙河君主国的恐慌。卡尔·克劳斯的讽刺性报纸《火炬》（Die Fackel），以怀疑口吻愤愤说道：“一言以蔽之，奥地利历史就是如此，发生了那么多事，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这场审判是个“地震，但没有叶子从树上震落”；它代表了“犯错与愚蠢之间的搏斗”。埃伦塔尔的所作所为“不是制定政策，而是破坏政策”。弗里德永的角色很可悲：“他操着一口最漂亮的城堡剧院（译按：奥地利国家剧院）式的德语，圆润洪亮，抑扬有致；他讲话的口吻像是奥托卡尔（Ottokar）——‘这个奥地利是个好地方’。”克劳斯提到在维也纳葡萄酒馆里演奏的欢乐音乐，推断“葡萄酒馆音乐骗不了世人，世人还是会了解这场审判的真正含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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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塔尔有一更大策略来强化其在巴尔干的前进政策，“弗里德永审判”则是这一更大策略的一环，但塞尔维亚人不接受这一策略。一九一〇年六月，有名塞尔维亚籍刺客朝哈布斯堡王朝的波斯尼亚省长开枪，未击中。一群塞尔维亚陆军军官，以化名阿皮斯（Apis）的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c）为核心，组织了名叫“不统一毋宁死”（Union or Death）的秘密会社，以更利于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个以“黑手会”（Crna Ruka）更为人所知的秘密会社，呼吁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塞尔维亚人，包括生活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集合起来。[46]阿皮斯于一九〇三年时主导杀害塞尔维亚奥布廉诺维奇王朝的末代国王，这时则鼓吹对奥地利人展开“革命性行动，而非文化性行动”。事实表明，他是维也纳不能等闲视之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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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前景更为黯淡。皇帝已同意让被并吞的居民成立议会，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均得根据本身族群在各省里的相对数量，选出代表参与。皇帝承诺议会将是实际人口组成（四成三塞尔维亚人、三成五波斯尼亚人、两成二克罗地亚人）的“真实翻版”，但不久就食言。不足为奇地，这议会转而与奥地利作对，塞尔维亚人的民心转向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人转向青年土耳其党，于是维也纳搬出不公正的选区重划办法（以使塞尔维亚籍选民无法左右选举结果），并有计划地广建教堂以拉拢天主教徒。一八七八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只有一座罗马天主教堂，三十年后有一百七十九座，还有数十座新隐修院、女隐修院、学校。波赫境内诸省的塞尔维亚族青年与穆斯林青年，被调去哈布斯堡君主国偏远地区的陆军部队服役，比例超乎他们所属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哈布斯堡王朝把这称作“去民族化”。[47]但除非将民族主义连根拔除，否则奥地利人无法使它俯首称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在萨拉热窝执掌第十五军并接任波斯尼亚军事行政长官时，也抱着和康拉德一样的看法，即认为只有向塞尔维亚开战并将它击败，才能减缓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奥匈帝国境内的扩张。[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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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意在加固哈布斯堡君主国，但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地位还是每下愈况，这令康拉德大为沮丧。埃伦塔尔的“大胆出招”，随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内部崩溃，看来越来越像是一场徒劳。在这同时，塞尔维亚和其诸盟友声势日壮。一九〇九年俄国派激烈反奥的官员出任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然后俄国沙皇赴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以及俄意同意就巴尔干半岛日后的任何变动商议），使康拉德相信哈布斯堡君主国得趁其诸多敌人尚未联合起来反奥之时将它们各个击破。施里芬（与康拉德）作战计划所依据的那些乐观的前提，正一个个瓦解。法国出资建造的铁路将使俄国在几星期内，而非几个月内，就陈兵于奥地利边界。由于奥地利农民党成员和实业家为与塞尔维亚缔结通商条约之事意见不合，最后虽然取得一致意见，却只是使奥地利与贝尔格莱德的贸易关系陷入两败俱伤的乱局。二十世纪初期，奥匈帝国政府受议会阻挠，不得不以提高猪、牛、李子、小麦、大麦、玉米的关税来平息奥匈地主的不满，“猪战争”一场接一场爆发，而提高这方面的关税，实质上切断了奥匈政府与塞尔维亚国最有可为的联结。[49]一九〇六年前，自奥地利的进口额，通常占贝尔格莱德总进口额的六成，一战前夕降到两成四。美国驻维也纳大使很惊讶奥地利人竟错过“分化塞尔维亚的保守商界人士与激进好战团体”的机会。英国大使馆同样觉得不可思议：奥地利人未“透过互蒙其利的贸易拔除塞尔维亚对其的危害”，反倒“使塞尔维亚人对其心生敌意，同时未想办法解决他们潜在的分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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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维也纳的政策不但未分化贝尔格莱德商界和好战团体，反倒使他们关系更紧密。一九〇八年，奥匈帝国农民党成员成功将自塞尔维亚进口的粮食，限制在每年消耗量的百分之一点六（且即使对如此稀少的进口量，关税都提高了三倍），塞尔维亚人则回敬以对奥地利制造品课以毁灭性关税：对纺织品是百分之七十，对刀具是百分之百，诸如此类。大为不妙的，塞尔维亚人还取消向奥地利Skoda厂订购火炮的一笔大订单，转向法国的Creusot厂下订，从而使贝尔格莱德与三国协约的军事关系更为紧密。[51]维也纳每年加诸的这项羞辱，使塞尔维亚政府几度更迭，埃伦塔尔严正表示，“只要塞尔维亚懂得走该走的路，随时可望得到我们的善意对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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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关系冰封，因为奥地利人不只要求让其（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进入塞尔维亚市场，还坚持要贝尔格莱德废除其与保加利亚等邻邦的通商条约[53]。在塞尔维亚，仇恨马扎尔人与奥地利施瓦比亚人（Schwabas）的心态升高，塞尔维亚商人悄悄改赴别地贸易：德国、英国、希腊。康拉德没把这些恶兆放在心上。他不断促请埃伦塔尔和皇帝先发制人打击塞尔维亚人或（把遭奥地利拒买的塞尔维亚猪全买下的）意大利人，且在意大利于一九一一年九月入侵土属利比亚后变得非常狂妄。康拉德不顾埃伦塔尔的反对，要求开战，誓言他宁可“断臂”也不愿退缩。奥匈帝国一九一二年秋季军事演习，排定于匈牙利大平原（Alföld）举行，因为那里的地形“类似北意大利”。