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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普特尼克的第二集团军攻打拉扎雷瓦茨附近科卢巴拉河边的雷门第十三军。这时拉扎雷瓦茨是联结奥匈帝国两个集团军的枢纽。这支部队接着往北呈扇形散开,以将有八万兵力的奥地利第五集团军余部赶出贝尔格莱德。第一集团军大举翻越俯临瓦列沃的山丘,俘虏奥军五千人,一个师攻进该城,截断第六集团军的主要补给线和撤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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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二师的克罗地亚人,遭从格拉博维察(Grabovica)北边的高地击退。他们于十二月七日撤退,试图与其左边的第三十六师保住联系,于是开始透过单单一座桥渡过利格河,不料桥禁不住士兵、辎重车队、火炮重压而垮掉。塞尔维亚人出现,开始朝落水的奥军开火,引发从一个部队往另一部队蔓延的恐慌。在克罗地亚人后面排好队准备过河,由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三十师的士兵,朝四面八方溃逃,把火炮、机枪、辎重车队、弹药留给塞尔维亚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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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处奥军发动有效的反攻;他们的每日战情报告,意图将他们(蓝色)和敌军(红色)并置呈现以比较双方兵力的差异,报告中相当清楚地计算出他们日渐萎缩的兵力,却只以红色问号呈现敌军兵力。他们已完全掌握不了局势。奥匈帝国第五十二团在拉扎雷瓦茨掘壕固守,称“受到猛烈且惊人精准的炮火攻击”。这支由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组成的部队彻底瓦解,慌乱逃向后方时,把其旅指挥部冲垮。遭乱军冲垮的指挥部无法阻止部队溃退,下令邻近的第七十八团前来填补缺口,但没人找得到这支部队。有位军官写道,“他们也已弃离阵地”。[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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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蒂奥雷克的整个南方面军仓皇退往德里纳河、萨瓦河的渡河口,或退到位于贝尔格勒而仍在奥军手里的桥头堡。由克罗地亚人组成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二师,在拉扎雷瓦茨附近渡过科卢巴拉河时,停下来欲与邻近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师仓促组成后卫部队,但清一色匈牙利人的第四十师迅速通过未停下,他们的军官奇怪地坚称上级“严令撤退”,而非战斗。第四十二师跟着冒着寒雨走上通往贝尔格莱德的烂泥道路。他们的马太虚弱,拉不动火炮或辎重车,于是火炮和辎重就弃置给在此师下方渡过利格河、攻打他们侧翼和后方的塞军。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团部署在附近,也遭溃败。他们看着塞尔维亚人把壕沟挖到他们前线,挖到围住他们两侧翼,同时看到位于左右两侧的捷克人、德意志人部队撤离,于是决定自己也撤退,丢下背包、毯子、弹药袋以加快逃跑脚步。抵达萨瓦河边时,此团只剩九百人。该团七成人被列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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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茨塞满欲逃离塞尔维亚追兵的奥地利士兵。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六团(在匈牙利南部征集的塞尔维亚人),奉命掩护捷克人第一〇二团逃到萨瓦河对岸,小心翼翼走在被弃置的火炮、辎重车堵住的马路上。最初他们遇到一队塞尔维亚军官从漆黑夜色中现身,劝他们投降;有位奥地利军官忆道,“我们开枪打死其中两人”。然后他们继续上路,前去解救快垮掉的第一〇二团。第六团军官告诫他们手下的士兵,行军期间勿用塞尔维亚语交谈,但他们没听进去,使得一〇二团胆战心惊的捷克人听到他们接近,不停地开火。第六团不得不掘壕以免死于友军之手。一〇二团的射击整夜没停。[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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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太阳报》的威廉·谢弗德急忙在贝尔格莱德渡河,报道“有众多伤者和惊慌失措者,一场彻底的溃败”。有名奥地利下级军官证实,哈布斯堡三个吓坏的军,在该地混成一团,造成“全面且无法形容的混乱:命令未传下去,后卫部队被弃之不顾,一如其他每样东西,火炮、弹药、四轮马拉货车、粮食、流动野战医院、伤兵,简而言之,所有东西,遭弃之不顾”[76]。降下的雪堵住道路,谢弗德目睹“许多军官简直发疯”。由于军事预算不足且平时维持的军力不多,奥匈帝国军队自一八八〇年代起一直倚赖“预备军官”——服役只一年的中产阶级学生或专业人士——而这些新手承受不了这场战役的压力而垮掉。