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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第二章 俾斯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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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十三年内，德意志国的历史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整体。无论德国的疆界还是德国的宪法，在此阶段内都完全不曾出现过改变。其间既无战争亦无革命，于是那四十三年非但成为德意志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最稳定的时期。然而，经过更仔细观察后会发现，那四十三年却裂解成两个泾渭分明的段落：到1890年为止是“俾斯麦时代”，1890年以后则是“威廉时代”或“德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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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第一个阶段——俾斯麦时代——在内政方面往往很不幸福，而且四分五裂；在外交方面则行事审慎，而且非常和平。威廉时代刚好完全相反，在内政方面仿佛是一个事后补足统一的年代；在外交方面却走上冒险主义路线，最后演变成一场灾难。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威廉时代的外交政策在国内获得了极为热烈的正面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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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俾斯麦时代的氛围而言，德国一俟胜利与建国的激情消散以后，便处于不幸福的年代。威廉时代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都是一个幸福的年代。这有一部分纯粹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自从建国初期在1873年出现萧条以来，欧洲各地和德国都普遍面临经济停滞或经济衰退，而且那种情况甚至还超出俾斯麦时代一直延续到1895年。可是从1895年到1914年之间，各国却几乎一直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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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今天也还可以亲身体验到，经济事务几乎比政治本身更能够决定国内的政治气氛——即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并不直接干预经济。而俾斯麦就是那么时运不济，以致他的整个时代几乎都是经济萧条期；威廉二世却福星高照，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直到开战以后），他在位的年代都处于经济繁荣期。这种情况也和其他的因素有所关联。在俾斯麦的时代人口仍然不断西向外移，从旧普鲁士的农业地带迁徙到西部的工业区。此外在俾斯麦时代的二十年期间内，更有一百多万德国人移民美国。俾斯麦不担任首相以后，德国人向国外移民的现象开始减少，最后几乎完全停止。如今德国人在国内也可以充分就业，而且他们的工作待遇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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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种与经济息息相关，而且必须在此一提的事项，在我看来已经不属于本书的主题范围。因为德意志国并非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环境，更不是由于国内政策而走上末路（如同历史学家阿图尔·罗森贝格所言，它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病入膏肓）。德意志国失败的理由来自外在的形势和本身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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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还是必须对俾斯麦时代的内政作出一些注解，而如同前文所述，它曾经带来了许多痛苦。就内政方面来说，俾斯麦是把自己的帝国建立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妥协之上（自由派同时也就是民族主义者）。当初俾斯麦的普鲁士“危机内阁”固然起源于政府和自由派之间的严重冲突，但俾斯麦一开始就希望与对手产生共识，并且相信双方可以诚实地达成和解。他这种做法的基础有二，一是满足自由派人士的民族愿望，二是在和解以后让他们参与国家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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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本人是保守派的君主主义者，不过他的帝国所赖以立足的宪政妥协，是以一种“半议会君主制”为前提的。他在建国时期所欲达成的政治妥协，则着眼于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持续结盟。这位“铁血宰相”在1867至1879年之间，大体上是以保守派的立场为出发点，与自由派一同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到了最后，俾斯麦竟然打算让一位自由派人士（来自汉诺威的本尼格森）加入普鲁士内阁，甚至还想任命该人担任副总理。那项计划虽然未能成功，俾斯麦还是诚意十足地度过了自己的自由派阶段。但俾斯麦无法预见的发展是，与民族自由主义派的妥协已不足以在1871年以后维护国内的和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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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在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同时，俾斯麦骤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两个崭新的政党和政治势力。可是，俾斯麦除了对它们进行毁灭战之外，想不出更佳的因应之道——结果他自己打了败仗。那两股政治势力分别为“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二者大致与帝国同时成立，因此称得上是真正属于德意志国的政党。俾斯麦却反而称之为“国家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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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那两个政党视为国家公敌的理论，源自二者的国际关联性。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而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天主教会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是一个跨国机构。当时的中央党刚好就在俾斯麦时代强烈倾向于罗马——人们甚至斥之为“山那边的人”，因为他们简直是把目光越过阿尔卑斯山而仰望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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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下来以后，中央党却在别的方面出现了有趣之处。德国其余各个政党都是阶级政党，例如保守党是贵族的政党，自由党是当时正在力争上游的中产阶级之政党，新添加进来的社会民主党则起初是纯粹的工人政党。中央党却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它反而将所有的阶级兼容并蓄——天主教徒里面也有贵族，甚至是高级贵族；天主教在中产阶级的势力也很庞大；此外当然还有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中央党设法将那些阶级都整合到一起，并且在自己内部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那是创新之举。中央党属于德国和欧洲前所未见的崭新政党类型：一个全民政党。此事之所以饶有深趣，是因为我们今天几乎只受到那样的全民政党所统治。更何况中央党毫无疑问就是今日各个基督教联盟政党在历史上的前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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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中央党的这种特质，以及该党跨越阶级界限的结构，才使得俾斯麦心中惴惴不安。他懂得如何与不同的阶级周旋，而且他在主观意识上强烈认同自己所属的阶级——普鲁士的“容克贵族”。19对俾斯麦而言，与其他的阶级和阶级政党作出妥协，那其实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可是一个不代表任何阶级的政党，在他看来就是国中之国，亦即“国家公敌”。于是，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处理中央党的方式，不同于之前在19世纪60年代对抗自由派时的做法，并非通过争斗来获致和平，反而是设法加以毁灭与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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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从未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中央党自始就是一个强大的政党，而且该党在19世纪70年代所谓的“文化斗争”时期（此即俾斯麦对中央党进行的毁灭性战争），变得更加声势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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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民主党而言则缺乏这种着眼点。