[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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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展现其难得一见（且短暂）的果断，于一九一一年将康拉德解职，坚持要奥地利走“和平政策”（但不久后康拉德即复职）。对康拉德的好战已忍无可忍者，不只弗朗茨·约瑟夫。三年前偷偷答应让意大利取得利比亚，以换取罗马接受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后，埃伦塔尔即对康拉德的爱说大话很不以为然。就连康拉德的恩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都认为这位将军做得太过火，同意将他解职。康拉德失去他应有的分寸，认为他的“职责大于外长（的职责）”，要埃伦塔尔绝勿让“外交考虑”凌驾于“军事准备”之上。时任陆军部长的奥芬贝格，如此概括地说明其对康拉德的看法：“他深信帝国必须以行动证明其会出手痛击，否则会被拖入战争。”换句话说，成功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但这一理论上要奥地利向意大利开战以表明自身立场的主张，现实上不可行；简而言之，在一八八二年意大利成为奥地利盟邦之后，这一主张无论何时都行不通。奥地利人不可能为利比亚问题向意大利开战，因为诚如奥芬贝格所说，奥地利入侵意大利，几乎肯定会“引发一场全欧的战争”，使奥地利成为众矢之的。[55]康拉德在皇帝眼中已成为十足的绊脚石，于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皇帝将他解职，换上布拉修斯·舍穆瓦将军。弗朗茨·斐迪南厚待卸职后的康拉德，让他出任高薪的陆军督察（奥地利陆军设了许多高薪督察）。康拉德于申布伦宫晋见皇帝时遭皇帝解职，事后他抱怨道，“这”就是“使我们大败于柯尼希格雷茨”的那个政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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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在这时撤换康拉德实在不是时候，因为康拉德下台，舍穆瓦接任时，巴尔干半岛的情势正处于爆炸边缘。“舍穆瓦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到现在还在了解，”法国武官在从维也纳发出的报告中说道，“似乎大家对他都所知不多。他个性内向，从未在军官俱乐部露面；他在波斯住过一段时间，信了他们宗教的某些东西……军事情报首长说，舍穆瓦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得花几个月时间搞懂这个复杂的新职。”[57]事实上，舍穆瓦一八七八年曾以军事代表团一员的身份奉派前往波斯。这一代表团的任务是向卡扎尔（Qajar）王朝国王推销奥匈帝国的顾问和军火，但未能如愿；波斯国王选择采用德国顾问和军火，舍穆瓦落得清闲，跟着几名伊斯兰教托钵僧学道，然后，在返回奥地利后，加入秘密的反犹组织“新圣殿骑士会”（New Templar Oder）。这个组织由耶尔格·兰茨·冯·利本菲尔斯（Jörg Lanz von Liebenfels）创立，在多瑙河边某城堡里举行神秘仪式聚会，城堡上飘扬着卐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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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穆瓦新接的任务，似乎和他的波斯之行或他的新圣殿骑士团一样无望成功，情势不容许他花几个月时间慢慢进入状态。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波斯尼亚并吞危机、巴尔干诸国日益强势申明自身立场这三件事，全与俄国、法国的安全有某种利害关系。这三者的急速合流，意味着在如何保留土耳其辖下欧洲地区上，国际仍未有共识。罗伯特·兰辛从美国国务院写道：“巴尔干半岛是诸民族的战场，是村子熊熊燃烧的地方，是猝然失去性命的地方……‘和平’是遭人遗忘的字眼。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争夺这块土地，为此，用他们的血淹没它，使它覆满灰烬。”[59]俾斯麦曾著名地宣称，说这地区“不值得让波美拉尼亚精锐部队付出性命”，但这一宣示这时看来愈来愈站不住脚。奥匈帝国和其他强权不久后终将躲不掉这场杀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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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NARA），M 862，roll 940，Oct. 11，1914，“Interview with Prince Lazarevich-Hraselianovic”；Andre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 1914-1918（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7），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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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ugo Hantsch，Leopold Graf Berchtold（Graz：Verlag Styria，1963），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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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arl Kraus，“Franz Ferdinand und die Talente，” Die Fackel 7，no. 400（1914）：2：“Politik ist das，was man macht，um nicht zu zeigen was man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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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eichspost，Jan. 9，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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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ARA，M 862，roll 940，Mar. 1909，Robert Lansing，“Nationality and the Present Balkan Situation”；M 862，roll 940，Oct. 11，1914，“Interview with Prince Lazarevich-Hraseliano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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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orman Stone，“Army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900-1914，” Past and Present 33，no. 1（196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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