谢弗德看到有个奥地利少校骑马经过一名摊开四肢躺在路边的受伤中尉身旁,中尉朝少校喊着什么,少校愤而拔出手枪,向中尉开了几枪(结果只打中中尉的脚)。[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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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人从两侧翼收拢,把火力发挥得更好,缴获大量火炮、炮弹,也俘虏护送火炮的许多未受伤官兵。塞军简单把手往东或往南一指,要奥匈帝国战俘朝着那个方向走,告诉他们“顺着电话线走,直到拉扎雷瓦茨为止”;又湿又冷又饿的奥军战俘乖乖照办。奥匈帝国的战后报告,对于本国士兵投降得那么干脆感到惊讶。舍恩(Schön)将军在其位于匈牙利的办公室写道,“整个部队被敌人俘虏,没有一点反抗,怎会这样?”“塞尔维亚俘虏证实真有此事,证实我们的部队认为向敌人投降,乃是解决其困境显而易见、理所当然的办法。”无疑“没有比毫发无伤、没有战斗就被敌人俘虏更糟糕或可耻的事”。舍恩将军誓言战后调查所有返国的奥地利战俘,“以查明他们是如何乖乖被俘”。[78]但其中许多人无意战后返国。一万捷克人在塞尔维亚投降,且在不久后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兵团”,与协约国一同对抗同盟国。[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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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蒂奥雷克原似乎胜券在握,没想到反而损失掉另一支大军的大半兵力:两万八千人死,十二万两千人伤,四万人失踪。编制千人的奥地利营级部队,惨到只剩百人或百人不到。第三十六师损失一半军官和六成士兵。第一师辖下每个旅只剩几乎不到三百人。这场惨败的奥地利幸存者,全被判定得了战斗疲劳,已打不了仗。[80]行军途中,许多奥地利士兵见到围墙、树干、小屋上,钉着以奥匈君主国的斯拉夫语草草写下的标语:“已遭击败的奥匈君主国的军人!投降吧!不要再为你们的德意志人主子打你们自己的兄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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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日,塞尔维亚人在群集于贝尔格莱德周边的第五集团军和正涌到德里纳河、萨瓦河渡口处的第六集团军之间,打开一个缺口。奥地利将领海因里希·庞格拉茨(Heinrich Pongracz)在思索此次挫败时推断,这一次挫败,一如其他所有挫败,源于奥匈帝国士兵仍把自己视为“团体的沉默一员,而非自认是负责任的个人”。他们不愿积极巡逻,轻易撤退,从未协调火炮和步兵团进攻,允许后方区域塞满逃避责任者、逃兵或小偷,例如中尉阿瑟·费舍尔(Arthur Fischer)因从绝望的农民那儿偷走数十只鹅和猪,以及强行闯入撤退沿线的教堂偷窃圣像、圣餐杯、烛架、家具,坐了五年牢。[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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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部队紧追不舍,波蒂奥雷克终于同意部队司令官抛弃补给车队,只要撤出人员即可。波蒂奥雷克把这次溃退称作只是“向后机动”,把两个集团军拉回多瑙河、萨瓦河、德里纳河对岸,牺牲掉它们的大部分装备和数十门火炮。这类似敦刻尔克大撤退,只是心态上更绝望:士气涣散、钩心斗角的奥匈帝国人将费上一番工夫,才能从这次战败中复原。一如康拉德,波蒂奥雷克急忙替自己辩解(“我们已连续打了一个月的仗”)、卸责(“缺乏后备部队和弹药,使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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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四日,萨尔科提克将军的新军事政府在贝尔格莱德成立,隔天,塞尔维亚部队就夺回该城。此前,人仍在科维利亚察的波蒂奥雷克,严令部队“守住贝尔格莱德,不然战死”,但士兵还是撤退。上面下令逮捕传送撤退命令的电报接线员,但仍然止不住溃逃。[84](“有位军官嘲笑道,如果波蒂奥雷克出现在他自己的部队里,会被枪杀。”)[85]波蒂奥雷克奋力最后一搏,以拿破仑时代的古谚“战争中,左右大局的是统帅,而非士兵”提醒众人。波蒂奥雷克吼道,他的士兵已成为罪犯:“逃兵、懦夫、强暴犯、杀人犯、纵火犯、小偷、恶霸、打家劫舍者、骗子。”心情较平静时,他表示绝不可将贝尔格莱德的失去解读为“塞尔维亚的军事胜利,而应解读为只是奥地利疲乏的表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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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波蒂奥雷克所献上的将贝尔格莱德作为登基周年贺礼还不到两个星期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未领会这差异。博尔弗拉斯发文给波蒂奥雷克,“陛下不高兴”,而在霍夫堡宫讲究稳重得体的语言里,那其实意味着“陛下震怒”。[87]德国人也非常火大。奥地利驻德勒斯登公使呈文贝希托尔德,“这里的人在问,在所谓的征服贝尔格莱德之后,怎会这么快就出现所谓的向后机动撤出塞尔维亚之事?”德皇威廉二世走访东部战线期间得了感冒和支气管炎,整个人病恹恹,听到这消息,“既惊且恼”,下不了床。