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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至1850年的“德意志联盟”，在宗旨上已经与1870年至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相同，在实务上则有些类似1867年俾斯麦的“北德意志邦联”——若无法涵盖整个德国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该在德境北部组成一个由普鲁士出面领导的诸侯同盟，并且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不过，这种行动必须获得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及议会成员的积极认同与配合。至于在普鲁士与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的同盟里面，到底应该由谁来当马、由谁来当骑士呢？就连这个问题也已经完全用类似日后俾斯麦的方式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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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至1849年的时候，民族革命运动还打算让普鲁士为自己出力，可是那种做法遭到拒绝。到了1849年至1850年，却是普鲁士让民族革命运动为普鲁士的德国政策效劳。随着主客形势的易位，双方于是在哥塔缔结了盟约。那整个行动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则在于缺乏外交上的保障与作战的意愿。俾斯麦后来在1866年和1870年补足了这两样东西。俾斯麦个人对德意志建国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此——而且基本上仅止于此。建国构想本身在他之前早已存在，所需要的只是争取到俾斯麦，让他皈依过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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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于俾斯麦派驻法兰克福的时期，亦即19世纪50年代；促成俾斯麦改变信念的因素，则是他在重建后的德意志邦联所亲身领教的奥地利政策。1855年他在一份递交柏林的报告中写道：当我四年前过来的时候，我绝非彻头彻尾地与奥地利为敌；然而现在，除非我否认自己的每一滴普鲁士血液，否则便无法对时下奥地利当权者所认知的那种奥地利维持最起码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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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德意志邦联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始终是由奥地利与普鲁士共同主导。奥地利固然是德意志邦联内部最大的强权，并且固定担任主席国，但普鲁士毕竟是另外一个大国。梅特涅治理下的奥地利在1815年以后，决意与身为另一强权的普鲁士携手合作。但1848年后的情况已不复如此。甚至重建德意志邦联的工作，也是奥地利不顾普鲁士的反对而强制完成的。两国是以竞争者、对手和敌人之身份步入新的德意志邦联的，同时奥地利起初是占优势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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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运动在1848年以前始终受到压迫，而1848年以后却不再有办法完全加以制服。因为德国人此时已经昙花一现地有过实地建立德意志国的经验，而且那个经历令他们难以忘怀。德意志民族运动即便无权无势，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因素，成为两大强权都必须设法笼络利用的对象。1848年至1849年以后，于是出现了一个直到1848年为止都还不存在的东西：德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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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与普鲁士即为德国问题当中的竞争对手，而这正是俾斯麦在法兰克福担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代表时所发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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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普鲁士之外，就连奥地利也必须在1848年以后发展出自己的德国政策，而且是以自成一格的方式来进行。普鲁士的德国政策自然而然一直偏向“小德意志”，有时甚至只着眼于德国北部。相反的是，奥地利如欲继续维持自己的多民族国家特质，同时却又主宰一个在某种程度内获得统一的德意志国，那么就必须以“超级大德国”为目标：一个“七千万人的帝国”。那正是奥地利的“俾斯麦”——施瓦岑贝格侯爵在1850年实际推动的政策。施瓦岑贝格即便已于1852年猝逝，其思维方式却并未随之消逝，而且他敌视普鲁士的态度更是继续沿袭下去，从此普鲁士被看成是争夺德国时必须加以削弱，甚至尽可能加以摧毁的对手。俾斯麦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刺激的人，对此的感受也就特别强烈，纵使奥地利的德国政策在他的法兰克福时期已不再那么直接具有攻击性。