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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伦贝格之役中，两万奥匈帝国士兵和七十门炮落入俄国人之手。绕过布鲁德曼部右侧翼猛扑过来的布鲁西洛夫，惊讶于奥军撤退时丢下的加农炮、机枪、四轮马拉货车、战俘之多。双方数千名伤兵都惊讶于本国军队对他们死活的不闻不问。布鲁西洛夫的医务长原向他保证，在别列扎内（Berezany）有三千张病床可安置伤兵；但当三千五百名受伤官兵被送到那里时，才发现只有四百张病床，其余伤者得露天躺在地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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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十日当布鲁德曼终于掌握实际战况时，他的表现比较不像拿破仑：“在与兵力远大于我方的敌人交手数日之后，我军必须撤退，在新战线重整。”他指出应撤至伦贝格西边的韦列齐察河（Wereszyca River）。[21]战争打了几乎一星期，康拉德就快要丢掉奥匈帝国第四大城暨加利西亚首府。他的几个集团军，在相隔遥远的地方各打各的——在克拉希尼克和科马鲁夫周边的丹克尔部与奥芬贝格部、在伦贝格的布鲁德曼部与伯姆-埃尔莫利部——但正渐渐被各个击破。俄军的组织若更完善，或许早已消灭奥地利整个北方面军，但他们仍在缓慢移动，而已把司令部移回基辅的伊万诺夫，仍不相信丹克尔部和奥芬贝格部是康拉德的攻击主力。一如鲁斯基，他认为他们只是侧翼防卫部队，因而目光一直瞧着伦贝格，寻找他认为正前来增援布鲁德曼，欲将战事带进俄国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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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俄国人无法理解康拉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能耐，康拉德底下的军人则对此知之甚详。这时，奥匈帝国士兵已认清上头指挥官的愚蠢。指挥官一再以下面之类愚蠢的说辞，把他们送进俄军壕沟和炮阵地的虎口：“俄国人很少发炮，因为他们的炮弹不会爆炸。”[22]在这些牺牲流血的士兵听来，那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事实上，真的伤不了人的，乃是奥地利的火炮。奥匈帝国总司令部从俘虏的俄国人口中得知，奥地利炮手把榴霰弹的炸开高度设得太高，使俄国人得以在弹丸纷纷落下时安全跑开。[23]在这同时，奥地利人在冲向俄军时，根本无法全身而退。有位奥地利上校解释了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在平时的研习和演习时，军官被教导“时时要寻找侧翼，绕过敌人”，但在战斗正激烈时，男子汉该有的打法是gradaus，即明着对干不搞暗招——没有佯攻，不搞侧翼包抄，只有“干脆的，较符合奥地利‘一直进攻’之传统的放手一搏”。这一本能使哈布斯堡王朝军官的死亡人数惊人，“他们觉得得白白牺牲自己性命以激励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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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几天时间，就连这种英勇行径都失去了激励效果：排长冲向俄军而丧命时，排兵会畏缩不前。这使奥军战术有了微妙转变。此后，中尉把英雄角色派给士官来当，自己在二线跟着，“手里拿着铲子和步枪，只要士兵畏缩不肯进攻，都将其毙命”。[24]许多奥地利人向最近的俄军投降以躲掉必死的下场，但这么做有时也没好下场。有位奥地利战俘描述他被俘的经历：“我们被缴械，身上的值钱东西，手表、钱、小刀之类的，被抢光，然后把我们关在猪圈里三夜，除了生马铃薯，没其他吃的。第四天，他们放了我们，却逼我们加入俄军小规模战斗编队往前走，向他们指出我们的阵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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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基小心翼翼越过格尼拉利帕河时，已在二十七日拿下塔尔诺波尔；而在二十九日拿下德涅斯特河边加利西亚旧首府加利奇（Halicz）的布鲁西洛夫，转北进向伦贝格，攻入布鲁德曼未设防的侧翼。康拉德的参谋部在战前研究俄军将领时，就特别留意布鲁西洛夫，指出“他火爆、精明、充满活力”。这时布鲁西洛夫以行动证明他的确是这样的人，巧施妙计使布鲁德曼陷入两面夹攻之境，而夹攻者一是他，一是康拉德。