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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论点很奇怪地让人联想起许久以后康拉德·阿登纳28的德国政策。当苏联在1952年眼见联邦德国即将加入西方同盟，于是提议用德国中立来交换德国统一的时候，阿登纳对此所持的论点为：既然俄国人现在就已经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等到联邦德国变得强盛以后，情况还会更加有利。显然在此涉及了德国外交政策思想重复出现的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自己刚开始变得强大——或者看似即将强大之际——对时局过于乐观，以致认为凡事都将如此直线发展下去。但主事者从未考虑到形势或许将急转直下（即便那起初只是潜藏的事实）：对方委曲求全的善意可能会转变成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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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政策的反转出现得相当晚。就亲近法国而言，那是在1904年；就亲近俄国而言，则迟至1907年。英、法殖民冲突曾在19世纪晚期再度激化得充满危险性，但英国已在1904年大致解决了与法国的纷争。英、法两国就殖民问题取得的最大谅解是：法国放弃埃及，英国则放手让法国在当时尚未遭到殖民的摩洛哥自由行事。德国人却在此时进场搅局，试图给英、法两国新近喜孜孜签署的友好协约泼冷水——所采取的做法是首度积极干预殖民问题，致力于在摩洛哥对抗法国。结果在1890年至1914年之间长期的和平年代，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危机：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其开端是德方把德皇送往丹吉尔，并让他在当地宣布抗拒法国来保证摩洛哥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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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危机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德国外交政策的协调不良。俄国曾在1905年卷入一场与日本的战争并惨遭败绩；接着，俄国爆发了第一场革命，几乎暂时丧失欧洲强权的地位。德军参谋本部在当时德国政坛要人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的领导下，随即出现一个对法国进行先发制人之战的构想。俄法同盟如今看似陷入瘫痪，俄国已失去了行动能力，而法国正改弦更张设法通过殖民协议来拉拢英国。在施里芬眼中，现在大可将摩洛哥使用为借口来跟法国“算账”。他认为时机已然来临，能够在俄国无力真正介入，而英国几乎不可能在欧陆扮演任何角色的情况下，通过一场单线战争来削弱法国，使得法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复为大国结盟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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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来自参谋本部的计划，得到当时外交部里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高级参赞”霍尔施泰因——的赞同，而且霍尔施泰因说服了担任帝国总理和普鲁士外交部长的比洛支持该计划。29但是比洛不想要战争，他只希望获得一个纯粹的外交胜利，以便明白告诉法国人：无论是与俄国的同盟还是与英国的协约，在紧要关头都对法国全无裨益。而且，那场外交胜利或可促使法国成为德国未来结盟的潜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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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则根本就不想要危机，更遑论是一场战争。威廉二世尽管往往会说出一些令人不快的夸大言论，但他基本上具有一种敏感、紧张与爱好和平的特质。他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地让自己被送往丹吉尔，而且在随后衍生的危机当中总是怯于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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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如此，比洛总理还是获得了有助于提高个人声望的成功。法国外交部长为此被迫下台，比洛则仿佛1870年至1871年打了胜仗后的俾斯麦那般，被晋封为侯爵。一切看似都被控制得服服帖帖，更何况还有一场欧洲列强会议增添了新的光彩，让德国又一次如同在“柏林会议”期间那般，通过共识来化解一场国际危机——只不过此次危机是由德国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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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回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举办的“摩洛哥会议”30演变成一种羞辱，以及向德国外交政策提出的警告。因为会议期间除了奥匈帝国之外，没有任何强权采取反法的立场，结果法国被允许在摩洛哥享有极为广泛的主导权——我们甚至可称之为殖民统治权。只有在若干小细节上面作出的妥协产生了舒缓作用，让德国人保住了一点儿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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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危机，是德皇时代三大战前危机当中的第一个。它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德国已经做过了头。德国实际上正在促成英、法、俄三国结盟，而那正好与德国努力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德国非但无法更进一步落实筹划中的世界政策，反而蓦然发现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并不稳固——任何一个不小心的步骤都随时可能让俾斯麦的同盟噩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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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危机，而且后来证明它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俄国在1908年10月做出一个政治意味十足的举动，设法在奥地利的配合下，争取获得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权利。依据圣彼得堡与维也纳之间的秘密约定，如果俄国要求有权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话，奥匈帝国将不会提出异议。