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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运动却是一个“左派”的运动。其初衷在于模仿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因此起先也与民族解放以及自由民主等运动有所关联。德意志民族运动随着拿破仑才开始强大起来，而拿破仑先是在德国政治界与知识界的圈子内，接着也越来越在一般德国大众那边激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是：“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度发生到我们身上！”第二种反应则大致为：“我们有朝一日也要有办法那么做！”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榜样，而拿破仑就是该运动的“非婚生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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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反法运动，因为法国人来到德境时的身份，并非只是榜样和现代化的推手而已，他们还是征服者、压迫者与剥削者。他们更特别成为军事上的剥削者，因为德国人曾经被迫加入法方作战，以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流了许多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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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反的观感因而混杂在一起：一方面是对法国人的强烈恨意（“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度发生到我们身上！”），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心向往之的愿望（“我们有朝一日也要有办法那么做！”）。拿破仑所成就的功业，显然必须归因于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民族主义化”与“全面政治化”，而且他将二者继承过来以后便继续发扬光大。德境某些圈子里面的人士，则早在拿破仑时代之前即已醉心于法国新出现的自由、平等，以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民主。就“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军方而言，他们的态度也没有太大差别——从沙恩霍斯特或格奈森瑙均可看出此点。5其立场为：我们必须向法国学习，必须仿效法国人向我们示范的事情，而最终的目的不外乎为了以牙还牙。仇恨与钦佩便如此交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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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喜欢将德意志民族运动过度理想化，甚至直到今天依旧如此。早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特别是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施泰因男爵，迄今仍一直被视为德国政治家的楷模。6可是在此还是小心为妙。如果我们将歌德排斥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态度纳入考虑，如果我们进而阅读托马斯·曼于《绿蒂在魏玛》一书中对这种排斥态度所作的陈述，7难免会变得忧心忡忡。因为那个早期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无国家社会主义的味道：例如以一种极度夸张的自我标榜和自我崇拜，将德国人视为“原本民族”、固有的民族、真正的民族，以及欧洲最实在和最优秀的民族——但其中同时又充满了可怕的恨意，例如剧作家克莱斯特写道：“把他们打死！最后的审判不会向你们询问那么做的理由。”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那边，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既模仿法国又极度仇视法国人的令人忧虑的混合态度。8更糟糕的是，那种态度因为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而进一步得到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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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潮流之所以产生了极为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在普鲁士与民族主义的不对称联盟当中（德意志国即由此衍生而出），德意志民族运动旷日持久之后反而成为较强大的一方——尽管俾斯麦起初看似达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到了最后，民族运动遥遥凌驾于普鲁士之上，促成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节节攀升，最后在希特勒统治下臻于极致。不过，这种“左”“右”之间的对立，仅仅是促成普鲁士与民族运动彼此出现敌意的两大理由之一而已。第二大理由则源自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对立关系：德意志民族运动走的是“大德意志”路线，普鲁士却顶多只可能采取“小德意志”的德国政策。然而，那要等到1848年革命以后才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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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与奥地利曾经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携手合作，而且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镇压德意志民族运动。两国在这方面的共同工具乃“德意志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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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会议上，具有革命色彩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理念遭到断然拒绝；但是重建不合时宜的、1806年已遭解散的“神圣罗马帝国”之构想，也同样被束之高阁。德意志邦联这个由三十八个邦国和利伯维尔所组成的松散同盟，如今取代了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而且它从一开始的目的之一，也正在于阻止中欧出现一个权力集中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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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邦联的结构非常不平均：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强权，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与汉诺威四个中等大小的王国，其余则都是一些小邦国，再加上利伯维尔。