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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皇帝会晤新任奥地利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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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三月的西克斯图斯事件，乃是奥地利躲掉战争的最后机会。德皇（左）风闻此事后，把奥地利新皇帝卡尔一世（右）叫到德军总司令部，逼他回头。卡尔自称“和新生儿一样无知”，温顺地接受德国所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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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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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德国人只能延长这场战争，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在蒙斯（Mons）、伊普尔消灭英国远征军，赫然发现有二十五个军的基钦纳“新军队”形成于狼藉的尸体之后，五百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扼住德意志民族的咽喉。德国人一九一四年杀死、打伤或俘虏无数俄国人，却在来年面对兵力更大的一支俄军。从一九一六年至战争结束一直统筹德军作战行动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曾以一句话总结他的战略缺陷。他写道，“确立纯战略性的目标之前，得先思考战术，若不可能在战术上成功，追求战略目标只是徒劳”。此言甚是（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略计划整体来讲失败，因为强攻壕沟的打法无法实现那些计划），但鲁登道夫太自负，相信借由改进其战术，他能克服此战争无法克服的战略难题：一亿两千万人的奥德同盟要如何打败有两亿六千万人口，拥有更多兵力、船舰，国民收入比同盟国高六成的协约国联盟？[14]德国人战术很高明，战略却奇糟，未坦然评估自己、奥地利人与敌人的实力差距。一九一四年七月时若这么做，他们会务实寻求外交解决，而非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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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未与行事愈来愈不顾后果的德国保持距离，反倒局促不安地投入德国的怀中。这并非势不可免。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十六岁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终于在申布伦宫去世，卡尔大公（这时已是卡尔一世皇帝）透过任职于比利时陆军的大舅子西克斯图斯亲王，询问与法国、俄国个别媾和的条件。随之展开的西克斯图斯事件（Sixtus Affair），一九一七年三月时达到决定性阶段，且是奥地利躲掉德国主导的战争，救亡图存的最后机会。透过西克斯图斯转达的协约国媾和条件——要求交出阿尔萨斯-洛林，恢复塞尔维亚、比利时的独立地位——奥地利“无兴趣看待”俄国声索君士坦丁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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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奥匈帝国已遭遇如此多的惨败，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卡尔皇帝收到消息后既惊且喜，表示要大力促成。[15]遗憾的是，他在书面上表示愿大力促成，实际行动却拖泥带水。一年后德国人风闻此事（此前克列蒙梭公布卡尔的信函以分化同盟国阵营），鲁登道夫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将卡尔叫到德军总司令部，逼他回头。卡尔皇帝先是说谎（那些信是“伪造”的），然后归咎于他的外长（外长扬言如果皇帝坚决不同意他会自杀），最后向德国人求饶，宣称他“像新生儿一样无知”。德国人向这位回头浪子提出的条件很严苛：只要战争没停，军事和经济上都要唯柏林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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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时局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概述的美国在欧目标——总结于美国参战十个月后的一九一八年一月他所提出的十四点原则里——只要求重组奥匈帝国，而未要求将其解体。英法仍极乐见出现改革后的奥匈帝国，作为战后防止德国或俄国扩张的屏障。如果卡尔皇帝要抽身，此刻就得抽身；俄国人已被打退出战场，意大利人在卡波雷托之役后也几乎如此。一九一八年开始时他所短暂享有的优势，此后将不再有。德国人正准备以从俄国调来的部队，在西部战线发动一大规模攻势。将军生涯步入尾声的康拉德，即将在愚蠢的皮亚韦战役（Battle of Piave）中再失去三十万官兵，从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把在卡波雷托战役中所赢得的，大部分吐了回去。