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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16,1908,Rives to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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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16,1908,Rives to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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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Die Industrie,Apr.30,1910,“Quo vadis,Austria?”;NARA,M 862,roll 933,Vienna,Sept.2,1908,Rives to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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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 7,1908,Rives to Root;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78-79;Reichspost,Jan. 9 and 23,1913;BNA,FO 120/906,Vienna,Jan. 16,1913,Cartwright to Grey;Churchill,World Crisis,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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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170-174;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4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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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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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SHAT,7N 1131,Vienna,Jan. 16,1912,“Le General Schemua,” and Vienna,Apr. 25,1912,“Notes sur la politique balkanique austro-hongroise”;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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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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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NARA,M 862,roll 940,Mar. 1909,Robert Lansing,“Nationality and the Present Balka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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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第三章 巴尔干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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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的杀伐之声即将大幅升高。一九一二年三月,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成功打造出旨在阻止青年土耳其党收回巴尔干半岛失地、击退奥匈帝国侵犯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然后俄国出面居中协调,让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达成瓜分马其顿的协议。奥地利始终认定,马其顿曾遭多个外族入主一事(曾先后属于保加利亚帝国、塞尔维亚帝国、拜占庭帝国),加上该地族群、宗教的多元复杂,会使任何巴尔干国家都无法控制它。毕竟土耳其人二十世纪统治马其顿时,凭借的手段包括鼓励居民(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互相迫害(此举偶尔迫使列强坚持要求土耳其改革,甚至派国际委员会来落实改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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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罗斯的介入,对土、奥两国大计的威胁,远不只限于马其顿一地。由于俄国的运作,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为共同目标而结盟,说服希腊和黑山加入一起奋斗,然后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这一巴尔干联盟的成员国不久后就会为争夺战利品而大打出手,但当下他们都有志于趁君士坦丁堡充满干劲的新政府尚未巩固其在国内和在其少数仅存的欧洲省份(例如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的权力时,先打败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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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爆发的战争,使奥斯曼帝国失去大片疆土,使其陆军消亡殆尽。