以下引文摘自俾斯麦1856年撰写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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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的政策已让德国对我们双方而言过于狭窄；若始终无法针对各自在德国的势力范围做出诚实协议并付诸施行的话，我们两国就是在耕种同一块受到争执的田地，那么奥地利将是唯一可以让我们持续有所失或持续有所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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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同一篇《宏观报告》的另一个段落，也已经谈到了下列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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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存对奥地利作战，而且那是我们无力避免的事情，因为德国的事态别无其他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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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乎在那个称得上是“俾斯麦的信仰转变期”，并由此衍生出许多德国历史事件的阶段，最先出现的就是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敌意。有关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革命运动结盟的想法，则来得比较晚。而且那可谓是新形成的普奥敌对关系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一份完成于1858年的冗长备忘录里面（柏林政治圈当时讥之为“冯·俾斯麦先生的小书”），我们可以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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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利益与除了奥地利之外的大多数邦联成员国完全一致，却无法与邦联各国政府的利益取得交集，而最德国化的做法，莫过于发展出立意正确的普鲁士分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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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听起来还有些拐弯抹角的话，俾斯麦在一年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表示：“普鲁士所能拥有的唯一既可靠又持久的盟友——若有心争取的话——就是德意志民族。”又过了一年以后，他在1860年已经忍无可忍地表示：“我们为何如此畏惧人民代议制——无论那是在德意志邦联还是在关税同盟议会？”（十年以前他还认为，“普鲁士的荣誉”首先在于“普鲁士远离与民主的一切可耻同盟关系”。）时至1863年1月，普鲁士派驻法兰克福邦联会议的代表公开宣读了一份原则声明，赞成通过直接秘密普选来组成一个代表民意的议会。那时，俾斯麦已经在三个月之前出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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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宪政冲突”促成俾斯麦被任命为首相，但我们无须在此细述那段戏剧性的历史。我们只需要记住的是，普鲁士也曾经有过非常强大的自由主义民族运动。俾斯麦以“冲突部长”之姿所推行的政策，使得他自己起先无法被那个运动接受。9然而，俾斯麦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念头，那就是他有朝一日可将普鲁士境内与境外的自由派人士争取为盟友，与他们和解——他必须那么做，并且能够成功做到，而实际做法就是满足那些人的民族愿望。俾斯麦担任首相以后，便在他著名的第一篇演说中表示：“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其实力”，以及“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是靠铁和血”。那也就是后来果真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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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向来只注意到那篇讲词当中具有挑衅意味的“铁和血”这个用语，却忽略了俾斯麦已在此做出暗示，向自由派人士表达强烈的求和意愿。“铁血宰相”向国会议员们传达的讯息是：政府需要那支违背其意愿而被扩大的军队，以便有朝一日能够用武力来实现他们也争取的目标，亦即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一个与普鲁士结盟、受到普鲁士领导的国家，即便它只是一个小德意志国，甚或仅仅是一个北德意志国。这打从一开始就是俾斯麦的主意。因此，若有人宣称，当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和外交部长之际，1866年的战争及随后的和约已经在他脑海中构思完毕，那并不算是特别夸张的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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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种讲法多少还是有一点儿夸张。俾斯麦于1890年被解职之后不久，曾在一次访谈中大致说出了有关自己的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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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就好比是森林中的健行者，他固然清楚自己行进的路线，却不晓得将在哪一个地点走出森林……只要有任何解决方案能够让我们不必打仗就实现普鲁士的扩大和德国的统一，我都会欣然接受。有许多不同的道路通往我的目标。我必须按照顺序一步接一步走下去，最后才走上最危险的一条路。一成不变可不是我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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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目标已经确定下来，那就是要扩大普鲁士，并且在与之并行不悖的最大范围内实现德国统一。同时，从一开始也相当清楚的是，这个目标只可能在违逆奥地利意愿的情况下得以达成，而且通往目标的最危险途径——战争之路——到头来势在必行。就此而言，1866年的战争不同于俾斯麦的另外两场战争，其中也包括了之前在1864年爆发的战争。那场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由普、奥两国联手对付丹麦的战争，只不过是为了用武力来解决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德国之争而走上的许多条弯路之一罢了。