只让境内百分之七公民享有选举权，不让其斯拉夫裔、罗马尼亚裔人民享有美式“自主发展”待遇的匈牙利，不是那种会在威尔逊重新审视大局后存活的伙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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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机不可失，若背叛同盟国阵营，卡尔皇帝将获得厌战的协约国某种程度的支持，但卡尔未这么做，反倒软弱屈服于德国的压力，让德国接管奥匈帝国境内所有事物（部队、铁路、公路、军火、工厂），甚至誓言此后奥匈帝国将为保住斯特拉斯堡作战到底，一如为保住的里雅斯堡作战到底。[17]威尔逊总统最初愿意与奥地利人合作，此刻则嫌恶转身，不再理会那个“德国政府的附庸”，并在一九一八年九月承认捷克、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从而为肢解奥匈帝国揭开序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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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始于倚赖德国武器的奥匈帝国，也结束于这样的奥匈帝国。德国人计划于一九一八年以从俄国抽调来的部队，在西部战线发动大规模春夏攻势。这场攻势失利，德意志、奥地利两帝国随之垮掉。卡尔皇帝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向其人民发表宣言，承诺变革和承诺成立一新的“民族部”，但为时已晚，这时这君主国的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都已宣告独立，卡尔除了流亡国外，几乎无其他路可走。这个君主国登场时威风八面，好不神气（击败土耳其人、拯救基督教世界），下场时让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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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常以哈布斯堡君主国直到一九一八年才灭亡一事，证明它的坚忍顽强或正当性，但这说法太牵强，不足采信。这个君主国是个残忍的碎骨机。它在一九一四年以最漫不经心的作风耗掉它征召的最精壮兵员，然后如弗里德里希大公一九一五年所忧心忡忡指出的一样，只能倚赖“营养不良的孩子和年老男子”打仗。[19]法国人利用俄国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所提出的死伤记录，一九一六年估计，由于哈布斯堡军队一九一四年几乎遭全歼和此后每月平均损失十二万兵力，奥匈帝国已“耗掉”它所能取得的大部分男子。[20]据估计还有六十五万奥地利男子未被耗掉，而这些人大概每日提心吊胆，不知在这支军队里还能活多久。“第三度修正男子”（即曾两度被评断为身体或心智上不适打仗而免服兵役的应征入伍男子）的加入，为六十五万奥匈军增添了兵力。但这是支什么样的军队？[21]一九一六年寄到霍夫堡宫门的一封匿名信，真相贯穿在思乡之情中：“陛下，如果你想认识这场战争的真实面貌，不必派你的陆军部长千里迢迢到前线，只要派他到后备兵站看看即可。在那里，正有得了严重结核病的男人被强征入伍；在那里，正有得了心脏病的五十岁男子被令以整齐步伐集体走来走去，直到不支倒地为止；在那里，自称有病的男子遭下狱十四天。”[22]像这样的男子，在战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将一批批成群死去。光是在东部战线，就有一百万奥地利人丧命，其中半数死于感染和疾病。在一九一四年秋，战争从机动战转为壕沟战时，哈布斯堡军队的情况未好转，只是较易维持军纪而已。但每当奥匈帝国士兵置身开阔地，奉命展开新攻击时，通常打得很糟或逃跑。奥匈军总司令部于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发了一份令人难堪的极机密通条给诸军、师长，想知道俄军“虽然后备士兵和军官的素质劣于我方，但在弹药比我们少的情况下，为何打得比我们出色许多”；二十万奥匈帝国官兵在加利西亚作战期间怎么会“消失得如此快且彻底”；为何“有那么多次进攻，甚至就连敌寡我众的进攻，都被打得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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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前线附近待过的人都知道答案：奥地利士兵不在乎胜败，已不愿承受行军、待壕沟的苦。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老百姓。奉命离开壕沟行军至别处时，大批士兵在路旁坐下，等着被俘。弗里德里希大公要求将士兵鉴别分类，“较佳者”送到前线，老弱送到后方部队。这正证明逃避责任的风气在哈布斯堡军队里有多盛行，最有战斗力的人利用关系把自己弄到后方安全的宿营地，这位大公不得不在提出此建议时放话稽查，“以确保此命令严格执行，提升我军战斗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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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时，以团为傲的精神就已渐渐成为明日黄花。团向来是拥有自身历史、讲究仪式排场的部队，但随着团在战火中消融，谁都看得出当兵只是去当炮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布隆（捷克语称布尔诺）上演了一件让军方颜面无光的事。当时，第八团某连上火车，开赴前线。火车加速时，一名全身战斗装的步兵跳出货车厢，落在月台，拔腿逃命；结果被围困在火车站广场一隅，遭宪兵以棍棒打倒在地，三百名路人惊愕看着这一幕。[24]哈布斯堡第三十团，一九一五年四月从格拉茨（Graz）得到补充兵员后，该团波兰人痛殴他们，叫他们“德意志猪”，扯破他们的背包，抢走他们的食物。[25]格拉茨这些波兰恶霸，大概会集体自豪于他们属于一七二五年在伦贝格所创建之团一事，但不会有人自豪于他们的新际遇：编入独立营，独立营会被随机安插进暂编团。暂编团则是为了集拢各残破部队里可用的残兵，将他们送回前线而成立，而到了前线，他们也可能难逃一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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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地方的壕沟战都非常残酷。