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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申布伦宫召开的一场高层首长初步会议，权衡了奥匈帝国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外长贝希托尔德推测，德国人大概不会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冒进”。[22]事实上，德国人会；在三天前于波茨坦召开的德国秘密军事会议中，德皇与其将领就已决定，无论情况如何他们都会保卫奥匈帝国，且应引发战争，以在俄、法两国尚未完成其军事扩张时将它们击败，“愈快愈好”。[23]一如以往，德国人不认为有必要将此决议告知奥地利人，奥地利人不觉得有必要向其盟邦征求意见。一如一九一四年七月时德奥所会有的作为，这两个大国各搞各的，不知对方的真正意向。奥匈帝国的财长提醒道，不管有没有德国支持，奥地利节节升高的备战成本会搞垮财政。陆军已召集十七万两千后备军人增援现役部队。其中一半部署于加利西亚，另一半部署于波斯尼亚，然后又召集了五万后备军人。在皮尔森、布拉格、柯尼希格雷茨，捷克籍后备军人被派赴驻地时高唱塞尔维亚国歌，而非奥地利国歌，哗变情景令皇帝震惊。在柯尼希格雷茨（捷克语称赫拉德茨-克拉洛韦/Hradec-Králové），两千民众堵住兵营通往火车站的公路，朝试图驱散他们的警察丢石头；还有数百名示威者等在火车站，当局动用上了刺刀的部队才将他们驱离。开拔部队的指挥官在火车车厢里遭愤怒暴民攻击。火车启动时，又有数十平民躺在铁轨上阻止运兵火车离开，当局不得不将他们拖到监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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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那句老话“奥地利皇帝说‘上马鞍’，人民就上马鞍”，已不再适用于现实情况。在萨拉热窝，波蒂奥雷克估计，为了巴尔干战争危机派到那里的后备军人，至少有三分之一不堪用——政治上心怀不满、身体不适作战，或两者兼而有之。[25]这样的局部动员，所费也不赀：这一突发且短暂的活动，耗去两亿七千五百万克朗（五千五百万美元），相当于平时陆海军费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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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开销如果持续到真正爆发战争时，有可能使国家破产。反过来说，这个君主国禁得起这样的花费却不动手？康拉德提醒所有听得进去的人，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开始的局部动员（只有加利西亚境内三个军和波斯尼亚境内两个军），每天要花掉两百万至三百万克朗。光是多添购用以运送补给品、火炮和增援骑兵中队的马，就花掉三千多万克朗（六百多万美元），但皇帝找任何地方要钱，都吃闭门羹。对于陆军部长奥芬贝格的紧急拨款请求，匈牙利议会连考虑都不考虑，奥地利议会则用刻意阻挠议事的手段将该请求拒于门外。最后，弗朗茨·约瑟夫动用哈布斯堡王朝典型的利益交换手法，以承诺于伦贝格（乌克兰语称利沃夫/Lviv）设立乌克兰大学，使乌克兰籍议员不再阻挠议事，但已为时太迟：无计可施的财政部已寻求以屈辱性的条件在纽约借款，也打算针对收入、资本利得、不动产、火柴、烟草、烈酒，以及史上头一遭的，针对咖啡馆里侍者的小费，征收不得人心的新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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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只有前陆军部长从这场危机中获益。涉入U计划，只是奥芬贝格十二月离职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拿承包动员事宜之公司的股票内线交易之事。据说是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施瓦茨（Heinrich Schwarz）的低阶军官向证券交易所密告此事，此人后来自杀，留下他与奥芬贝格将军往来的书信。[27]维也纳显然一筹莫展。丑闻、蓄意抵制议事、次级信贷、示威、哗变——维也纳无法再承受一次这一连串丢脸的事；它宁可冒战争的危险。“奥地利陆军得发动战争，而非只是摆出不惜一战的样子……不计代价追求和平的民众似乎决意用最高昂的成本买得和平，而塞尔维亚则让自己永远处于随时可开战的状态，耗尽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财力，以便战争爆发时，俄罗斯可轻易消灭国力已遭削弱的奥地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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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场危机中，征召三十万后备军人的俄国头一个打退堂鼓，断定不值得为了替塞尔维亚取得阿尔巴尼亚的港口，与德、奥两国交战。