这种内部权力的分配方式，可让人由小见大联想起今日联合国的状况。身为德意志邦联之父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想法上类似联合国的精神导师、美国总统罗斯福。令罗斯福深信不疑的是，联合国的顺利运作有赖于美、苏两强不断事先取得谅解；梅特涅也始终坚信，除非担任主席国的奥地利小心翼翼地与另一个强权——普鲁士——携手合作，否则德意志邦联便无法运作下去。以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为例，它是事先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卡尔斯巴德敲定，然后才由德意志邦联在法兰克福表决通过，导引出恶名昭彰的“追捕煽动者”措施。虽然该决议的构想源自奥地利，普鲁士却把它执行得特别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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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钳制措施所波及的对象主要为各大学、文学界和新闻界，但它们实际着眼的目标就是民族运动——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只有通过大学、文学界和新闻界之类的“媒介”（这是我们今日的用语），才能够让人感觉到民族运动的存在。于此情况下，1848年革命不仅是针对镇压与迫害所作出的响应，同时也是一场民族革命。它试图取消1815年时有关德国的规定，并以一个德意志国来取代德意志邦联，而且那个国家应当是一个“大德意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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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一个德意志国竟然从1848年夏天到1849年初，存在了将近一年之久。它有过一位国家元首、一个内阁，以及一个国会（即召开于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内的国民议会）。那个国家甚至还得到美国承认，只不过它并没有真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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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一个德意志国唯一的权力基础，就只是德境各邦爆发的“三月革命”，而且那场革命气数不长。早在同一年的夏天，革命即已显露疲态；时序入秋之后，德意志双雄已在本国境内敉平革命——在奥地利是血腥镇压，在普鲁士则是不流血落幕。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内的国民议会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德意志国缺乏国家的构成要素，即军队与政府。国民议会必须设法张罗它们。可是该从何处着手呢？这种念头所得出的奇特结论是：要把那两个机构借过来使用，而且是向普鲁士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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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个崭新的德意志国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打算在1848年向丹麦开战的时候，便委托普鲁士军方代为执行，而且战事起先进行得还相当顺利（那是在1848年夏初，当时普鲁士自己也仍然拥有一个革命政府）。等到普鲁士由于列强的干预而在同年9月被迫退出战局，同时法兰克福也爆发骚乱之后，普鲁士军队又被召唤过来进行救援。时至革命的最后阶段，亦即1849年初，保罗教堂国民议会完成自己建国大业的做法就是进行表决，以微弱多数通过将普鲁士国王选举为世袭的德意志皇帝。但众所周知的结果是，普鲁士国王拒绝了那顶皇冠，因为他再也无意跟革命有所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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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罗教堂里面的那些先生们而言，此事不啻晴天霹雳。但更加令人诧异的事情（起初就连他们自己也大感意外），却是那些议员竟然派团劝进，请求普鲁士国王接受德意志的皇冠。德意志民族运动其实向来具有大德意志色彩，而且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也一面倒地心怀大德意志：他们推举出来的“帝国摄政王”是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爵；奥地利人在“德意志国政府”内的声势非常浩大；奥地利的代表们还一起参加了投票。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突然转而投向普鲁士的怀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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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退让行动，以及向现实投降——因为奥地利帝国非但出人意料地并未土崩瓦解，反而还铆足全力恢复原样，并且再也不打算将自己的德裔百姓释放出去，让他们加入一个新炮制出来的大德意志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是迫不得已而限缩范围，愿意接受一个由普鲁士出面领导的小德意志国。那是民族主义革命者所采取的“现实政治”，是一种令人心痛的牺牲，更何况还是遭到拒绝以后所作出的牺牲。但无论如何，德意志民族主义首度认同了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方案，即便那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结果早在俾斯麦登台之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已经一度主动着眼于这种替代性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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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协同一致，甚至还在俾斯麦主政以前第二度短暂成真，而且是直接发生于1848年革命结束后。但这一回是由普鲁士采取主动。普鲁士虽曾拒绝从革命者手中接受德意志的皇冠，可是有关普鲁士出面领导小德意志统一的构想，在柏林并未被当成耳边风看待。柏林当局的构想是组成一个诸侯同盟，它固然结构松散，不过最起码已初具邦联的形式，并且还拥有一个国会——更何况那一切当然与革命无关。于是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主导下，在1849年成立了“德意志联盟”，一个由二十八个德意志邦国所组成的邦联。其涵盖范围与日后的德意志国不尽相同，因为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自始就不捧场。汉诺威和萨克森两个王国也在加入不久以后便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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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残余成员在哥塔继续集会，并决议支持“德意志联盟”。