有位战地记者报道了一九一五年在布达佩斯某医院所见到，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冻伤病患和截肢者，“医生得意夸称他们很善于找到良好的健康纤维皮瓣和制作合用的假腿，他们的农民伤员则一下子咧嘴而笑，一下子绷起脸”。[27]另一名记者惊骇地看着混在一块的奥地利人、俄国人尸体，像好多“块生铁”般被倒进敞露的壕沟里。诚如他所说的，这不是“维也纳的女孩向这些青春正盛的健壮年轻男子喝彩时”心里所想的下场，甚至不是奥匈帝国陆军部所想的下场。陆军部原保证会“把官兵六人一个棺木，埋在从远处可容易见到的高地上，以表达祖国对这些英勇军人的虔敬和感激”，结果却是把这些不知姓名的官兵一股脑丢进万人坑里，撒上生石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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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康拉德在其某份保守自大的公报里确立了最高指挥部轻慢的作风：向士兵保证，只要“往地下挖三米，就会安全无虞。这样的壕沟即使遭直接命中，士兵也几乎不会受伤害，只有些许震动和摇晃，但士兵会没事”。[29]当他和弗里德里希大公得为自己寻找挡住一切攻击的安全处所，挽救他们破败的名声时，就一点也没这么自满。整个一九一六年，康拉德与弗里茨尔拼命欲打消深受霍夫堡宫宠信但黯然下台的布鲁德曼将军所提出的要求，即对他们两人在两次伦贝格战役中领导有否失当的调查。一九一六年七月康拉德紧张地抗议道：“总司令部无法响应已遭卸除兵权的将领提出的每个申诉、备忘录、作战报告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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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痛恶德国人，此时却坚持要布鲁德曼看看“德国陆军的指导原则：将领遭卸除兵权即永远不会再取得兵权，且永远不会对其遭卸除兵权之事提出抗议”。这一如黑手党成员被抓即封口，绝不泄露组织秘密的原则，肯定合康拉德的意，尽管他战后写了带有偏见的回忆录，整个战后生涯都在做替自己辩解的抗议。他一九一六年对布鲁德曼的背后中伤，将化为二十五页以不空行方式打成的文稿，而那就像是他回忆录的第一份草稿，把自己说成无辜受害者，受害于有勇无谋的下属。他写道：“为了维护纪律，我得促请陛下的军事文书署将这一调查连同布鲁德曼的平反要求一并驳回。”八月，经过一番思考后，博尔弗拉斯将军和皇帝再度退缩，拒绝调查、平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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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所谓在壕沟里会平安没事的保证，从未平息士兵的疑虑。他们并不安全，全军所有官兵被炮轰得胆战心惊，不想再这样下去。战争步入尾声时，哈布斯堡军队已分为两派：居少数的“冲锋集团”（年轻有冲劲者）和居多数的“防守集团”（军中大部分人）。冲锋集团是仿德国方式打造的冲锋队，吃得好，薪水高，装备好，执行所有进攻；防守集团则在整个战争期间扮演全然被动的角色，挖壕沟，修壕沟，守壕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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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布鲁西洛夫攻势所引发的情景，即使是厌战的奥地利人都感到震惊，且说明了这个君主国的大部分官兵如何不愿打这场战争。卡尔·冯·弗朗泽-巴尔丁将军谈到他“破败的军队”，目击者惊讶地看着奥匈帝国一场大规模（且出乎预料）的反攻，竟演变为集体投降，数千名哈布斯堡士兵丢下步枪，举起双手跑向俄国防线。[32]多达三十五万奥地利人以如此方式向俄国人投降，布鲁西洛夫收复一九一五年失去的所有土地，一路攻回到喀尔巴阡山脉诸山口。布鲁西洛夫攻势打掉了奥地利人仅存的些许进攻能力，迫使他们把军队交给德国人指挥，直至战争结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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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康拉德的总司令部遇到一突如其来的报复性活动，因为每个奥地利军、师都奉命查明问题根源，予以解决。两年前兵败萨巴茨后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彻底失败的特尔斯蒂扬斯基将军，向他的集团军如此讲话：“第四集团军被战斗力并不具压倒性的敌人赶出强固的阵地，被逼退好远，损失众多士兵和物资，且辛苦建造的桥头堡和斯蒂尔河（Styr）阵地也未守住，你们得给我一个解释！”军官奉命调查其部队，查明是谁带头组织集体逃亡，谁同意放弃如此多加农炮和机枪，并奉命“无情”惩罚还留在部队里的所有坏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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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什么惩罚，比留在这个军队和这个走入歧途的战争里继续打仗，更为无情？到了一九一七年，哈布斯堡军队已几乎称不上是军队。丧命、受伤或被俘者（共三百五十万），和剩下的现役军人一样多。[35]由于协约国军队不断增加其火炮、炮弹、机枪的数量，每个哈布斯堡士兵都确信自己很快就会从第二类（活人）变为第一类（死人），于是许多人开始撤离。一九一七年开始时，被俄国人俘虏的奥匈帝国士兵高达一百七十万（相对地，被俘的德国人只有此数目的十分之一）。[36]一九一七年六月俄军克伦斯基攻势，在奥匈帝国第三集团军的诸军之间，轻易就扯开一道五十公里宽的缺口，又俘虏数千人。