[29]俄、奥等列强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在伦敦召开大使会议，以阻止危机恶化，避免战争发生。“在此谈判时，（奥斯曼）帝国被摆在砧板上砍成数块，”维也纳《新闻报》驻伦敦记者报道说，“马其顿丢了，古塞尔维亚（Old Serbia）、伊庇鲁斯与其附近岛屿（Epirus and the Islands）、阿尔巴尼亚成了受大国保护的中立区。留给土耳其的，只有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周边的部分色雷斯地区。”[30]但尽管失去大片领土，青年土耳其党仍熬过了又一波的打击。恩维尔帕夏在君士坦丁堡他挂着拿破仑、米歇尔·内伊（Marshal Ney）肖像的办公室里招待外国记者时解释道，青年土耳其党为保住斯库塔里、阿德里安堡、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四座希腊岛屿之类的地方战斗，把每一次失土视为把土耳其外债转移给巴尔干的机会而予以接受，借此吊诡地展示了他们维护祖国的决心。[31]这样的说法倒也有其难以反驳的道理；土耳其国土缩水，但长远来看稳住自己，而执着于维护荣誉和历史权利的奥匈帝国人似乎没能耐这样做。国外有个新病夫，那人位在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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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未爆发，但差点爆发，且双方都从这一令人惊骇的事件得出错误的结论。弗朗茨·斐迪南的《奥地利评论报》怒冲冲说道，维也纳差一点遭遇“第二次柯尼希格雷茨之败”，差点“被赶出巴尔干半岛”。[32]布罗施上校惊讶于在人人都已上紧发条准备开打时，“和平意想不到地出现了”。[33]康拉德认定俄罗斯打退堂鼓，乃是因为他的局部动员，也认定他本可以入侵塞尔维亚和黑山然后全身而退。波蒂奥雷克写道，在下一场危机时，将不得不开战，否则“士兵和军官会认定政治领导人已对军队失去信心”。奥地利不能“像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年那样”第三度征集后备军人，“却不动用他们”。换句话说，若未来再有挑衅，必会引发世界大战，但这个君主国如此不得民心，碰到这样的战争时，大概会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奥匈帝国军人不愿为它打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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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的敌人也对这场危机有错误的解读。俄罗斯推断，奥匈帝国未入侵塞尔维亚，乃是因为害怕俄国军队，而非因为德国人的制止。[35]塞尔维亚人认为他们带挑衅意味的吞并无伤大雅，把战争恐慌心理归咎于“又老又病的弗朗茨·斐迪南的武力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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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则庆幸奥地利避掉了战争，至少避掉了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在柏林，德皇像个往巧克力盒里仔细瞧的人，拿捏不定该追求称霸欧洲，还是称霸全球。他把目光盯在“土耳其、中国、南美”境内更美的肥肉，在那些地方，诚如柏林报纸所说，“下一个十年将决定由哪一个经济大国击败群雄而胜出”。[36]由于这些肥肉已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德皇打定主意不想只因为“奥地利不让塞尔维亚人在阿尔巴尼亚立足”，而卷入对抗俄、法、英的民族生存战中。德国参谋总长毛奇最初判定战争“势不可免”，这时却根据帝国的新形势改弦更张，把处于较边陲地区之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恐慌现象视为“奥地利人的愚蠢行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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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愚蠢之事会发生。