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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康拉德在其某份保守自大的公报里确立了最高指挥部轻慢的作风：向士兵保证，只要“往地下挖三米，就会安全无虞。这样的壕沟即使遭直接命中，士兵也几乎不会受伤害，只有些许震动和摇晃，但士兵会没事”。[29]当他和弗里德里希大公得为自己寻找挡住一切攻击的安全处所，挽救他们破败的名声时，就一点也没这么自满。整个一九一六年，康拉德与弗里茨尔拼命欲打消深受霍夫堡宫宠信但黯然下台的布鲁德曼将军所提出的要求，即对他们两人在两次伦贝格战役中领导有否失当的调查。一九一六年七月康拉德紧张地抗议道：“总司令部无法响应已遭卸除兵权的将领提出的每个申诉、备忘录、作战报告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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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痛恶德国人，此时却坚持要布鲁德曼看看“德国陆军的指导原则：将领遭卸除兵权即永远不会再取得兵权，且永远不会对其遭卸除兵权之事提出抗议”。这一如黑手党成员被抓即封口，绝不泄露组织秘密的原则，肯定合康拉德的意，尽管他战后写了带有偏见的回忆录，整个战后生涯都在做替自己辩解的抗议。他一九一六年对布鲁德曼的背后中伤，将化为二十五页以不空行方式打成的文稿，而那就像是他回忆录的第一份草稿，把自己说成无辜受害者，受害于有勇无谋的下属。他写道：“为了维护纪律，我得促请陛下的军事文书署将这一调查连同布鲁德曼的平反要求一并驳回。”八月，经过一番思考后，博尔弗拉斯将军和皇帝再度退缩，拒绝调查、平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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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所谓在壕沟里会平安没事的保证，从未平息士兵的疑虑。他们并不安全，全军所有官兵被炮轰得胆战心惊，不想再这样下去。战争步入尾声时，哈布斯堡军队已分为两派：居少数的“冲锋集团”（年轻有冲劲者）和居多数的“防守集团”（军中大部分人）。冲锋集团是仿德国方式打造的冲锋队，吃得好，薪水高，装备好，执行所有进攻；防守集团则在整个战争期间扮演全然被动的角色，挖壕沟，修壕沟，守壕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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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布鲁西洛夫攻势所引发的情景，即使是厌战的奥地利人都感到震惊，且说明了这个君主国的大部分官兵如何不愿打这场战争。卡尔·冯·弗朗泽-巴尔丁将军谈到他“破败的军队”，目击者惊讶地看着奥匈帝国一场大规模（且出乎预料）的反攻，竟演变为集体投降，数千名哈布斯堡士兵丢下步枪，举起双手跑向俄国防线。[32]多达三十五万奥地利人以如此方式向俄国人投降，布鲁西洛夫收复一九一五年失去的所有土地，一路攻回到喀尔巴阡山脉诸山口。布鲁西洛夫攻势打掉了奥地利人仅存的些许进攻能力，迫使他们把军队交给德国人指挥，直至战争结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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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康拉德的总司令部遇到一突如其来的报复性活动，因为每个奥地利军、师都奉命查明问题根源，予以解决。两年前兵败萨巴茨后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彻底失败的特尔斯蒂扬斯基将军，向他的集团军如此讲话：“第四集团军被战斗力并不具压倒性的敌人赶出强固的阵地，被逼退好远，损失众多士兵和物资，且辛苦建造的桥头堡和斯蒂尔河（Styr）阵地也未守住，你们得给我一个解释！”军官奉命调查其部队，查明是谁带头组织集体逃亡，谁同意放弃如此多加农炮和机枪，并奉命“无情”惩罚还留在部队里的所有坏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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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什么惩罚，比留在这个军队和这个走入歧途的战争里继续打仗，更为无情？到了一九一七年，哈布斯堡军队已几乎称不上是军队。丧命、受伤或被俘者（共三百五十万），和剩下的现役军人一样多。[35]由于协约国军队不断增加其火炮、炮弹、机枪的数量，每个哈布斯堡士兵都确信自己很快就会从第二类（活人）变为第一类（死人），于是许多人开始撤离。一九一七年开始时，被俄国人俘虏的奥匈帝国士兵高达一百七十万（相对地，被俘的德国人只有此数目的十分之一）。[36]一九一七年六月俄军克伦斯基攻势，在奥匈帝国第三集团军的诸军之间，轻易就扯开一道五十公里宽的缺口，又俘虏数千人。若非俄军本身为失望情绪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所腐化，奥匈帝国很可能已在那年画上句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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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战线的苏加纳谷（Val Sugana）——阿尔卑斯山中史上有名的狭长谷地，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往来亚得里亚海的要道达数百年——某奥地利团的整个领导阶层（斯洛文尼亚裔上校、四名捷克裔军官、三名捷克裔士兵），在卡尔扎诺（Carzano）投奔意大利壕沟，然后带敌军回来，穿越奥军铁丝网，进入奥军壕沟，把此团整个俘虏。奥匈帝国当局宣称震惊，但这问题自一九一四年起一直未消失而且是日益恶化。[38]集体逃亡变得司空见惯；一九一八年十月某日，匈牙利第六十五团一千四百五十一人逃亡。这时，哈布斯堡君主国已开始把有专门技能的军火工人、男孩、领养老金者送进其战争机器里。在索尔费里诺战役（Battle of Solferino，一八五九年）和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一八六六年）之间那几年出生的老人，一九一六年被征召入伍，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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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匈帝国来说，这场战争从头至尾都没有道理可言，而一九一七年俄国戏剧性的战败和解体，最为鲜明突显这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夺取政权后，突然退出战争，并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中，把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俄国的垮台照理应使同盟国阵营团结，结果反倒加深该阵营成员间的分歧。