开战才三星期,五十万土耳其部队(在色雷斯的二十二万部队和在马其顿的三十三万部队),遭总兵力达七十一万五千人的巴尔干联军击败。希腊人拿下萨洛尼卡;保加利亚人进逼到君士坦丁堡城门;黑山人攻入科索沃和斯库塔里(斯库台);塞尔维亚人往南攻入马其顿,远至莫纳斯提尔(Monastir,马其顿语称比托拉/Bitola),然后十一月时挥兵向西抵达海边。由于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占领土耳其的爱琴海沿岸,塞尔维亚人即不客气夺取奥斯曼帝国阿尔巴尼亚境内滨亚得里亚海的四个港口:圣乔凡尼-迪梅杜亚(San Giovanni di Medua,阿尔巴尼亚语称圣金/Shëngjin)、阿莱西奥(Alessio,阿尔巴尼亚语称莱什/Lezhë)、都拉佐(都拉斯)、发罗拉(Valona,阿尔巴尼亚语称夫罗勒Vlorë)。一九一三年五月签署的伦敦条约,为土耳其在其欧洲诸省的统治敲响丧钟,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诸省大部分被转让给巴尔干联盟。奥匈帝国,欧洲的巴尔干强权,一无所获。维也纳的《时代周刊》以无法置信的惊讶口吻说道:“这场巴尔干危机使我们的外交遭逢如一八六六年的挫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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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奥匈帝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并不突出。死于危机期间(一九一二年二月)的埃伦塔尔,认为在维也纳准备好可以重新向爱琴海进攻,在途中吞并马其顿之前,不妨让这个省份留在土耳其人手里;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希腊人突然进占萨洛尼卡,塞尔维亚人突然攻入史高比耶、科索沃以及阿尔巴尼亚诸港。从经济上讲,这一发展无异于一场灾难。在土耳其百分之十一的关税下畅销的奥地利制造品,从此再无法打入这些新市场,因为这些市场被筑上进口关税壁垒,从最低的保加利亚的百分之三十三,到最高的希腊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奥斯曼帝国人民所戴的非斯帽(fez),原几乎都是波希米亚的毛纺厂所制,但不久后这些毛纺厂就会失去这笔很有赚头的生意。[3]“头一个亡于巴尔干飞蹿的子弹者,乃是现状,”有位奥地利将领痛苦地指出。原本令维也纳受益的现状,突然间烟消云散。[4]在奥地利军界,巴尔干危机的解决之道似乎再清楚不过。“就让这件事爆发为战争,”阿佩尔将军从萨拉热窝匆匆写道,“我们有什么好怕的?俄罗斯?他们不会有任何动作,我们得把塞尔维亚一劳永逸地解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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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罗斯人大概会有动作,而且弗朗茨·约瑟夫和弗朗茨·斐迪南都不想要战争,尽管塞尔维亚就是靠战争并吞掉奥匈帝国主要势力范围里的大片土地的。接埃伦塔尔之位的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因决意阻止战争升级并打造奥俄友好协约,已得到皇帝和皇储的支持。他主张奥匈帝国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以免列强想起它一九〇八年的“侵略性角色”。[6]由于无意用武力恫吓,贝希托尔德实行没人放在眼里的软弱外交路线。他安排了一个“马其顿代表团”(来自索非亚的两名教授和来自史高比耶的一名土耳其退休官员)访问英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让他们在该使馆发出独立而非瓜分的恳求。他们主张,“马其顿理当得到自治,不该被移交给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结果是狗吠火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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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上奥地利人能如何执行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日益萎缩的治理权?奥地利若掀起大战,德国将不得不充当其后盾,因此德皇以嘲笑口吻说道,他不会“为了一些牧羊草地”大动干戈。[8]心知为了阿尔巴尼亚的牧羊草地大动干戈,战火会扩及加利西亚的农业区,因此,舍穆瓦将军惊恐万分地响应这场危机,特别是回应一九一二年秋俄国在华沙和基辅两地区的试验性动员。他下令局部动员(在波斯尼亚和加利西亚的五十万奥地利人),但无意动用他们。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忧心忡忡,在布达佩斯召开一场有康拉德、舍穆瓦、弗朗茨·斐迪南参与的军事会议,与会诸人全都同意什么都不要做。[9]这情况和一九一四年七月奥匈帝国会面临的情况(塞尔维亚挑战维也纳,俄、法两国站在塞尔维亚这一边)几乎一模一样。但一九一二年时奥地利的决定,比两年后会做出的决定,明显更为明智。布达佩斯会议推断,以奥地利如此薄弱的陆军,靠军力解决问题绝对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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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作战计划——因应俄罗斯(R)的部队和因应巴尔干半岛(B)的部队,加上在这两者之间策应的一支机动预备队——表面上看来颇能因应新情势,但实际上掩饰了现代战争决定胜负之关键(运输工具、火炮、受过训练之步兵)的严重不足。因此,贝希托尔德把重点放在减少奥地利的损失,尽量保住奥地利的颜面上。基于此考虑,他公布一组不算苛刻且勉强保住面子的要求:领土得到扩大的巴尔干诸国必须“尊重奥地利的经济利益,与维也纳谈定贸易协议,保持通往(爱琴海、亚得里亚海)两海域之铁路、公路畅通无阻”。[10]贝希托尔德还让人意想不到地成为新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之父(使该地和其四个奥斯曼港口不致落入塞尔维亚之手),坚持要塞尔维亚继续当个内陆国,要靠新帕扎尔区的阻隔使塞尔维亚无法直接进入黑山和亚得里亚海。奥地利人控制新帕扎尔区这个八十公里宽的狭长地带多年,但一九〇八年,作为其吞并波斯尼亚后给予土耳其的补偿之一,已将它归还土耳其。