俄国则将在成功达到那个目标之后，允许奥地利正式并吞1878年已被奥国占领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不过，如同1878年《柏林条约》所规定的，俄国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权利非但需要得到奥地利认可，而且也需要英国和法国加以同意。结果，俄国未能争取到英、法两国的同意。可是，正当俄国还在对此进行谈判的时候，奥地利却并吞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奥地利和当时已受俄国保护的塞尔维亚之间，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紧张关系。塞尔维亚以战争为威胁，要求奥地利取消并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的行动。1908年秋季随即演成一场大规模的巴尔干危机：其直接危险是爆发一场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间接危险则类似后来在1914年那般，俄国将出面干预并支持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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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于是以奥地利忠实盟友之姿，以及欧洲该地区仲裁者的身份插手其间。德国提出的要求是，俄国必须鸣金召回塞尔维亚，同时承认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一事。否则，德国将全力为奥地利撑腰，并任由事端扩大。按照当时德国新闻界的用语，德国是以“刀光闪闪的防护”站在奥地利的一方对抗俄国，并使得俄国蒙受屈辱。圣彼得堡则基于一个简单的考虑而不得不退避：俄国刚在短短几年前经历了对日作战失利和1905年革命，迄今尚未恢复元气，即便有法俄同盟可弥补不足和提供奥援，仍然无力进行一场对抗德、奥两国的战争。结果俄国作出让步，而德国这回获得了一次真正的外交胜利。只不过事后证明，它就跟1905年德国从法国那边取得的半个胜利一样，既无用又危险。因为俄国现在觉得必须尽快恢复强大的国力，而且类似“波斯尼亚”的情况绝不可再度发生到自己头上。随着1908年至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德国已经一脚踏入1914年爆发的欧陆大战之前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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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1911年爆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我无意在此详述相关细节，反正法国或许稍稍逾越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所定出的界线（那属于诠释上的问题），继续向摩洛哥南部扩张，以致违反了相关规定。德国于是摆出耀武扬威的姿态，派遣一艘炮舰来到摩洛哥南部的阿加迪尔，重新引起与法国的冲突。但危机最后还是再度和平化解，甚至又为德国带来一次小小的成功：法国人同意将一小块刚果土地让给德国作为补偿，借此换取德国放弃对南摩洛哥的一切要求。这是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首次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扩张行动。然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更甚于之前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波斯尼亚危机”：现在英国首度公开以法国准盟友之姿态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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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此前在1904年与法国，以及1907年与俄国的协约中，曾刻意规避了真正的盟约。但英国已经与法国，而后与俄国（在波斯）化解了海外的争端，因此可在必要时放手加入法俄同盟。英国与法国之间更多次举行过秘密军事协商，但两国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同盟关系。英国仍然完全无须履行义务，于欧陆爆发战争之后站在法俄同盟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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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这时还是首度有一位英国的内阁成员——财政大臣及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总理劳合·乔治——迫不及待地发表演说，以耸人听闻和被德国视为挑衅的方式宣称：英国将不会在法国遭受威胁时袖手旁观。此外，英、法两国的参谋本部在同一年（1911年）重新展开协商，获致了比1904年至1905年时更加具体的结果。双方进而预先约定，英国将在法、德开战以后，派遣远征军前往增援法军的最左翼。战云已经如此密布，以致我们可以表示，战前的氛围已在1911年达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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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好就在此刻，德、英之间又一次大举出现妥协的尝试。我们无法表示，有任何参与角力的强权已在1911年真正决定要打一场大战；英国更绝非如此。不过，各国现在都积极针对这么一场战争做好准备，而且当然主要是在军事方面下功夫。法国开始逐步将兵役期限延长至三年；德国在1913年巨幅扩大陆军，而且社会民主党竟然也对此表示同意（扩军经费是以财产税来支付，使得社民党比较容易投下赞成票）。俄国则已经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开始大肆扩充军备，尤其是在波兰扩建本国的战略铁路，强化各地的要塞，以及发展出远较强大的炮兵部队。但那些都是需要长时间努力的工作，而且人们认为俄国大约要等到1916年至1917年才会有办法完成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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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所有的人都开始认为，两大同盟体系在欧陆的战争恐怕已经一触即发的时候，德国与英国却在此时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和解尝试。德国的出发点是尽可能不让英国涉入这场战争；英国所着眼的目标，则是要降低英、德之间正在酝酿的冲突。德方的尝试旨在设法与英国达成重大的殖民协议，其做法应该类似英、法两国在1904年，以及英、俄之间在1907年所采取过的措施。德方愿意与英方进行协商，来界定并限制德国的殖民目标。英方的终极尝试就是1912年初的“霍尔丹任务”，31而英国希望借此实现的首要目标乃停止舰队竞赛。那在当时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想法。今天我们都十分熟悉“军备控制”这个构想，亦即设法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来缓和在特定军备竞赛领域内出现的冲突场面。