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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保留态度在1866年危机时最为强烈。1866年7月，当克尼格雷茨战役已告结束，普、奥双方尚未在尼科尔斯堡进行停战谈判之际，俾斯麦向普鲁士派驻巴黎的大使发出指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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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普鲁士的需求，只局限于通过某种形式来支配北德的力量……我毫不考虑便说出了“北德意志邦联”一词，因为在我看来，如欲在必要范围内巩固邦联的话，就不可能将南德、天主教、巴伐利亚的元素一并纳入。后者仍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柏林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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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一封发给普鲁士“美因河军团”指挥官的电报中，甚至出现了一个俾斯麦在1851年以前经常说出，但在1866年其实已不可使用的强硬字眼：“民族主义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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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字眼此后不再出现。俾斯麦出任北德意志邦联的总理以后，便千方百计不让人对他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产生怀疑；但是，他也刻意不对此作出任何承诺。例如俾斯麦在1867年3月再度向驻法大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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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打算将美因河沿线建构成竖立在我们与南德中间的一道围墙，15而我们已经接受此事，因为那符合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利益；可是他们是否未能在此认清，美因河并非一道真正的围墙，反而……像是一座栅栏，可任由民族主义的潮流从中寻路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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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868年5月表达得更加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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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把民族统一放在心上，可是对深思熟虑的政治人物而言，首先考虑的是必要性，然后才考虑喜欢与否——也就是先把房子盖起来，然后才扩建房屋。德国若还能够在19世纪达成自己的民族目标，那在我眼中将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假如它在十年甚或五年之内即可实现，那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件，是出乎意料的上帝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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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则是俾斯麦针对德意志民族主义提出的各种忠告当中，或许最经常被引用的一段，出处是他1869年2月26日发送给北德意志邦联驻慕尼黑大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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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武力来促进德国统一的做法，我也认为并非不可行。然而，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却是：应如何负起责任决定要用暴力导致一场灾难并承担后果来挑选行动的时间。若一意孤行、纯粹遵循主观因素来干预历史发展的话，所造成的结果将永远只是打落了尚未成熟的果实。德国的统一在此刻仍然是一个未成熟的果实，我相信这是有目共睹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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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看来，上述那些引文反驳了长年以来在德国受到公认，并且由俾斯麦自己事后加油添醋的一种讲法：俾斯麦在1870年正如同1866年时那般，也刻意挑起战争，借此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以便将北德意志邦联改造成德意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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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俾斯麦并不急于“扩建自己的房屋”，而且1870年在几天之内便导致战争爆发的“七月危机”，甚至让他本人也大吃一惊。他那一封著名的“埃姆斯电报”虽导致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但实际上只是针对霍亨佐伦家族的旁支继承西班牙王位一事（更何况当事人已宣布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回复法国所作出的过度反应。俾斯麦固然引发了纷争，可是他那么做的理由，果真是为了要向法国开战？莫非那其实是一种测试，或者套用俾斯麦自己当时的讲法，是一座“和平的涌泉”？因为在1866年到1870年之间，法国和普鲁士彼此若曾有过嫌隙的话，怀恨的一方是法国而非普鲁士。法国觉得自己由于1866年的战事而受到委屈，甚至吃了闷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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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在1866年的时候，完全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携手合作。拿破仑三世当时所推行的政策，是与欧洲各地的民族运动结盟——起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在德国，以及在未获成功的波兰。这一切当然都必须由法国来操盘，而且巴黎当然希望借由此种政策获得土地作为回报。这种土地索偿问题，就是法国与北德意志邦联从1866年到1870年那四年内的真正争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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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曾经因为统一时所获得的协助（但意大利所获得的协助，远远超过了普鲁士—德国的案例），很大方地把尼斯和萨瓦割让给法国。俾斯麦也曾让法国寄望于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偿，例如他在1867年甚至一度暗示可将卢森堡作为微薄的报酬，但接着又退缩了回去。于是，法国广泛形成了愤怒的情绪，出现“为克尼格雷茨复仇”16这个口号及某种形式的主战派。而后在俾斯麦的推动下，有一位普鲁士王室的远房亲戚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选。此举固然可以火上加油，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说不定是为了转移焦点并发挥舒缓作用。