一九一三年五月，巴尔干半岛上空再度战云密布，保加利亚人扬言掀起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扩大他们在马其顿所瓜分的领土，就在这时奥地利报界报道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四十七岁的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哈布斯堡陆军最有才华、最受肯定的军官之一，在大部分同辈都还在上尉官阶苦撑时就当上上校之人，被人发现死于维也纳某饭店房间里。他把布朗宁手枪塞进嘴巴扣动扳机，轰掉颚部和脑部，左鼻孔喷出大量鲜血，几乎立刻丧命。雷德尔于周六住进饭店，周日早上被人发现瘫在安乐椅上，血已干掉结块，手枪掉在他右手下方的地板上，手枪（显然不是他自己的手枪）的使用手册摊在他身旁的桌子上。书桌上摆了两封信，一封给他的最后一个指挥官上司，布拉格的阿瑟·吉斯尔（Arthur Giesl）将军，另一封给他的兄弟。另外，还有一份简单的自杀短笺：“请求谅解和原谅。”[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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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报界如饿虎扑羊般拥向这则最新的离奇事件。那是丑闻频发的一年。首先，爆发无畏级战舰事件，奥地利第一艘全装重型火炮战舰同心协力号（Viribus Unitis）交舰时，发现舰身过重，航速比先前对外宣称的慢了一半。几名海军将军和造船厂主管遭撤职，制造出不符规格之火炮与装甲的Skoda厂遭公开责难。[39]然后爆发扬德里奇事件（Jandric Affair）。波斯尼亚塞尔维亚裔出身，与参谋总长康拉德之子库尔特（Kurt）交情甚好的奥地利中尉塞多米尔·扬德里奇（Cedomil Jandric），被指控将奥地利火炮的技术资料卖给俄国人，且判定其罪名成立。[40]陆军调查扬德里奇，结果查出另一个间谍（库尔特·康拉德的意大利女友），这间接表示小康拉德本人可能也涉入其中，从父亲书房偷取最高机密文件卖给俄国人。扬德里奇丑闻之后闹得非常大的奥芬贝格事件，则似乎坐实了哈布斯堡王朝最高阶层贪得无厌、对人性怀疑悲观的印象。这位哈布斯堡前陆军部长遭指控拿国防承包商的股票进行内线交易，最后只受到微惩就脱身。然后，现在，就在那最后一桩丑闻的风波几乎要平息之际，康拉德将军底下极优秀聪明的一位军官，被人发现自杀身亡于饭店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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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推测，雷德尔上校是那种为上司承办大小事，做到累得像狗的人。在弗里德里希·贝克（陪侍皇帝左右且生性很懒惰的皇帝好友）当参谋总长那二十四年期间，这种人到处可见。贝克和其底下的各部门头头，常把自己该做的大小事，都丢给波蒂奥雷克、康拉德和最近身亡这位上校之类积极进取的下属做。吉斯尔将军（典型的奥地利好逸恶劳将领，松垮垮的三层下巴垂在他军装衣领上）把雷德尔调来他麾下，正是因为在维也纳的共事经验，让他知道雷德尔是个从不喊累的工作狂。总而言之，雷德尔工作个不停，早早就来上班，工作到很晚，然后到咖啡馆看报纸，接着回办公室工作到深夜。他离晋升将官只差一小步，但似乎不堪工作负荷而垮掉。另有报道推测，雷德尔说不定是被国外危险的“秘密活动”搞到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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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清楚他为何开枪自杀，”《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于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坦承道，“听说他于周六晚上坐轿车来到维也纳，有三名军官来接他。那三人护送他到饭店房间，跟他谈了些事，然后离开。”三名军官离开后，雷德尔离开饭店，在附近一家餐厅用餐，写了短笺和信，走了一会路，午夜时回到他下榻的饭店，在书桌上摆上三千克朗（六百美元），然后开枪自杀。周日早上五点，那三名军官派传令兵去叫醒他，发现他已身亡。[41]到了那一周中期（那名传令兵也自杀之后），每家报纸都在报道此事，《新维也纳日报》则报道了一场“非常古怪的丧礼”。如此受敬重的军官，为何葬礼如此隐秘低调，没有军方仪仗队，而是由老百姓抬棺，且棺木盖着，然后没有仪式，急匆匆从驻地停尸间送到维也纳辽阔中央公墓一个未标记亡者身份的墓下葬？[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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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个周末，一切真相大白。自那一周中期起，几家八卦报就一直在拿雷德尔的性生活捕风捉影地报道，陆军部在这些报纸催逼下，终于发布一简短声明，说雷德尔自杀，乃是“因为同性恋情使他财务陷入困境，他为缓和此困境，把机密军事资料卖给某外国的特务”。