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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百万计的刺刀主要就直直指向欧洲中央，而我们就站在欧洲的中央。我们由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因为欧洲整体历史的缘故，遂优先成为其他强权结盟对抗的对象。（1882年在帝国国会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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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向他表示：“您是在做结盟的噩梦！”俾斯麦回答道：“对德国的内阁大臣而言，这种噩梦在很长时间内——甚至直到永远——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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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对敌国同盟所抱持的畏惧固然合情合理，但令人怀疑的是，那是否果真仅仅出于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因素？其实更重要的理由来自外交方面。我们首先必须明白，1870年至1871年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一事究竟带来了何种巨大变化，以致日后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在当时就已经称之为“德国革命”。德意志建国之前，德国人所居住的欧洲中央地带一向是由许多小邦、中等规模的邦国，以及两个大国所构成。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欧洲强国之间）只是很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其邻国根本没有害怕它们的必要。同时也没有人能够表示，“德意志邦联”于1815年至1866年的半个世纪内，曾经在任何时刻都面临危险，必须对抗欧洲大国及外围强权所组成的优势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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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邦联”现在却突然被一个紧密结合、非常强大、非常军国主义的国家所取代。原本让中欧对外力产生缓冲作用的一大块“海绵”或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塑料垫”，如今却在某种程度内变成了一个水泥块——一个令人望而生畏、有许多炮管向外伸出的水泥块。一场战争促成了这种令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精神振奋，却令欧洲其余各国焦虑不安的转变。而新浮现的德意志强权在那场战争中，同时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和某种毫不通融的强硬态度。1870年至1871年“德法战争”的进行方式与结束过程，已不像1866年的“普奥之战”那般通情达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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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自从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俾斯麦可谓使得新成立的德意志国一开始就和法国成为“世仇”。俾斯麦本人很早即曾对此说出发人深省的看法，但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1871年8月的时候，他已向当时法国派驻柏林的代办表达了意见，而那位代办立即向巴黎提交书面报告转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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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久维护和平而言，我们已经犯下一个错误，那就是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从你们手中拿了过来。因为那两个省份让我们处境尴尬，它们仿佛像是有法国藏身在后面的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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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俾斯麦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为什么还是那么做了？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不断对此作出揣测。但俾斯麦的动机不太可能是出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愿望——让自古以来就属于德境，在两百年前才被法国并吞的阿尔萨斯“回归祖国”。俾斯麦从来就不认为他的新德意志国与旧帝国有任何关联，因为旧帝国的核心不在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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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有力的论点是在军事方面。“斯特拉斯堡”和“麦茨”两大要塞对军方人士而言，就是德意志国新近获得的南德疆土之锁钥。21俾斯麦通常完全不向军事观点低头。如果这回他是因为军方而那么做的话，或许是因为他相信法国的复仇之战必不可免——他曾在1871年多次表示：“他们永远无法原谅我们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打了胜仗。”正由于俾斯麦预料战争将会发生，才使得军事观点也对他产生了重要意义。我们不妨这么表示：在1871年后的最初几年内，令俾斯麦担忧的事情并非国外的同盟，而是法国近在眼前的复仇行动。俾斯麦的德意志国所出现的第一次外交危机，便清楚地呈现此事。1875年时，法国已经非常快速地从败仗和赔款中复元过来，开始大幅扩充军备。德意志帝国随即立刻摆出具有威胁性的架势，即便起初还只是采取了非正式的行动。一家柏林报纸当时在头版刊出的标题为：“战争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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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始终否认，自己果真有意发动先发制人之战，跟重新崛起的法国打第二场仗。那是完全可信的讲法。俾斯麦的优先考虑是要预防他所担忧的法国复仇之战，亦即加以吓阻。然而，此际出现了令人料想不到的情况。1870年时完全未曾干预战事的英国和俄国（那时俄国所采取的友好中立政策，甚至非常偏袒普鲁士和即将成立的德意志国），现在却共同向柏林施压。英、俄两国宣称，它们将不会袖手坐视法国更进一步遭到削弱。如此一来便仿佛首度预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国如欲超出1871年所取得的成果，势必将面对一个由法国、英国和俄国组成的同盟。而且，从常理来判断，不管德国再怎么强大也都不会是那个同盟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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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感觉深受其辱，因为他摆出的威胁姿态旨在进行防御，并不具攻击性。他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对当时英、俄两国当权的政治人物产生了既强烈又具有个人色彩的恨意，对俄国首相戈尔恰科夫尤其如此。更重要的结果却出现在其他方面：从1875年的“战争迫在眉睫危机”开始，俾斯麦的“同盟噩梦”才取代了“法国复仇噩梦”。而且，唯有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才可以说俾斯麦积极推动和平政策——依据该政策，德意志国的利益就在于阻止欧洲强权之间爆发战争。正是这个政策才使得俾斯麦的声名至今维持不坠。但其中非常值得玩味的是，甚至连他自己也未能成功避免让德国卷入危险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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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时，俾斯麦在著名的《基辛根口述稿》中列出其和平政策之各项准则。