他们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应以实现之前在法兰克福所追求的“目标”为重（即统一德国，必要时不惜采取小德意志统一方案），而非斤斤计较表面上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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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并非导致“德意志联盟”失败的理由，外交方面的因素才使得它未能成功。奥地利在俄国的支持下强力反对“德意志联盟”，最后并以战争为威胁，要求重建昔日的“德意志邦联”。结果普鲁士被迫让步，同时俾斯麦在普鲁士下议院发表了关键性的演说来声援退让措施。俾斯麦当时仍然反对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结盟、支持恢复旧邦联，并赞成重建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良好关系——正因为这层缘故，他在1815年7月被送去法兰克福，担任普鲁士派驻重建后的德意志邦联之代表。俾斯麦在法兰克福一直任职到1859年3月初。他是在那段期间才逐渐痛下决心，要让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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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必须对俾斯麦多加着墨。但是，我们在转向俾斯麦的故事之前最好先说明一下，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矛盾百出的结合，如何在1866年和1870年被俾斯麦带向成功之前，就已经昙花一现地有过具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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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至1850年的“德意志联盟”，在宗旨上已经与1870年至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相同，在实务上则有些类似1867年俾斯麦的“北德意志邦联”——若无法涵盖整个德国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该在德境北部组成一个由普鲁士出面领导的诸侯同盟，并且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不过，这种行动必须获得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及议会成员的积极认同与配合。至于在普鲁士与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的同盟里面，到底应该由谁来当马、由谁来当骑士呢？就连这个问题也已经完全用类似日后俾斯麦的方式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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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至1849年的时候，民族革命运动还打算让普鲁士为自己出力，可是那种做法遭到拒绝。到了1849年至1850年，却是普鲁士让民族革命运动为普鲁士的德国政策效劳。随着主客形势的易位，双方于是在哥塔缔结了盟约。那整个行动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则在于缺乏外交上的保障与作战的意愿。俾斯麦后来在1866年和1870年补足了这两样东西。俾斯麦个人对德意志建国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此——而且基本上仅止于此。建国构想本身在他之前早已存在，所需要的只是争取到俾斯麦，让他皈依过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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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于俾斯麦派驻法兰克福的时期，亦即19世纪50年代；促成俾斯麦改变信念的因素，则是他在重建后的德意志邦联所亲身领教的奥地利政策。1855年他在一份递交柏林的报告中写道：当我四年前过来的时候，我绝非彻头彻尾地与奥地利为敌；然而现在，除非我否认自己的每一滴普鲁士血液，否则便无法对时下奥地利当权者所认知的那种奥地利维持最起码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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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德意志邦联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始终是由奥地利与普鲁士共同主导。奥地利固然是德意志邦联内部最大的强权，并且固定担任主席国，但普鲁士毕竟是另外一个大国。梅特涅治理下的奥地利在1815年以后，决意与身为另一强权的普鲁士携手合作。但1848年后的情况已不复如此。甚至重建德意志邦联的工作，也是奥地利不顾普鲁士的反对而强制完成的。两国是以竞争者、对手和敌人之身份步入新的德意志邦联的，同时奥地利起初是占优势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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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运动在1848年以前始终受到压迫，而1848年以后却不再有办法完全加以制服。因为德国人此时已经昙花一现地有过实地建立德意志国的经验，而且那个经历令他们难以忘怀。德意志民族运动即便无权无势，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因素，成为两大强权都必须设法笼络利用的对象。1848年至1849年以后，于是出现了一个直到1848年为止都还不存在的东西：德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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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与普鲁士即为德国问题当中的竞争对手，而这正是俾斯麦在法兰克福担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代表时所发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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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普鲁士之外，就连奥地利也必须在1848年以后发展出自己的德国政策，而且是以自成一格的方式来进行。普鲁士的德国政策自然而然一直偏向“小德意志”，有时甚至只着眼于德国北部。相反的是，奥地利如欲继续维持自己的多民族国家特质，同时却又主宰一个在某种程度内获得统一的德意志国，那么就必须以“超级大德国”为目标：一个“七千万人的帝国”。那正是奥地利的“俾斯麦”——施瓦岑贝格侯爵在1850年实际推动的政策。施瓦岑贝格即便已于1852年猝逝，其思维方式却并未随之消逝，而且他敌视普鲁士的态度更是继续沿袭下去，从此普鲁士被看成是争夺德国时必须加以削弱，甚至尽可能加以摧毁的对手。俾斯麦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刺激的人，对此的感受也就特别强烈，纵使奥地利的德国政策在他的法兰克福时期已不再那么直接具有攻击性。以下引文摘自俾斯麦1856年撰写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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