[43]更简单地说，雷德尔把奥、德军事机密卖给他的俄罗斯爱人，以换取性爱和金钱。每一次他想洗手不干，俄罗斯人就威胁要揭发他。八卦报拿这个腥膻丑闻大做文章时，《新闻报》一直对此不碰不谈，但此时它也屈服：“我们一直以为这个高贵帅气的军官是个喜欢与女人为伍的潇洒迷人男子，其实似乎已‘堕落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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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是阿尔弗雷德·雷德尔至少从一九〇五年起就替俄罗斯人搜集情报。那一年，他四十一岁，挂上尉官阶，奉派到高加索学俄语，结果却对某些俄罗斯人研究得有点太深入。雷德尔在维也纳军中往上爬时，他当年的俄罗斯东道主一直守着这秘密。[45]当上维也纳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时，他主持反间谍部门，使他不只能泄漏德、奥的机密，还能泄漏维也纳安插在俄国的最优秀间谍名单。担任布拉格第八军（康拉德之机动预备队的四个第二梯队军的其中一军）参谋长时，雷德尔泄漏了德奥一旦与俄国开战，两国在波兰、加利西亚的联合作战计划。俄国报纸频频讨论奥匈帝国机密计划一事，终于促使奥地利展开内部调查，进而揪出雷德尔。他会事迹败露，败在一封塞有六千克朗的信。与他接头的俄罗斯人从德国将那封信寄到他位于维也纳的邮政信箱，但他未及时领取，信于是被“退回寄件人”。德国官员收到退回的信，将其拆开，比对了掌握的资料，发现了奥地利人十年来都未发现的秘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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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芬贝格忆道，雷德尔事件“带来接二连三的打击”，而最后一个打击堪称最严重。把雷德尔叫到维也纳的参谋官，未讯问雷德尔，查明其叛国程度和接头对象，反倒交给他一把手枪，允许他自裁了事。诚如英国武官所说的，这么做大概是“为了避免令人难堪的丑事曝光”。维也纳的《工人报》问道：“敌人怎么有办法收买如此杰出且有经验的奥地利陆军参谋？”问出了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47]《新闻报》觉得“如此干练的军官，得到他上司无限的信任——他甚至是Vertrauensmann（受信任之人），获准进入弗朗茨·斐迪南在美景宫的私室——竟会叛国，实在令人震惊”。雷德尔事件令维也纳颜面无光，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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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奥地利军方领袖最担心的，乃是雷德尔叛国对军方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四月那件涉及自己儿子的间谍丑闻中勉强全身而退的康拉德，不希望雷德尔供出他的恩师（康拉德是其恩师之一）、共犯、方法。[48]要那三个逮人的军官在饭店房间盘问雷德尔，然后给他一把手枪，让他自裁的人，就是在雷德尔被捕时正在环城大道克特纳段（Kärtner Ring）的格兰德饭店用餐的康拉德。康拉德希望借此使雷德尔问题消失，以为报纸只会报道有位杰出军官以奥匈帝国薪水过低的军官所常有的那种出于绝望的自杀了结自己性命，不料反把事情搞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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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尔接受仓促的盘问时极不合作，把他的秘密大部分带进了坟墓里，但逮捕者从盘问中和后来撬开他位于布拉格住所的保险箱中得到的少许信息，却令人惊骇：雷德尔已把最新版的R计划（一九一二年更新的计划）卖给俄罗斯人，里面包括所有动员和部署计划、作战命令和行军计划表、德国针对东部边界制定的动员计划（得自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雷德尔本人在柏林与毛奇开会时）、德奥作战装备的技术性说明书、加利西亚一地普热梅希尔（Przemysl）要塞建筑群草图、该要塞群的物资补给计划。雷德尔把参谋部对奥匈帝国军事演习的机密评论卖给俄国人。他常提醒俄国人留意奥匈帝国陆军部正在思考的组织改革或技术性改革，向俄国人泄漏奥国间谍名单，掩护奥地利境内的俄国间谍，诬告无辜的奥地利军官为外国刺探情报（以维系其坚持不懈侦捕间谍的名声），扼要说明必会接掌集团军或军之奥匈帝国将领的长短处。说到康拉德此人时，雷德尔说他“善于出谋划策但无识人之明”，而那桩英国大使馆所谓“令康拉德大为难堪、名誉扫地”的事件，似乎正坐实这评断。