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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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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由来，人们即使在二十年以前都还无法畅所欲言，因为当时一切仍然围绕着所谓的“战争罪责问题”打转。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德国的现代史学撰述则几乎全部都忙于提出证据，设法表明德国对战争的爆发并无罪责可言；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汉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弗里茨·费舍尔仍须做出非常勇敢的表现，才得以撼动那种论点。今天归功于“费舍尔论战”的缘故，我们已经可以比较自由自在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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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罪责”这个概念完全不适用于1914年时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战争是合法的政治手段；每一个强权都随时把战争的可能性列入考虑，而每一国的参谋本部都不断在理论上针对敌营的各种同盟组合来演练战争。等到出现了有利的开战时机以后，乘隙发动战争的做法，并不会被看成是不道德或犯罪的行为。就德国对战争爆发所应分担的责任而言，情况则大异其趣。以贝特曼—霍尔维格总理为首的德国政治领导当局，针对1914年开战的可能性作出了与参谋本部截然不同的设想与规划——尤有甚者，后来的发展还显示出，参谋本部的计划在军事上根本就是个错误。这两点值得仔细过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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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从1911年开始的几年内，整个欧洲就已经弥漫着一股战前的气氛。人们预料可能即将爆发军事冲突，各方势力因而都非常认真地将之纳入规划。各国念兹在兹的工作，就是要为战局拟订出最有利的初始条件和最理想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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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曼—霍尔维格作出的规划，依据今日我们对他战前思路演变所产生的各种认知，可综述如下：战争或许即将到来，而且德意志帝国足以在三个条件下展开战事，甚至把那场仗打赢——奥匈帝国必须协同作战，社会民主党人士必须合力作战，而且英国必须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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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三个条件来看，1914年奥地利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后突然形成的局面，便显得相当有利。那场战争将主要不是德国的战争，而是奥匈帝国的战争，即奥地利对抗塞尔维亚之战。如果俄罗斯帝国声援塞尔维亚而加入战局的话，那么第一个条件便毋庸顾虑，可以确定奥地利将协同作战——更何况那主要将是奥地利而非德国的战争。其次，也几乎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赞成对沙皇俄国作战。就第三个条件而言，情况最为有利，因为英国很可能不会介入这么一场只在东欧进行的战争，或者至少不会立即介入。这个估算十分合情合理：英国在本国历史上一直避免卷入纯粹东欧性质的纠纷，更何况英国的利益也不致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特别伤害。奥国和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倾向于奥地利那一边的话，将是英国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甚至求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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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那场战争必须依据本身在政治上与外交上形成的经过，也在军事方面维持原本应该有的性质：32它是一场东欧的战争，参战的一方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另一方是俄国和塞尔维亚。战事的发展——至少在初始阶段——看起来必须是这副模样：由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而受到挑衅的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展开攻击；俄国驰援自己的小老弟塞尔维亚，于是进攻奥地利；德国则以盟友的身份过来帮助奥地利，于是进攻俄国。固然接下来必须纳入考虑的是，西边的法国会前往增援自己的俄国盟友，于是进攻德国。可是这么一来，德国在西欧将是受到攻击的一方；如果德国在西边纯粹采取守势的话，就未必需要担心英国插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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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曼—霍尔维格正是基于这种构想，在1914年7月6日向奥地利开出了那张著名的“空白支票”：万一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导致奥国与俄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奥地利可以确信，“陛下将信守盟约的义务与个人深厚的友谊，忠实地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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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的是，“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在军事上的具体含义为何，则语焉不详。从字面上来看，那其实必须意味着，万一俄国进攻奥地利的话，德国将对俄国展开攻势。可是假若有人明白地告诉奥地利，德国起初只会对俄国完全采取守势，反而将奥地利与俄国的冲突使用为进攻法国和比利时的理由，那么维也纳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拿捏分寸时，恐怕会作出跟后来很不一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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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就那么发展了下去。按照德国参谋本部拟订的作战计划，不论引发战争的政治危机是以何地为中心，开战以后都必须对法国展开一场闪击战。而且，攻打法国的先行动作就是挥军穿越中立的比利时，因为德国参谋本部认为（纯就军事观点而言，或许正确无误），若在戒备森严的德、法边境进行战争，将无法赢得闪电胜利。该作战计划（即恶名昭著的“施里芬计划”）着眼于假道比利时绕过集结于法国东部边疆的法军而攻击其侧翼和后方，并以一个巨大的旋转运动逼迫法军往瑞士边界的方向撤退，然后在那里加以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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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打从一开始就注定也会把英国推向敌方。因为英国基于两个理由，必须在此情况下插手干预。