八月三十一日，康拉德从他位于普热梅希尔平静无事的办公室下令，“基于政治、经济理由”，得不计代价守住伦贝格。布鲁德曼无奈地照办，要他的部队和伯姆-埃尔莫利的部队在伦贝格周边部署成弧形，以每道小溪和山丘当掩护，但“如果情况吃紧就退到西边”。数个奥匈帝国骑兵师奉命跟位于侧翼的步兵团靠拢，下马，掘壕固守。情况类似十九世纪美国卡斯特（Custer）中校打的小巨角河战役（Battle of Little Big Horn）。[26]俄军紧逼，迫使侧翼部队往中央靠，奥军不久后撤退。布鲁西洛夫的飞机监视到大批奥匈帝国士兵在伦贝格火车站上了往西开的火车，其他大批士兵循着公路撤往桑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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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德曼部溃退，九月二日让出伦贝格，退到格鲁代克（Grodek）阵地，即韦列齐察河后面的一线高地。他把第三军居中摆在格鲁代克，第十一军摆在左边，第十二军和第三十四师摆在右边。布鲁德曼想振奋低落的士气：“第三、第二集团军已使人数占上风的西进敌军放慢速度……第四集团军就要转过来支持我们，一起攻打敌军，向这一自大的敌人报仇的时刻已经到来！”但由于俄军炮火声，以及由于奥地利最高指挥官的谎言和夸大不实，他这番话没人听进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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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的东都，原被视为俄境作战之跳板的伦贝格，如今落入俄军之手，奥匈帝国军中各阶层都不得不对领导阶层的能力，乃至究竟为何而战，生起疑问。后来，布鲁德曼的参谋长把这场大败归咎于康拉德的散漫：“这一战败的原因，纯粹是总司令部易出错的动员和对俄国人的全然误判……直到现在，在伦贝格争夺战期间，总司令部才发现俄军主力在这里。”[29]跟着后撤奥军跑的伦敦《泰晤士报》美籍战地记者斯坦利·华许本（Stanley Washburn），赴伦贝格医院探望了奥地利伤兵，惊讶地发现“奥军中一般的入伍士兵完全不清楚这场战争是为何而战”。这些奥匈帝国伤兵对俄国一无所知，对塞尔维亚了解更少，甚至没人知道英、法投入了这场战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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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留意自己形象的康拉德，知道得替伦贝格的失陷找替罪羊。他将布鲁德曼的参谋长鲁道夫·普费弗将军和数名军长、师长、旅长撤职。后来在回忆录中，康拉德把这一挫败归咎于布鲁德曼的“被动”，说他若照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打会得胜，却未这么做。[31]但根本没有克敌制胜的计划，即使真有这样的计划，布鲁德曼也难以顺利执行，因为奥地利人被俄国的火力和自身差劲的后勤体系弄得几乎动弹不得。一如在塞尔维亚所见，过度庞然的军级部队（每个军有四十五个营）和累赘的辎重队，使整个哈布斯堡军队的移动如同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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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诸集团军以每三名战士一辆四轮马拉货车的比例配备货车。战前本欲打造较轻盈灵巧的军级部队，却受阻于僵化的哈布斯堡王朝官僚，于是部队行军时拖着庞然的累赘。有位满腹牢骚的将领指出，日本军官不带行李打俄国人打了一年半（在中国东北打的那场战役，从头到尾，两名日本军官都共享一个小提箱），而一九一四年时的奥匈帝国将领，每人配发两辆“个人用四轮马拉货车”供装运衣物和其他可搬运之财物，以及三辆这类货车供他们的师部或旅部使用。每个师部或旅部又获配发足够装载五千三百磅额外行李的数辆货车，供仅仅三人（师旅长和其两名助手）使用，而一个营整整五百人所带的行李，只有这些额外行李数量的一半。整个来讲，奥匈帝国一个师拖着一百零五辆供上述用途的四轮马拉货车，以及四十五辆供士兵使用的货车、四十五辆载运弹药的货车、七辆载运粮食的货车，还有野战炊事车、面包烘烤车、救护车各数辆。