[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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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再容忍康拉德的狂妄而一径予以保护的弗朗茨·斐迪南来说，这林林总总曝光的内情是压垮他对康拉德之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内情揭露康拉德本身的颟顸无能，为莱塔河两岸批评哈布斯堡陆军的那些人，送上进一步缩减军事预算和特权所需的弹药。曝光的内情中，包括雷德尔布拉格家的保险箱里有一名骑兵中尉的裸照，雷德尔只要人在维也纳，就与那人黏在一块。有份报纸写道：“如今大家说陆军是反常性爱与性欲倒错的温床。”还有一份报纸把焦点放在钱而非性上面：“我们花数百万的钱在陆军上，认定至少不会有叛国之事，如今却爆出这让人难以置信的丑闻：一名最高阶军官，在未遭察觉下侦刺情报十四年。除了说陆军是个瞎眼的傀儡，除了是只有封建领主与资产阶级势利鬼才能参与的地方，除了是场灾难，我们还能说什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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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底下参谋部安全意识的松懈，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否则以雷德尔这个加利西亚公务员之子，财产暴增，生活阔绰，雇用五名仆人，在布拉格租下一间豪华公寓，在维也纳买下一间豪华公寓，养了四匹良种马，怎会一直未受到怀疑。雷德尔还在几乎人人都没车的时代，开着一部三十六匹马力、值一万六千克朗的奥地利-戴姆勒（Austro-Daimler）汽车，一年花掉估计十万克朗，凭着上校的薪水却积聚了两百万克朗的财富。雷德尔光付他仆人的薪水，一年就花掉七千克朗，相当于两名陆军少校的年薪。如此张扬阔绰，怎会没人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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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虔诚的斐迪南大公，也震怒于雷德尔的同性恋。当时的军官圈子仍把同性恋称作“波茨坦病”（la Potsdamie），谣传这种断袖之癖盛行于普鲁士宫廷，因此而得名。经查明，雷德尔自杀的那间饭店，距霍夫堡宫步程不远的克罗姆泽（Klomser）饭店，就是雷德尔常从布拉格开车来与男友斯特凡·霍林卡（Stefan Horinka）中尉相会的地方，而霍林卡在维也纳约瑟夫施塔特（Josefstadt）区的公寓，据房东太太所说，乃是“狂欢作乐”之地。雷德尔总会顺道过来，和霍林卡云雨一番，告诉房东太太他来“看他的侄子”；她不是傻子，知道怎么回事，但还是纳闷陆军军官怎能穿得这么好、开这么贵的车四处跑。房东太太推断，“他在部里搞见不得人的交易，大概在把缓役证明卖给想让自己儿子缓役的有钱人”，而他对雷德尔的这番认定，正与一般大众对陆军的怀疑相一致。[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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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一九〇四年皇帝将路德维希·维克托大公流放出京以来，维也纳所爆发的最大同性恋丑闻，使哈布斯堡王朝所希望遮掩的种种事物再一次曝光：蒸汽浴、男按摩师、在维也纳市立公园找少年寻欢以及多瑙运河沿线好色的雷德尔常去的所有地方。而这一切全发生在康拉德眼皮底下。雷德尔的戎马生涯始于贝克麾下，但在康拉德麾下开始平步青云，这时，康拉德甚至不愿把雷德尔事件的相干人等解职或惩戒，而只要霍林卡中尉接受三个月的苦役和贬为大头兵。[52]弗朗茨·约瑟夫对这些曝光的事极为反感，于是把他的兵权大部分转移给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任命他为“联合武装部队督察长”。若非这一连串发展，皇帝绝不会授予他此职。督察长指挥陆海军和掌理参谋部，而此前最后一任督察长是这位老皇帝的堂伯，已于一八九五年去世的阿尔布雷希特大公（ArchdukeAlbrecht）。[53]弗朗茨·斐迪南对这些曝光之事的厌恶，至少和弗朗茨·约瑟夫一样强烈，但这位信教虔诚的大公也认为康拉德让雷德尔选择自裁一事违反神的律法。他再次开始要求撤换康拉德，代之以会扫除积弊、重整纪律与道德之人。他提出特尔斯蒂扬斯基（Tersztyánszky）将军与波蒂奥雷克将军两人选，尽管波蒂奥雷克据说也是个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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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二元君主国，而不只是奥地利报界和军方，都紧盯着雷德尔事件不放。