[88]这一次在塞尔维亚作战的损失非常大,致使第五、第六集团军这时只能缩并为只有九万五千支步枪的一个集团军。若非塞军本身遭重创(两万两千人死、九万一千人伤、一万九千人被俘或失踪),可能早已发兵追到河对岸,进入奥匈帝国境内。[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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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这时认为,他的名字将不会如卡尔·克劳斯战前所戏谑道的,“与每个奥地利学童脑海中德里纳河边的著名战役连在一块”。[90]康拉德痛斥来自巴尔干半岛的这最近一个“晴天霹雳”,毁掉了哈布斯堡军队仅存的公信力。由于波蒂奥雷克——与前线保持至少一百一十公里距离的城堡将军——继续为自己的调度失当辩解,把那归咎于“我们斯拉夫族的逃兵”,这种借口更令人震惊。[91]波蒂奥雷克甚至于十二月十二日呈文博尔弗拉斯,恳请再给他一支军队,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深信我能扳回一切;只要给我人、步枪、弹药!”只要四个星期,他就能做好再入侵的准备。届时塞尔维亚人将已“财力耗尽”,将撑不过第四次入侵。[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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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博尔弗拉斯和皇帝早听过这种漂亮话,而康拉德终于有了把对手击毙所需的武器。康拉德装出宽容大气的口吻呈报博尔弗拉斯,“如今不是找出该地事态之肇因的时刻”。此刻“我们该处理现实状况——一场无法否认的挫败——和后果:从俄罗斯战场抽不出一个人”来增援巴尔干半岛。如果波蒂奥雷克无法重振他萎缩的兵力,那么奥地利人或许得一路退回到布达佩斯处的多瑙河边,把这中间的土地全割让给塞尔维亚人。[93]康拉德说,波蒂奥雷克的领军作风“令人费解”。怎会这么快就损失这么多兵力?[94]康拉德先前曾劝波蒂奥雷克“攻入敌人心脏地带”,但此刻他睁眼说瞎话,说没这回事。康拉德谎称:“眼下出人意料的情势转变,总司令部一头雾水。”[95]在梅济耶尔的德军总司令部,法尔肯海因哀叹波蒂奥雷克之败对其他战线产生不可避免的冲击,冷冷问施蒂尔克:“这位将军是怎么在你们军中得到如此显赫的名声?”[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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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就连霍夫堡宫都对波蒂奥雷克失去信心。他三次领兵入侵,三次搞砸,为此损失了三十万人。受最近奥地利这场挫败的鼓舞,意大利人更急欲参战反奥匈。他们基于政治、经济理由按兵不动——民意不大支持参战,意大利王国从钢、铁到弹药、化学品、木材、橡胶,什么都缺——但此刻支持参战的民意在上升,而这得部分归因于煽动家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鼓动。墨索里尼已在米兰组成“革命干涉主义法西斯”,在每个意大利城市鼓吹以示威表达参战立场。总理安东尼奥·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在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参战以削弱奥地利,“实现意大利的陆上、海上的雄心”。[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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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付出如此多鲜血,从塞尔维亚人那儿辛苦挣得的所有优势,都已遭浪掷,”博尔弗拉斯如此叱责波蒂奥雷克,“你所犯下的所有过失,此刻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众要最高领导阶层负起此责。”为让皇帝不致再受难堪,波蒂奥雷克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连同法兰克将军一起被迫退休。波蒂奥雷克被召回维也纳与皇帝做离职面谈,结果皇帝的副官在车站月台迎接,要他继续搭车返回位于克拉根福特的老家。与皇帝的会晤“遭无限期延期”,事实上他就此未再见到皇上。波蒂奥雷克未能免于训斥,并以一八六六年丢脸下台的那位司令官自况。他写道,“一如贝内戴克,我得静静度过余生”。显然口气已不如以往那么自大。[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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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于圣诞节前夕与外长贝希托尔德会晤,以说明哈布斯堡军队的破败:最优秀的军士官兵,不是已战死,就是已因为受伤、生病或被俘而“退役”。原来的奥匈帝国军队,在各战场共损失九十五万七千人,已元气大伤:十八万九千人死,四十九万人伤,二十七万八千人被俘;剩下的,如阿道夫·冯·雷门将军所说的,“纪律糟得离谱”。军官直接呈文指挥官要求奖赏其英勇;士兵掠夺自己同胞,穿着破烂军服拖着脚四处晃荡,对自己的军官绷起脸露出威胁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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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许多团级部队遭彻底歼灭,哈布斯堡军队愈来愈倚赖非常年轻和非常老的入伍兵。