难怪将领竟把火炮和衣物箱、书、葡萄酒箱、罐头摆在一块运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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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赴前线的奥匈帝国第二集团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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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八月赶赴伦贝格附近前线的奥匈帝国第二集团军的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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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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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着这样的累赘，弗里德里希大公这时发电报给德皇，要求德国尽快发动攻势解危和“忠实履行”柏林的盟国义务（不管在这场波及地域辽阔且战局起伏不定的战争里盟国义务究竟何所指），也就不足为奇。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康拉德四度打电报给毛奇，要求德国从西战线抽调十二个师（四个军）投入东线战事。[33]正在马恩河边全力对付百万法军且已在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区（Masurian Lakes，位于康拉德之俄罗斯战线西北方）击溃俄国两个集团军的德国，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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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布伦茨（Koblenz）的德军总司令部，奥匈帝国军事联络官约瑟夫·冯·施蒂尔克（Joseph von Stürgkh）将军，注意到与其盟邦关系的急剧恶化。康拉德所提议的作战行动不可能执行；由于有俄国西北方面军的几个未受到压制的集团军虎视眈眈于兴登堡的第八集团军侧翼，所以毛奇不放心要该集团军赴东南驰援奥军，就连德军总司令部里的奥地利人也这么认为。这些人这时提到相抵触的“党派路线”——康拉德的路线和其他每个人的路线。施蒂尔克和亚历山大·冯·于克斯屈尔将军（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头发日益花白的骑兵卫队司令）看着地图研究，判定康拉德的计划说“行不通”。德皇把施蒂尔克带到一边，热切地说道：“我们在东普鲁士的小规模军队已牵制住敌人十二个军，消灭或击败他们；那未让你们奥军进攻时更轻松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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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没有。伦贝格周边堆起一堆堆粮食，奥匈帝国工兵（在饿着肚子的士兵拖着脚走过粮食堆时）把汽油浇在粮食上面，在这同时，康拉德正在普热梅希尔的餐桌旁尽情享用早餐，一派轻松地向同事说道，如果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还在世，会为了失去奥地利东都和该地庞大的铁路设施“把我毙了”。多达一千部火车头和一万五千个火车车厢留给了俄国人。那位《泰晤士报》战地记者来到这座大城，看过城里的公园、林荫大道、豪华饭店，认为它是“这场战争打到目前为止交战国所取得的最大战利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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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就要康拉德留意往边陲战线塞进太多兵力、往主战线放进太少兵力的危险，但决意打垮塞尔维亚人的康拉德不理会这示警。[36]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这时正为康拉德的雄心与现实间的差距受苦受难。乌克兰人是加利西亚的最大民族，但奥地利领导阶层开始认为他们不可靠，下令乌克兰官员、老师、教士离开该省，与他们的希腊天主教主教一起移居摩拉维亚。在加利西亚西部，有千名乌克兰显赫人物因可能支持俄国而遭关押。奥军参谋手里有上级发予的一张加利西亚少数民族分布图，上头标出这个大省境内几个辽阔的“亲俄”区：从新桑德茨（Neu Sandez）到伦贝格的整个南部边缘、从拉瓦鲁斯卡周边到塔尔诺波尔的东边境地区、内地的数大块孤立地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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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恢复亲奥势力，弗里德里希大公下令实施暴行：“凡是个人，乃至整个族群，犯下叛国罪者，都该以最残酷手段将其打倒。”