保守派认为此事再一次揭露正腐化奥地利的“社会弊病”：“对金钱与个人前途的极力追求、自我中心、物质主义、浮夸虚华、道德彻底沦丧。就连k.u.k.军官团都已被这些东西渗入。”[54]奥地利议会群情激愤，要求陆军将此事交给司部法调查，议场里响起令人难堪的质问：为何雷德尔未被捕，未照规定送交军法审判？他靠什么如此快速升迁，当上陆军部一重要部门主管和军参谋长？他豪奢阔绰的生活作风怎么一直未被注意？他为何获准自己了结性命？既然雷德尔也泄漏了德国的机密，为何未邀德国一起调查？他出卖了哪些机密？未来任何对俄作战计划都已被摸得一清二楚？陆军理不直气不壮的自我辩护——“雷德尔穿皇帝的军装，但其实完全称不上是奥匈帝国军官，因为军官团是纯正的”——是可笑的，隐含反犹意味（雷德尔是犹太人因而不纯正）的，被斥为胡说八道。[55]匈牙利议会看到他们所已然鄙视的共同军里曝光这些无能、腐败、堕落之事，惊骇万分，无法接受。自一九一二年晚期起，贝希托尔德为了得“一劳永逸地”和塞尔维亚打一仗之事受到康拉德围剿，这时则得到解围，因为抬不起头的康拉德噤了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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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巴尔干联盟的炮火打破这静默。该联盟所有成员国自一八九〇年代起就蚕食马其顿（保加利亚人袭掠希腊人村庄，阿尔巴尼亚人袭掠塞尔维亚人，每个族群都在袭掠土耳其人），这时则张开口，想尽可能吞下马其顿土地。[57]在巴尔干战争前，塞尔维亚承诺把马其顿中北部的大部分地方让给保加利亚人，但被列强逼离阿尔巴尼亚后，贝尔格莱德反悔，不愿割让马其顿领土。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只花一天时间就把保加利亚军队打到萨洛尼卡的希腊人，不愿割让马其顿或色雷斯的任何土地。罗马尼亚人跟着凑上一脚，要求取得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港锡利斯特拉（Silistra）和多布罗加（Dobrudja）南部。奥地利人还是只能窘迫不堪地看着他们在自己主要的势力范围里撒野，插不上手。三月，布达佩斯有份日报写道：“奥匈君主国在巴尔干战争中丧失的威信，更甚于在此战争中遭击败的奥斯曼帝国。”[58]这些新兴的巴尔干国家为统一民族而攻打土耳其人（且彼此攻伐），其初生之犊的冲劲与活力，哈布斯堡君主国里厌倦、消沉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绝对看在眼里。[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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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夏在波希米亚举行的一年一度奥匈帝国陆军演习上，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把康拉德拉到一旁，告以他想在一九一四年安排另一组军事演习，也就是想在依例于九月举行模拟和俄国交战的演习之前，在六月于波斯尼亚办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威吓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展示老早就该展示的武力。这位大公甚至已想好日期，六月二十八日，即塞尔维亚纪念一三八九年基督教王国在科索沃的黑鸟平原之役败于土耳其之手的国定假日。[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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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人暗自筹谋时，保加利亚人掀起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打算纠正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不公平结果。七月，他们遭这时已停止运作的巴尔干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彻底击败。保加利亚之所失，即塞尔维亚之所得：贝尔格莱德的疆土扩增一倍多，人口增加三分之一，取得从史高比耶至北边莫纳斯提尔（比托拉）的马其顿中北部大部分土地。一九一三年八月召开和会，结束此战争，而奥地利人再次以缺席和会引人注目。德国人不顾奥地利反对，批准和约条文，同意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扩大疆域，从而进一步削弱他们奥国盟邦的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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