若非俄军本身为失望情绪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所腐化，奥匈帝国很可能已在那年画上句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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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战线的苏加纳谷（Val Sugana）——阿尔卑斯山中史上有名的狭长谷地，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往来亚得里亚海的要道达数百年——某奥地利团的整个领导阶层（斯洛文尼亚裔上校、四名捷克裔军官、三名捷克裔士兵），在卡尔扎诺（Carzano）投奔意大利壕沟，然后带敌军回来，穿越奥军铁丝网，进入奥军壕沟，把此团整个俘虏。奥匈帝国当局宣称震惊，但这问题自一九一四年起一直未消失而且是日益恶化。[38]集体逃亡变得司空见惯；一九一八年十月某日，匈牙利第六十五团一千四百五十一人逃亡。这时，哈布斯堡君主国已开始把有专门技能的军火工人、男孩、领养老金者送进其战争机器里。在索尔费里诺战役（Battle of Solferino，一八五九年）和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一八六六年）之间那几年出生的老人，一九一六年被征召入伍，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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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匈帝国来说，这场战争从头至尾都没有道理可言，而一九一七年俄国戏剧性的战败和解体，最为鲜明突显这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夺取政权后，突然退出战争，并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中，把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俄国的垮台照理应使同盟国阵营团结，结果反倒加深该阵营成员间的分歧。德国评论家觉得上了奥匈帝国的当。哈布斯堡王朝在战场上打得一塌糊涂，从头至尾倚赖德国支援，却在俄国垮掉时，试图在俄国割让的波兰、乌克兰大片土地里分一杯羹。哈布斯堡王朝想得到波兰，然后派一大公治理该地，但此事若成真，哈布斯堡君主国里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比例失衡的程度会加剧到危及其生存的程度。有位分析家于一九一七年晚期写道，“奥地利一千万德意志人会淹死在七千万或更多斯拉夫人的大海里”。吃下波兰这块肥肉，奥匈帝国版图会增加一倍，斯拉夫人和天主教徒会更能左右民意的走向，这几乎必然导致奥匈帝国日后与其盟邦德国决裂。这一预言绝非杞人忧天，一九一七年时德国人未把波兰视为该直接吞并的土地，而是视为该先清空其上的波兰居民、再安置以德意志人的一个空间。那一构想因俄国撤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有实现的可能，且将导致德国在下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展开有计划的族群清洗和种族灭绝。[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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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战败让奥匈帝国得以继续打这场艰苦的大战，但奥地利人从未解决俄国充沛人力所带来的难题，美国作者（暨俄国通）约翰·里德（John Reed），对此有言简而意赅的说明：“落败但变强之军队的吊诡，即撤退的一大群人，其撤离本身为征服者带来他们所非常不乐见的后果。”一九一五年在伦贝格看过看不到尽头的俄国步兵纵队走向野战餐车后，里德写道：“现在，唱着歌的军人如长河般涌进每个街道……这是俄国用之不竭的国力，她血管的有力血液，从她深不见底的人力喷泉随意洒出，浪费掉，毫无节制地用掉。”[41]里德热爱他的俄国人，以浪漫手法描绘他们。事实上俄国人杀自己人，就和奥地利人杀他们一样麻木不仁，而俄国农民不是傻子，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不是毫无抵抗地向奥地利人投降，就是逃亡。他们于一九一四年响应动员，但一年后大批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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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战期间，俄国老百姓惊讶于“在城里、村子里、铁路边、俄国全境四处游荡”（沙皇的农业部长一九一五年语）的军人之多。其中只有少数人有假条（征召入伍兵鲜少有幸得到的特权）。载增援部队赴前线的俄国运兵车，有时抵达目的地时才发现，车上的军人已全部跳车逃走。俄国行军营的逃跑率平均达四分之一。[42]一九一六年时，法国人已把每月死伤率降到一九一四年水平的一半，俄国人的死伤率却未降低，甚至反倒升高。一九一四年时俄国人用光其第一级本土防卫预备队，一九一六年时则耗尽所有第二级预备队。一如奥地利人，他们开始把他们所能找到的男子都征召入伍，一九一六年俄国国会某委员会痛批军方“恣意挥霍”：没有足够的“铅、钢、爆裂物”，俄国将领觉得“用人血打开通往胜利之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人已在思考所有人力物力用尽的问题，二月革命突然爆发时，俄国人正努力欲解决该问题。临时政府决定继续打仗以取得“最后胜利”一事，使该政府失去了深信打这场战争徒劳无益只是送死的人民的支持。死伤惨重到了吃不消的程度：一百三十万人丧命，四百二十万人受伤，两百四十万人被俘，总数将近八百万。[43]十一月时，布尔什维克人以非常宏观的政纲——列宁要结束战争——拉下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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