德国评论家觉得上了奥匈帝国的当。哈布斯堡王朝在战场上打得一塌糊涂，从头至尾倚赖德国支援，却在俄国垮掉时，试图在俄国割让的波兰、乌克兰大片土地里分一杯羹。哈布斯堡王朝想得到波兰，然后派一大公治理该地，但此事若成真，哈布斯堡君主国里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比例失衡的程度会加剧到危及其生存的程度。有位分析家于一九一七年晚期写道，“奥地利一千万德意志人会淹死在七千万或更多斯拉夫人的大海里”。吃下波兰这块肥肉，奥匈帝国版图会增加一倍，斯拉夫人和天主教徒会更能左右民意的走向，这几乎必然导致奥匈帝国日后与其盟邦德国决裂。这一预言绝非杞人忧天，一九一七年时德国人未把波兰视为该直接吞并的土地，而是视为该先清空其上的波兰居民、再安置以德意志人的一个空间。那一构想因俄国撤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有实现的可能，且将导致德国在下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展开有计划的族群清洗和种族灭绝。[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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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战败让奥匈帝国得以继续打这场艰苦的大战，但奥地利人从未解决俄国充沛人力所带来的难题，美国作者（暨俄国通）约翰·里德（John Reed），对此有言简而意赅的说明：“落败但变强之军队的吊诡，即撤退的一大群人，其撤离本身为征服者带来他们所非常不乐见的后果。”一九一五年在伦贝格看过看不到尽头的俄国步兵纵队走向野战餐车后，里德写道：“现在，唱着歌的军人如长河般涌进每个街道……这是俄国用之不竭的国力，她血管的有力血液，从她深不见底的人力喷泉随意洒出，浪费掉，毫无节制地用掉。”[41]里德热爱他的俄国人，以浪漫手法描绘他们。事实上俄国人杀自己人，就和奥地利人杀他们一样麻木不仁，而俄国农民不是傻子，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不是毫无抵抗地向奥地利人投降，就是逃亡。他们于一九一四年响应动员，但一年后大批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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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战期间，俄国老百姓惊讶于“在城里、村子里、铁路边、俄国全境四处游荡”（沙皇的农业部长一九一五年语）的军人之多。其中只有少数人有假条（征召入伍兵鲜少有幸得到的特权）。载增援部队赴前线的俄国运兵车，有时抵达目的地时才发现，车上的军人已全部跳车逃走。俄国行军营的逃跑率平均达四分之一。[42]一九一六年时，法国人已把每月死伤率降到一九一四年水平的一半，俄国人的死伤率却未降低，甚至反倒升高。一九一四年时俄国人用光其第一级本土防卫预备队，一九一六年时则耗尽所有第二级预备队。一如奥地利人，他们开始把他们所能找到的男子都征召入伍，一九一六年俄国国会某委员会痛批军方“恣意挥霍”：没有足够的“铅、钢、爆裂物”，俄国将领觉得“用人血打开通往胜利之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人已在思考所有人力物力用尽的问题，二月革命突然爆发时，俄国人正努力欲解决该问题。临时政府决定继续打仗以取得“最后胜利”一事，使该政府失去了深信打这场战争徒劳无益只是送死的人民的支持。死伤惨重到了吃不消的程度：一百三十万人丧命，四百二十万人受伤，两百四十万人被俘，总数将近八百万。[43]十一月时，布尔什维克人以非常宏观的政纲——列宁要结束战争——拉下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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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国熊的垮掉也救不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国已分裂为数个得到协约国帮助的“民族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受邀于巴黎和会上表达他们各自的民族独立主张。德国于《凡尔赛条约》中受到人尽皆知的惩罚，奥匈帝国则在《圣日耳曼条约》（the Treaty of St. Germain）、《特里亚农条约》（the Treaty of Trianon）两条约中寿终正寝。这两个条约于一九一九年正式裂解哈布斯堡帝国，创造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个新国家，强化既有国家（例如罗马尼亚）的版图。塞尔维亚吸并维也纳的原南斯拉夫土地，成为名叫南斯拉夫的新国。在其他所有民族都退出后，由哈布斯堡王朝仅存的小块土地，即维也纳至因斯布鲁克之间的德意志人地区，郁闷地组成奥地利共和国，且受条约所束，严禁与北边大上许多的德意志人国家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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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垮台的影响甚大。《凡尔赛条约》要德国割土、赔偿且严格限制德国海陆军力，但德国国力受削弱只是表象。事实上，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所创造的新秩序，使德国变强。苏俄已缩回去打内战，陷入孤立，而后来的发展表明，从中欧奥匈帝国割出的“继起诸国”，国力太弱，挡不住德国（或苏俄）的侵犯。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它们与英法结盟。巴黎和伦敦把这些新国家视为制衡东山再起之德国或俄国的潜在力量。这些防御条约意在填补哈布斯堡王朝留下的权力真空，最终却在德国人于一九三八年吸并奥地利和窃取捷克斯洛伐克后，一九三九年尝试侵犯波兰时，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如一九一四年时，西方列强不情不愿地动员开战，以解决来自中东欧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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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人间浩劫的罪魁祸首在西方历史里的形象，从未受到大幅修正。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仍是那个留着络腮胡、居心良善的帝国老爹。这岂是事实？就最高指挥官的角色来说，他是个屠夫。就战略家的角色来说，他是个不自量力之人。就政治家的角色来说，他原本可以利用在位如此之久的契机修正或减轻令奥匈帝国衰弱的诸多难题，结果他毫无作为。传说收到意大利已于一九一五年向奥地利宣战的消息时，这位老皇帝深情微笑，低声道“终于和意大利打起来，这下我可以开心了”，如果此说不假，我们不得不推断此人老时已性情大变，变成凶残之人，与年轻时谦逊的他判若两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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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我们得重新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把奥地利人摆进新的历史位置。