[100]奥地利于一九一四年晚期征得八十万新兵,战前十年期间被判定不适宜服役的两百三十万男子被召回以再行审查。训练很马虎,只有射击、挖壕、进攻、如下之类的陈腐说教:“胜利的男人成为勇敢的男人;快乐的军人加倍可敬。”[101]这时,只有残障人士、军工业工人、神职人员、公务员得以免服兵役。许多榴弹炮、野战炮、炮弹、步枪被弃置在加利西亚、塞尔维亚的战场上,因此造成的缺口几乎是奥地利的工业所无法填补的。但由于实际可作战的士兵,在东部战线只剩三十万三千人,在塞尔维亚周边只剩十万人,所以奥匈帝国的物质需求远比平常时更低上许多。有些奥地利骑兵团没有坐骑,改归类为“徒步骑兵”,直到此战争结束,因为一九一四年损失的十五万匹马弥补不回来。泰申的德国军官议论康拉德的多疑、“宿命论”心态、“失去自信”。这时康拉德正把一切过错都归在德国人头上,称他们是奥地利的“隐秘敌人”。[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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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蒂奥雷克在巴尔干战线失利时,东部战线的情况只变得更糟。俄国兵力这时已壮大到令人咋舌的一百七十个师,分配在五十三个军、十六个集团军里,每个集团军有二十五万人。[103]面对这东面大军,同盟国只有二十八个军六十个师。斯图加特的《新日报》(Neue Tagblatt)有气无力地声称,塞尔维亚战役的失败无碍于大局,因为哈布斯堡另一支军队的溃败,只意味着最终要把剩下的兵力用于对付俄国:“塞尔维亚境内这个发展,符合最高的战略原则:集中所有兵力用于你想取得决定性战果的那个地方。”[104]这场愚蠢战役的幸存者,会于不久后被送到东部战线,而他们何其不幸的是,康拉德为了东线决战所选定的“地方”,将比他们所要离开的地方更荒凉、更令人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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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M.F.Cruttwell,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Chicago:Academy,2007[19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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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19,Tuzla,Oct. 25,1914,Masirevich to Berch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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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riegsarchiv,Vienna(KA),Neue Feld Akten(NFA)170,17 Brig.,k.u.k. Ober-kommando der Balkanstreitkräfte,Nov. 5,1914,FZM Potio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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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 Serbiens zur Befreiung und Vereinigung der Serben,Kroaten und Slovenen(Belgrade:Buchdruckerei des Ministeriums für Krieg und Marine,1924-1926),3:25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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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A,B/1503:4,Sarajevo,Oct.19,1914,“Promemoria Sektionschef Theodor Zurunic,” with margin notes by Bosnian Sektionschef Ludwig Thallóczy;Vienna,Oct.22,1914,Thallóczy to FZM Potiorek;HHSA,PA I,819,Bern,Nov. 22,1915,Gagern to Bur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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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A,NFA 2116,36 ITD,Op.Nr.134/24,Ljesnica,Nov. 9,1914,FML Czibul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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