社会民主主义者构成了一个阶级政党，而且俾斯麦完全可以理解，为何工人阶级——“第四阶级”——也打算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取得发言权，并且维护自身的利益。他曾经在19世纪60年代与拉萨尔（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者之一）友好交往，甚至与拉萨尔共同追寻某些政治目标，纵使后来并未产生任何结果。俾斯麦之所以憎恶社会民主党，并不在于其阶级性，而是出自两个因素：首先是该党的国际化态度；其次，而且是更重要的理由，则在于该党当时仍坚持的革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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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草创之初是一个革命政党，其成员不仅“大声喧闹”不已，而且经常公开宣称，他们有意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和一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国家。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变成国家的敌人。他们只打算在德意志国的框架内进行革命。但俾斯麦自从1848年以来就深深地痛恨革命，那种厌恶感终其一生都未曾消失。他所想要的是一个阶级社会，他希望自己所属的阶级在那个社会当中享有领导地位——但可作出妥协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携手并进。或许俾斯麦也曾经愿意在适当的情况下，与工人阶级取得妥协以维护政权。然而，他畏惧并憎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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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俾斯麦从1878年开始，对社会民主党展开了一场无情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危害公安活动法》20列出了许多可怕的规定：诸如放逐那些人的领袖（并非将他们驱离德国，而是逐出居住地），以及查禁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集会、刊物、报纸等等。社会民主党人士在俾斯麦时代的后半期，顶多只能算是处于半合法的状态。他们受到了真正的迫害，即便他们获准在国会争取席次、进行选战，并且派遣代表参加帝国国会。俾斯麦虽未插手干预那些宪法赋予的权利，可是社会民主党在其他任何方面都继续遭到禁止。然而，该党以势不可遏的方式，在那个受迫害的年代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选举而变得日益强大。那是俾斯麦时代所笼罩的最浓密的政治乌云之一。俾斯麦始终奈何不了社会民主党，却从未停止对之进行打击，到了最后甚至还变本加厉，意图全面查禁社会民主党并将其领导人物驱逐到国外。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将那些计划付诸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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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俾斯麦也曾经尝试运用建设性的手段来打击社会民主党。19世纪80年代——亦即社会民主党遭受迫害的年代——正好是德国社会保险政策的滥觞：1883年推出了健康保险、1884年推出了事故保险、1889年推出了伤残保险。那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大胆和创新的政策。除了德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拥有类似的事物。俾斯麦因此被誉为现代德意志社会福利国之父，而且直到德意志国走上末路为止（其实至今依然），德国在社会政策这方面一直领先其他国家。俾斯麦却将这种政策看成是对抗社会民主党之战的一个环节。他希望一旦国家改善了工人的社会处境以后，就能够把他们从社会民主党那边争取过来。可是，他未能达到这个目的。工人们虽然收下了社会政策所带来的各项福利，却不让自己遭到收买。他们继续认同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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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在此补充另外一样东西：俾斯麦于自己任期的后半段，更是从1879年开始设法借由政治措施来直接迎合德国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俾斯麦在1879年创建了“生产阶层的卡特尔”（即大农业与大工业的联盟），并通过实施保护关税来拉拢那两个集团。我们可以表示，他简直是以有一点儿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不仅试图在政治方面，同时也在社会政策方面（在“阶级上”）将国家塑造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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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俾斯麦时代晚期，德意志帝国已在内政上呈现出一种双重性质，而且这种性质直到今天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发挥作用：除了各政党之外，还出现许多个联合会。“农民联盟”固然在1893年成立于俾斯麦下台后（主要是作为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组织，而且是大地主与小农民之间的同盟），可是此前已经出现了重工业界的“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轻工业界以出口为导向的“汉萨同盟”（金融业与银行业亦积极参与其中），以及各种工会。那些工会完全在社会民主党之外独立运作，设法于经济领域内直接改善工人的处境——所凭借的并非政治革命，而是通过共同奋斗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尤其是争取更高的工资。这一切也都属于俾斯麦在内政上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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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有了这些成就，整个俾斯麦时代的内政氛围都处于郁闷和焦躁之中。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经济萧条，同时也是俾斯麦的政策——或许更是俾斯麦自己的作风——所造成的结果。俾斯麦从来就不是一个委曲求全、具有圆滑外交手腕的政治人物。他难得借由和蔼可亲的态度来取胜，而当俾斯麦在1871年赢得毕生最大胜利之际，已可明显看出他晚年被解职后在心中充满的那种愤懑。（德皇被拥立三天以后，他从凡尔赛写信向妻子表示：“我曾经有好几次迫不及待想成为一颗炸弹，爆发开来将整个架构炸成瓦砾。”）这不禁令人怀疑，俾斯麦是否在当时即已出现一种感觉，认为他在1867年达到真正的目标以后就冲过了头，结果被自己与民族主义缔结的盟约带领得偏离路线太远，于是创造出一个难以运作的东西，而且长此以往或许根本无法把它保留下来。显而易见的是，俾斯麦在建国之后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深深抱持着悲观主义，那种悲观主义同时涉及了德意志国的内部政局与外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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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政方面，与各党派及帝国国会持续进行的争斗令他愤慨不已。1867年时，俾斯麦还踌躇满志地告诉国会（当时仍只是北德意志邦联的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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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德国放到马鞍上面！它一定有办法学会怎么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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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83年，他却很悲伤地引用自己从前说过的那句话，并且把它断然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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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族根本就不会骑马！……我这么讲的时候并未动怒，反倒完全心平气和：我所看见的德国前途是一片黑暗。（摘自写给罗恩伯爵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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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相关段落指的是国内政局，而非国际形势。就国际形势而言，“结盟的噩梦”一直令俾斯麦忧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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