俾斯麦通过战后起先由普、奥共管，而后分别加以统辖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德意志两大强权之间制造出新的争端。然而，那其实只是一个即兴之作——导致这场争端的诱因事先无法预见，而且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突然迫在眉睫之前，10俾斯麦几乎并未留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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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或许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的讲法也适用于俾斯麦最后和最大的一场战争，即1870年至1871年的德法之战——那场战争促成德意志国的诞生，并且以远甚于1866年德意志“兄弟战争”的方式，于俾斯麦去世后为他在德国带来了荣誉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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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我们再继续探讨一下那场兄弟战争，因为它以远甚于1870年至1871年德法之战的程度，导致德国局势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其结果完全符合——并且比之后的德法之战更能够符合——俾斯麦长久以来通过各种不同途径所争取的目标。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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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普鲁士的面积巨幅扩大，不但并入了一整个王国（汉诺威王国），而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黑森选侯国、拿骚公国都变成了普鲁士的省份；法兰克福那座古老的帝国利伯维尔与之前德意志邦联会议所在地，则成为普鲁士的省级城市。普鲁士同时完成了最后与最大一次的领土扩张，并在本国历史上首度于德境拥有完全连成一气的疆域。11我们应该不至于错怪了俾斯麦，如果我们宣称：对身为普鲁士政治家的俾斯麦而言，这就是那场战争的最重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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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出现了一个新的机构：北德意志邦联。这个看似稀松平常的名称，实际上在背后隐藏着第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可以——或许也必须——成为日后德意志国的滥觞，而且此事果然在四年以后成真。北德意志邦联二十三个成员国所占的比重非常不平均：普鲁士在1866年进行并吞之后，全国百姓多达二千四百万人，其余二十二个成员国的人口总数却只有六百万。可是不管怎么样，北德意志邦联拥有一个通过全民普选产生的“国家议会”、一位“国家总理”，以及一支邦联陆军12——普鲁士陆军纵使遥居第一，却仍只是其中的成分之一而已。从俾斯麦的角度来看，北德意志邦联是他向德意志民族运动（及其议会民主愿望）支付的头期款。但仍无法确定的是，俾斯麦除了这笔头期款之外，是否还会愿意作出更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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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南德的四个邦国（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完全自立自主，仅仅通过军事联盟和关税同盟与普鲁士产生联结。他们后来与北德意志邦联合并，其实是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在德境内部造成的唯一改变，而且基本上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即便如此，对德意志民族意识来说，那才是真正的建国行动。至少它使得北德意志邦联可以更名为“德意志国”，北德意志邦联的普鲁士主席则改称“德意志皇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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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奥地利在一千年的历史上，首度与德境其余部分完全不再具有同一国关系，并且因此而必须大规模进行内部改造，在与匈牙利达成“折衷方案”后，将奥地利帝国改制为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的双元帝国。14俾斯麦与奥地利签订的和约则刻意不要求割地赔款，借以避免造成任何不必要的羞辱，于是保障了日后与奥地利结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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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的普鲁士眼光来看，上述一切加在一起以后，其实正是德国的理想状态。然而，在德意志——甚至是小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那却只可能是一个过渡状态。但决定实际政策的人并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是俾斯麦。我们在此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俾斯麦从1867年到1870年之间的目标，是否果真在于完成民族统一之战？俾斯麦于1890年代撰写回忆录、为自己创造神话的时候，曾试图让人产生那种印象。不过，我们若阅读俾斯麦在1866年至1870年之间真正表达过的意见，尤其如果把它们拿来跟他1866年时的言论作比较的话，却会产生很不一样的观感。其中的矛盾之处十分醒目：俾斯麦在1866年以前态度坚定不移，不惜铤而走险来实现目标；在1870年以前却宁可静观其变，同时展现出斡旋或劝解的作风。他在那几年内虽然继续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但是他对此的保留态度比1866年之前来得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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