而那在当时就已经是英国人的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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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与霍尔丹进行谈判时的目标，则是争取英国作出承诺，将在欧陆爆发大战时保持中立。但双方努力的目标皆以失败收场。英国人不愿承诺保持中立，因为他们当时就已经担忧，德国将打赢一场纯粹欧陆性质的战争，以致未来在竞逐世界强权地位时实力过于强大。而德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反对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立场，拒绝签署军备控制协议来限缩德国海军的自由发展。海军大臣固然位居帝国总理之下，可是德皇由于“军备控制”那个新式的构想而感觉受到侮辱，决定不赞同贝特曼—霍尔维格而支持蒂尔皮茨。于是，帝国总理被将了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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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丹任务”随即失败，这自然意味着德、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形尖锐。即便如此，德、英两国仍在1913年和1914年继续进行谈判，只不过没有那么大肆张扬罢了，其间涉及一项双重殖民协议。德国在伦敦首次将本国非洲殖民计划的地图摊到台面上。德方希望有机会获得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为主的葡萄牙殖民地，因为当时人们预料葡萄牙政府破产在即，该国势必将被迫出售自己的殖民地。此外若有可能的话，德国还希望从比利时那边买下比属刚果的一部分，借此将德属西南非、安哥拉、刚果和德属东非之间的陆上殖民地连成一气。此后，德国将表示心满意足，而英国则可从葡萄牙甚或比利时的殖民地当中获得若干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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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有趣的是，那些谈判的基调颇为友好，而且到了最后，双方已在一定程度内达成初步协议——时间是在1914年6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项有关未来应如何分配非洲中部殖民地的协议，那时已在伦敦草签完毕，但此举当然被严加保密。于是，就在当初导致德、英形成对立关系的范畴内（殖民政策和“世界政策”），局面看似已经明显弛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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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德国更在此涵盖甚广的范畴内进行了另外一项谈判，而且那看起来同样成功在望。德意志帝国争取世界强权地位的努力，在1900年以后的那些年头内出现了两个方向：首要的路线是在非洲大举开疆辟土，另一个在做法上极不明确的路线则是向东南方扩张。为达此目的，德奥同盟起先应该与新缔结的德国—土其耳同盟共同构成一个大型的单一经济体，并且设法迫使巴尔干各国完全或部分加入该体系。其具体象征就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行动，一条连接柏林与巴格达的铁路，即著名的“巴格达铁路”。德意志帝国希望于一定程度内，在攸关俄国和英国利益的地区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广阔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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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仍然不清不楚的是，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在当地建构出一个经济上与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奥地利仍然自视为强权并以大国之姿现身，而奥斯曼帝国即便地位不断下降，也还是一股独立的势力。德意志帝国当时积极争取与奥斯曼帝国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该国由于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看似已经出现了蓬勃的朝气。德国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代表团，更按照德国标准来训练土耳其的军队。与此同时，德国并向土耳其表达出政治结盟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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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向该地区扩张势力的企图无法掩人耳目，更何况当时英国自己也对奥斯曼帝国南部地区（今日的伊拉克）深感兴趣——石油已在那个时候开始扮演若干角色。因此，德国与英国也必须想方设法，尽可能友好划分两国在当地的势力范围。而即便在这一点上面，双方也并非完全没有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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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再度燃起希望，认为英国可在欧陆爆发战争时保持中立。英国虽然从未答应保持中立，但也从来不曾正式宣布，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在战争爆发后进行干预。如今两国已在殖民政策与扩张政策等范畴内稍稍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至少昔日的对立态势看样子已经和缓下来。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协约也是这么开始的，后来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协约亦不例外。英国与德国虽然在海军舰队方面一直怀有敌意，但从今以后岂不也有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说不定双方甚至也可以达成某种协约，万一欧洲出现战火的话，英国最起码将在初期阶段决定扮演中立仲裁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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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爆发夏日危机时，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政策就立基于此推论之上。然而，德国军方的计划却把这种如意算盘狠狠地一笔勾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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