口述稿当中最关键的字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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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前浮现的目标景象并非在任何地点开疆辟土，而是一个整体的政治局势：那个局势使得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强权都需要我们，并可预防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组成同盟来对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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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不妨先针对“除了法国之外”那几个字眼作出注解：1860年的时候，俾斯麦在一封写给他当时的政治导师——利奥波德·冯·格拉赫——的信函当中仍然表示，即便有许多疑虑存在，他自己还是必须保留与法国携手合作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人会有办法下棋，假如棋盘上的六十四个格子当中，有十六个格子一开始就被禁止使用的话”。如今他却认为这种限制已经无可避免，只好加以接受。我们不难想象出来，这是多么可怕的“让子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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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俾斯麦的政策还意味着严格采取许多退让措施。其做法可归纳成以下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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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弃在欧洲进行任何形式的领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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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此有关的配套行动，就是在德国境内全面压抑扩张的野心，特别是一切与“大德意志”有关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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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断打消各地“尚未得到解救”、由于德意志建国而被排除在外的德国人——尤其是奥地利与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德国人——要求并入德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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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绝不介入其余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政策。因为这种做法正可将列强的注意力向外转移到“周边地区”，预防各国组成同盟来对抗欧洲的中央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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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于必要时积极阻止欧洲内部爆发战争，而且纵使在德意志国并未直接参战或受到波及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德意志国必须成为“让欧洲不倒翁保持平衡的铅块”。这是因为俾斯麦已经认知到，欧洲的战争不论在过去或现在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那就是很容易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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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论，那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和平政策，而且在后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国从未继续出现过相同的政策。此外，我们无法表示，那种和平政策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受到了欢迎。德皇威廉时代动能十足的“世界政策”、魏玛共和时代的修正主义政策，以及希特勒时代的武力征服政策，却获得完全不一样的热烈回响。但真正非比寻常的地方是，就连俾斯麦自己——无论他再怎么立意良善和政治手腕高超——也未能成功避免让他自己的德意志国卷入各种危机。俾斯麦时代的历史正好让人产生一种想法，认为他的帝国注定不会幸福，或许正出自一个不可救药的建国行动。我们在俾斯麦的每一位继任者身上，都找得到若干可以避免的错误。可是，在1871年以后，没有任何人会比俾斯麦更有办法来维护和巩固德意志国，并且促使其邻国承认德意志国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固定成员，甚至视之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既然到头来就连俾斯麦自己也无法成功达到这个目的，岂不正因为建国一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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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不顾许多反对声浪，立场坚定地贯彻了上述外交方针的前三项。就第四项外交方针而言（不进行殖民活动），俾斯麦自己却在1884年至1885年一度出轨。然而，此事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远不如俾斯麦的第五项外交方针（通过危机管理来预防战争）在1878年“柏林会议”期间所获得的最大胜利。如同后来可以明显看出的，德意志国从此开始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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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俾斯麦偏离既定方针的殖民政策。它虽然在时间顺序上发生得比较晚，却很快就可以说明完毕：那一段奇特的插曲并没有带来显而易见的长远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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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和1885年的时候，俾斯麦将已被德国私人企业建设成商业殖民地的四大片非洲土地，正式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保护领地。它们分别是：多哥、喀麦隆、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事情已经如此发生了，可是俾斯麦那么做的理由却始终让历史学家们莫衷一是。曾对此作出最详尽研究的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魏勒，将之总结成“社会帝国主义”一词。就这一点而言，魏勒援引了俾斯麦自己的讲法——俾斯麦曾在1885年发函给德国驻英大使（大使本人由于新近推出殖民政策以后所导致的德、英摩擦，对该项政策并不热衷），向他表示：殖民问题“由于内政方面的因素”，已然成为一个攸关生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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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其实只是用一个疑点取代了另外一个疑点——所谓“内政方面的因素”究竟为何？魏勒列出了一长串内政上的可能动机：1882年以后愈演愈烈的经济萧条；有鉴于舆论界出现的“殖民热”，以及非洲尚未遭到瓜分的土地不断萎缩，于是采取某种“门户关闭政策”以为因应；1884年的选战；此外还有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与殖民政策同时出现，并且同样新颖的社会保险政策。总而言之，俾斯麦有必要在建国十多年以后，当胜利的感觉开始消退之际，创造出一个新的因素来凝聚国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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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加能够让我信服的，反倒是仅仅被魏勒称作“附带观点”的另外一个理由。依据该观点，突然转向殖民政策以致造成与英国摩擦一事，实乃出于俾斯麦在1884年与1885年之交的刻意策划。而且，此事完全源自内政方面的理由，甚至与个人因素有关——那就是担心腓特烈三世皇帝即位之后，将会出现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格拉斯东内阁”。22依据后来的帝国总理比洛23自己的讲法，他曾经向俾斯麦之子赫伯特坦承了下列事项：“当我们走上殖民政策的时候，皇太子尚未罹患重疾。我们必须针对其长年执政预做准备，因为在他统治下，英国的影响力势必大行其道。为了预防此事发生，我们就必须推动殖民政策，以便随时可能与英国发生冲突。”除此之外，俾斯麦自己也曾经有过一个更加露骨但比较拐弯抹角的类似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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