这时奥地利人不由得处于一有点荒谬的处境,即试图捍卫正日渐消失之土耳其辖下欧洲省份的主权。贝希托尔德向奥地利代表团解释道:“我知道‘大家都说’奥斯曼帝国一瓦解,奥地利就该夺取新帕扎尔区,以阻止大塞尔维亚国的出现,但我们觉得如今这么做,代价会太高。”[11]一心想着实现其扩张天命的塞尔维亚,刚刚收复其在一三八九年黑鸟平原(Field of the Blackbirds)之役中被土耳其人夺走的所有领土,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让阿尔巴尼亚独立,乃是维也纳所能有的最好作为。[12]阿佩尔将军行走于波斯尼亚境内时,察觉到鄙夷之意:“在这里,就连村中愚夫愚妇都开始嘟哝‘破烂的老奥地利’——一如这里的报界;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君主国衰弱、怕得发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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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把塞尔维亚斥为微不足道的“猪与猪群之地”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时与舍穆瓦前往柏林,以取得德国保证在奥地利与猪群交战时支持奥国。柏林报界饶有兴味地打量这些忧心忡忡的奥匈盟友:“理论上,欧洲六大国平起平坐;但实际上,在民族特性、财力与经济实力、迅速动员能力、海陆军队素质上,有很大差异。”[14]民族特性乃是这几个项目里霍夫堡宫能在短期内改变的唯一项目,于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以爱说大话著称的康拉德,在弗朗茨·斐迪南的极力要求下复职,取代舍穆瓦。当初康拉德于“舍奈赫危机”期间遭解职的内情,这时也曝光,原来那是美景宫与霍夫堡宫所达成交易的一部分。弗朗茨·斐迪南原想要撤换外长埃伦塔尔和陆军部长舍奈赫,但皇帝坚持条件交换,以继续将陆军抓在手里。于是,弗朗茨·斐迪南同意康拉德下,舍穆瓦上,前提是皇帝愿意照斐迪南的意思撤掉舍奈赫,换上奥芬贝格。但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家匈牙利报纸揭露奥地利拟了最高机密的U计划(斐迪南大公欲入侵匈牙利、关闭其议会的一九〇五年计划),并指出该计划在由奥芬贝格拟定时,奥芬贝格就变成烫手山芋,即使是对斐迪南大公来说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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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计划的曝光引发轩然大波,于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即上述交易谈成才一年,就不得不草草谈定另一项交易。皇帝将奥芬贝格解职,且不尽放心地召回康拉德。布罗施从美景宫指出,如果找别人来当,当然更好,但其他候选人全是“婆婆妈妈之徒”。舍穆瓦未做出一番成绩。他的声望不够高,压不住阵脚,在战争隐隐然即将爆发之际,必然总绾兵符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将需要康拉德当他的左右手。[15]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觉得这场危机最有趣之处,乃是揭露了霍夫堡宫与美景宫无休无止的暗斗。披露U计划那三家报纸全领皇帝的薪水,这表示弗朗茨·约瑟夫刻意铲除奥芬贝格,“以打击弗朗茨·斐迪南和其党羽”。法国大使馆论道,这类耍阴使计的行径,不只降低奥地利高级军官的战斗力,也降低他们的素质。康拉德果然取代舍穆瓦出任参谋总长,但找不到人接替奥芬贝格。“没有优秀的军官愿意接陆军部长之位,”法国人指出,“近来,帝国陆军部被视为匈牙利的附属机构——事实确是如此——且如今大部分高级军官效忠于弗朗茨·斐迪南,不想冒着被他视为叛徒的风险接掌这一职务,因为皇帝太老,不值得把个人前途押在他身上。”[16]最后,博尔弗拉斯终于找到一位已快退休因而不在意前途之人:六十三岁,在皮尔森(Pilsen)的Skoda厂督造新火炮的亚历山大·克罗巴廷(Alexander Krobatin),一个无害且无能之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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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大公和康拉德两人未拾回过去的友谊。虔诚的天主教徒弗朗茨·斐迪南,痛恶康拉德与已婚女子半公开往来引发的轩然大波,也痛恶这位参谋总长明知奥地利军力不强仍那么不自量力地好战。斐迪南大公始终中意于奥、俄达成保守性协约的构想(且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与塞尔维亚、俄罗斯,很可能还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同时交战的难题),因此渐渐转向贝希托尔德与皇帝的和平政策。[18]但和平政策的可行性似乎也不高——塞尔维亚一心想打仗,俄罗斯想不出与奥地利重启一八七八年已截止的同盟关系有什么好处。更糟的是,弗朗茨·斐迪南认为阿尔巴尼亚的角色,类似于一八六四年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普奥战争就肇因于这个地区的归属争端。普鲁士人从丹麦手中夺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诸公国,将它们与奥地利分掉,然后以分配战利品时必然产生的不和为借口,向哈布斯堡王朝开战,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德意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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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斐迪南深信俄罗斯人在阿尔巴尼亚玩同样的把戏——打算“缩小阿尔巴尼亚的疆域”,以壮大其“塞尔维亚受保护国”,为剩下的领土挑起与奥地利的战争。[19]他只能指望德国人会支持奥地利,制止俄罗斯。[20]如果德国人不愿意,奥地利会垮掉。就连老迈的弗朗茨·约瑟夫都惊醒过来,紧张问道:“陆军已可以作战了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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