从根本上来说，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正派的，而是带着光环的懒懒散散的强权，它稀里糊涂地闯入并打完了整个战争。它是个心态极其矛盾的强权，为了保住其自古即拥有对波希米亚、匈牙利之类土地——已不想再和哈布斯堡王朝有瓜葛，正努力脱离自立的土地——的所有权，不惜让整个欧洲陷入战火。奥地利的大战建立在不计后果的赌注上，即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部问题可靠战争来解决。实则战争解决不了那些问题。[45]这不是战后才为人所揭示的。一九一四年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前许久，总理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就指出，奥匈帝国境内失意的诸民族与该帝国的军事安全拥有明眼人都看得出的关联：“多民族国度发动战争，必会危及自身。”[46]但奥匈帝国还是发动了战争。该帝国最后一位外长奥托卡·切宁（Ottokar Czernin）伯爵，以太不当一回事的口吻论道，“我们在劫难逃；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怎么死，而我们选了最可怕的死法”。[47]前线士兵陷身于这场可怕战争的最可怕的环境里，若听到切宁（胎死腹中的西克斯图斯事件的主导者）这番话，肯定会深表赞同，且遗憾于他无法阻止或结束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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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七月，老皇帝最后一次抽出他的剑，却惊骇地看着挥出的剑刃被挡开，反转，刺回他肚子里。哈布斯堡王朝没理由于一九一四年开战，却开了战，要自己人民在准备不周的攻势里送死，然后打起一场使已然衰弱的君主国必然垮掉的消耗战。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里，有太多错误和失算，而奥匈帝国一九一四年的决定堪称是其中最不明智且最应受斥责的。这场大战只是在我们的历史地图上赢得的一块黑色区域，而维也纳，和柏林一样，同是这块区域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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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riegsarchiv，Vienna（KA），Neue Feld Akten（NFA）1878，Kriegsministerium，March 20，1915，“Ursachen und Ziele des Weltkrieges 19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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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A，B/1503：5，Sarajevo，Dec. 21，1912，Potiorek to Con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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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A，NFA 1878，“Fragen die dem Kpskmdo bis 31./1 1915 erschöpfend zu beantworten sind”；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London：Penguin，194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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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Leipzig：Paul List，192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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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H. Liddell Hart，The Real War 1914-1918（Boston：Little，Brown，196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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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ichard DiNardo，Breakthrough：The Gorlice-Tarnow Campaign 1915（Santa Barbara：Praeger，2010），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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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London：Hutchinson，1921），1：34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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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edor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Briefe eines russischen Offiziers（Munich：Carl Hanser Verlag，1929），129；Harry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The Diaries of Count Harry Kessler，1880-1918，ed. and trans. Laird M. Easton（New York：Knopf，201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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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ikolai N.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