[38]有个杀人如麻的大公在一侧，挥舞皮鞭的俄国人在另一侧，且奥军所到之处都爆发霍乱，加利西亚（奥匈君主国里犹太人最密集的地区）的犹太人，于是收拾起能带走的财产，逃到维也纳，定居于该城的利奥波德斯塔特（Leopoldstadt）区，开始改良面包、面粉、肉、动物油、奶、煤之类官方配给食物的黑市交易机制。维也纳人一边向加利西亚犹太人买民生物资，一边痛斥他们的黑市，开始在暗地里谈“犹太人问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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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击敌人，而非把矛头指向自己人民，康拉德再度改弦更张。奥地利飞行员的报告透露，鲁斯基的第三集团军正转往西北，离开布鲁德曼部，这很可能是为了从侧翼包抄奥芬贝格部。康拉德深信布鲁德曼能在伦贝格西边的一道沿河防线顶住布鲁西洛夫部，于是同意第三、第二集团军应撤离伦贝格，退到韦列齐察河，把俄军引过去。康拉德为何认为一支比原部署在格尼拉利帕河边的兵力还要小的军队，在这条河后面，会比在那条河后面（且面对更大兵力的俄军的情况下）有更好的作为，这是这场大战役的诸多谜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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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命布鲁德曼和伯姆-埃尔莫利在韦列齐察河边顶住俄军，奥芬贝格则在同时率第四集团军往东南走，穿过拉瓦鲁斯卡，打击俄军侧翼。第三、第二集团军要顶住俄军够久，以使这一钳形攻势得以发动。若非有这么多人因康拉德的连番出错而精疲力竭、断手断脚或丧命，他远在战场之外，像在参谋部地图插图钉般调动已被他操纵得战斗力大失的部队之作为，会让人觉得好笑。一如波蒂奥雷克，康拉德的表现显示他完全不懂怎么打真枪实弹的战争。[40]经过过去这个星期的征战，奥芬贝格部已几乎动不了，更别提与敌厮杀，他有太多马已伤重而死、饿死、累死。博罗耶维奇建议他麾下将领，“把补给部门的马拨给弹药车队用；把弹药车队的马拨给野战炮兵连用”。没打仗时，士兵奉命尽量多抓脱队的军马回来给部队用。配发的枪已丢失或受损者，则被告知到外面地上找枪替补。[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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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芬贝格的第四集团军自八月三十日俄军撤离科马鲁夫起一直往北走，这时却奉命调头往南。“军队不是棋子，”奥芬贝格抱怨道。这一次的计划修正毫无道理，主要是因康拉德知道鲁斯基正往北走，而奥芬贝格部往南正迎向鲁斯基部火炮和机枪林立的正面，而非侧翼。[42]第四集团军第二度走过科马鲁夫战场，第二度被死尸的臭味熏得透不过气。第四集团军诸部队在滂沱大雨中调转向南，大雨“使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在科马鲁夫周边，他们惊骇望着地上的景象：“无数尸体，包括我们的和他们的尸体混在一块，马尸，还有各种战争废弃物。”对于原先催着他们去卢布林，现在却同样急迫地催他们往反方向走的最高指挥部，士兵自然而然开始信心动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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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旋余地如此小的空间里调头，奥匈帝国诸部队彼此相撞乱成一团，也跌跌撞撞和正将他们团团围住的俄军相遇。混乱的小冲突划破夜空的宁静，人人都紧张地朝别人开火。[44]在韦列齐察河边，将领收到康拉德的电报，口气一如以往火冒三丈。康拉德批评他们接连以窄窄的小河为屏障在后“被动防御”且“不断撤退”。康拉德命令诸将进攻，“以改善整个局势”。但身在前线的军官发现，再进攻，就如某高阶参谋所说的，“人力不允许。连要再来一次刺刀冲锋，士兵都吃不消；他们已被无休止的行军、战斗、缺乏睡眠打垮”。第八步兵团奉命进攻霍雷涅茨（Horyniec），前进了几步，“第一榴霰弹在上方爆开，就队形大乱，开始往后跑”。[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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