我们永远无法晓得，俾斯麦在内心深处究竟希望收到何种效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870年导致战争爆发的法兰西—德意志颜面之争，与德意志民族问题并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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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场对法之战还是变成了第一场真正的德意志民族战争，而且对德意志民族意识来说，北德意志邦联在战后的扩充才意味着真正的“建国”。1870年于是将德意志民族运动与其来自拿破仑时代的源头衔接起来：如今再度反抗法国，再度反抗一个名叫拿破仑的皇帝，更何况对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言——无论他们身在普鲁士、北德，还是在南德——1870年的战役，就是针对19世纪最初十年内的拿破仑征服战争所进行的复仇雪耻行动。民族自尊心和昔日对法国人的仇恨随之蓦然重返，而且这回德国人是较强的一方！那是多么的美好，而且应该如此继续下去，现在必须永远将德国建立和巩固起来。当时的民心就是那个样子，俾斯麦不得不加以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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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来奇怪的是，俾斯麦并没有完全迁就。这同一个人曾经在1866年以前肆无忌惮地并吞北德邦国、罢黜其君主、严加管束北德意志邦联较小的盟邦，此后却突然表现得宛如梅特涅时代的政治家。他很有耐心地与巴伐利亚国王、符腾堡国王、巴登大公爵、黑森—达姆施塔特公爵进行漫长的谈判，并且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他们全部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主权，巴伐利亚甚至享有真正的国家地位：它在极大范围内保留自己的税赋体制、自己的邮政、自己的铁路、自己的陆军（唯有在战争时期才接受德皇指挥），而且更加骇人听闻的是，巴伐利亚有权向国外派遣大使，维持自己的外交工作！英国历史学家泰勒由此往往不把俾斯麦称作“帝国的建立者”，反而称之为“帝国的阻碍者”，认为他只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才允许民族统一。事实上，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就性质而言，远较“北德意志邦联”更像是一个邦联而非联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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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俾斯麦在“建国”时期虽仍愿意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并且满足其情感上的需求，但他绝未追寻后者的目标——让德国成为领导和主宰欧洲的强权。17等到他治理新成立的德意志国之际，这种情况还可以更清楚地辨识出来。俾斯麦所在意的事项，依旧是维持普鲁士在德国的优势地位；然而在德意志帝国时代，此事已经不像北德意志邦联时期那般理所当然了。相反的是，既然所有的小德意志愿望皆已得到满足，下一个步骤自然就是实现大德意志的民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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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衡量德意志国历史的发展结果：该国在最末期和最向外拓展的阶段，是由一位奥地利人担任国家总理；这最后一任总理很快就从俾斯麦的小德意志国，制造出一个大德意志国；那个大德意志国随即采取迥异于俾斯麦的做法，推动了侵略扩张政策，而这一切所引发的亢奋情绪，是俾斯麦在小德意志国所从未面临过的，甚至连1870年的时候也不例外。那么我们禁不住想表示：俾斯麦的最高胜利已经暗藏着失败的根源，德意志国的覆亡已随着建国而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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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第二章 俾斯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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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十三年内，德意志国的历史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整体。无论德国的疆界还是德国的宪法，在此阶段内都完全不曾出现过改变。其间既无战争亦无革命，于是那四十三年非但成为德意志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最稳定的时期。然而，经过更仔细观察后会发现，那四十三年却裂解成两个泾渭分明的段落：到1890年为止是“俾斯麦时代”，1890年以后则是“威廉时代”或“德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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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第一个阶段——俾斯麦时代——在内政方面往往很不幸福，而且四分五裂；在外交方面则行事审慎，而且非常和平。威廉时代刚好完全相反，在内政方面仿佛是一个事后补足统一的年代；在外交方面却走上冒险主义路线，最后演变成一场灾难。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威廉时代的外交政策在国内获得了极为热烈的正面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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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俾斯麦时代的氛围而言，德国一俟胜利与建国的激情消散以后，便处于不幸福的年代。威廉时代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都是一个幸福的年代。这有一部分纯粹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自从建国初期在1873年出现萧条以来，欧洲各地和德国都普遍面临经济停滞或经济衰退，而且那种情况甚至还超出俾斯麦时代一直延续到1895年。可是从1895年到1914年之间，各国却几乎一直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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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今天也还可以亲身体验到，经济事务几乎比政治本身更能够决定国内的政治气氛——即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并不直接干预经济。而俾斯麦就是那么时运不济，以致他的整个时代几乎都是经济萧条期；威廉二世却福星高照，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直到开战以后），他在位的年代都处于经济繁荣期。这种情况也和其他的因素有所关联。在俾斯麦的时代人口仍然不断西向外移，从旧普鲁士的农业地带迁徙到西部的工业区。此外在俾斯麦时代的二十年期间内，更有一百多万德国人移民美国。俾斯麦不担任首相以后，德国人向国外移民的现象开始减少，最后几乎完全停止。如今德国人在国内也可以充分就业，而且他们的工作待遇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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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种与经济息息相关，而且必须在此一提的事项，在我看来已经不属于本书的主题范围。因为德意志国并非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环境，更不是由于国内政策而走上末路（如同历史学家阿图尔·罗森贝格所言，它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病入膏肓）。德意志国失败的理由来自外在的形势和本身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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