第一个理由是，英国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国完全遭到削弱。假如德国的势力范围涵盖了战败的法国，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英国势必将与一个欧陆超级强权相互对峙——这违反了英国的安全考虑。除此之外，比利时乃直接与英国隔海相望的国家，谁掌控了比利时海岸就会对英国构成威胁，更何况如果那是在威廉二世统治之下，已经拥有强大舰队的德国！人们向来把安特卫普称作是“一把对准了英国心脏的手枪”：因此英国人纯粹因为地理战略上的考虑，即已无法坐视比利时遭到占领。第二个理由则出自国际法的观点，因为欧洲列强（包括德国在内）数十年来都一直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最在乎比利时中立地位的国家，则莫过于英国；它绝不可能袖手旁观，任凭自己的比利时缓冲区遭到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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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贝特曼研拟开战计划的时候，早已事先被德军参谋本部的计划所架空。其中永远难解的谜团在于，为何直到1914年8月1日战争爆发当天为止，德意志帝国的领导高层从来都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毫无疑问的是，贝特曼正如同他前任的总理比洛一般，对“施里芬计划”早有所知。但他以令人不解的方式，似乎未曾认真看待那个计划，并未将其盘根错节的政治关联性列入考虑。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军事计划可在最后一瞬间加以修改。那么8月1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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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内充满了忙乱的外交活动，而英国在其中扮演斡旋者的角色。当时来自伦敦的提议有二。第一项提议是，未直接涉入奥、俄冲突的四个强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应派遣代表举行会议，然后联名向奥地利和俄国提出建议。德国人对此表示拒绝，因为他们不愿把奥地利交付给一个欧洲最高仲裁机构。第二项提议则是，德国应该发挥影响力来促成奥地利直接与俄国进行谈判，并尽可能通过限制奥地利的作战目标——例如“在贝尔格莱德停止推进”——以避免俄国出兵干预。德意志帝国政府起先未加评论，便将这项建议转交给维也纳，后来则稍稍提醒奥地利，不妨更加严肃地看待此建议。33结果，德国也让这个机会一去不返，而未曾认真介入。于是，奥地利在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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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对此作出的初步反应是进行局部动员，然后才改成总动员。德国也宣布战争的威胁已迫在眉睫，并且下令动员。“施里芬计划”于是启动，德军随即向西线——而非东线——大规模集结。8月1日的时候，德国驻英大使从仍在慌乱进行谈判中的伦敦发回一份急电，而急电的内容被错误解读成：若德国在西线采取守势，只在东线进行攻势的话，英国将保证法国维持中立。德皇随即赶忙在柏林皇宫内召开紧急会议，于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场的情况下指示参谋总长（他是那位在1866年和1870年声誉卓著的毛奇元帅之侄34）：“那么我们就让整个陆军向东线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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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议遭到小毛奇极力抗拒，因为他完全无法变更已在西线展开的集结行动。假如他那么做了的话，德方将不会在东线拥有战斗力十足的劲旅，反而只是一批装备不足、缺乏补给的乌合之众，以致那场战争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德皇毫不留情地回答道：“您的伯父会给我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是小毛奇自己转述下来的讲法，而且他对德皇的干预深感震惊，觉得受到委屈，并且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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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其实并没有愤愤不平的资格。参谋本部必须针对各种可能的政治局势备妥不同的作战计划，而且即便参谋本部偏好其中的某项方案，也必须有能力因应实际政局，以另外一个计划加以取代。可是小毛奇未曾准备其他的方案。按照例行公事持续拟订了许多年的东线出击计划，已被小毛奇在1913年下令取消。这是真正的玩忽职守，甚至称得上是德国参谋本部的犯罪行为。参谋本部只着眼于单独一种作战的可能性，并且预先抛弃了其他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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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柏林错误解读了德国驻英大使从伦敦发回的电报。英国人从未表示，他们会让法国保持中立。英方仅仅作出暗示，他们自己起初将保持中立——如果德国在西边采取守势，纯粹进行一场东线战争的话。随后的发展更是非常讽刺地显示出来，那种作战方式即便纯就军事观点而言，其实也是对德国比较有利的做法。至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执行“施里芬计划”势必意味着，英国也会加入敌方对德作战。德国的政治作战计划因而一开始就被“施里芬计划”破坏殆尽，贝特曼—霍尔维格为此陷入绝望。他在德军开入比利时、德国对法国宣战之后，还勉为其难地设法说服英国，不必为了“一纸空文”（他指的是英国对比利时中立所作出的保证），加入一场必定会把整个欧洲打得乱七八糟的战争。然而，为时已经太晚。另一个发人深省的地方是：当德皇用“您的伯父会给我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那句话来责备小毛奇之际，话中真实的程度或许还超出了德皇自己的认知。当老毛奇还掌管参谋本部的时候，德国针对一场两线战争所拟订的军事计划，总是着眼于同时在西线和东线采取战略守势；老毛奇的继任者瓦德西所作出的规划，则是德国与奥地利共同在东线展开攻势，但在西线仍然纯粹采取守势。一直要等到施里芬接替瓦德西以后，才从1895年开始出现一个好大喜功的想法，形同将一场双线战争切割成两场先后发生的单线战争——趁着俄国慢吞吞地完成动员以前，先把法国打得退出战局，然后集中全力转向东线。施里芬去世后，小毛奇随即一概放弃其他替代性的作战方案。我们从德国军事计划的这种演变方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俾斯麦时代与德皇威廉时代之间的心理差异：在俾斯麦时代是悲观的审慎态度，在威廉时代则是乐观看待己方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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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乐观看待己方实力的态度并非全无道理可言，但会产生误导作用以致使人狂妄自大。着眼于两线作战的“施里芬计划”正是一个狂妄自大的计划，而且最后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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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要说回来，所有的欧陆强权都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为了速战速决而发动过大规模攻势，可是那些攻击行动均以失败收场。例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俄国对奥地利（在加里西亚）和德国（在东普鲁士）的攻势，法国在洛林和阿登地区对德国展开的攻击行动也不例外；同样失败的当然还有德国对比利时和法国的攻势。出乎各国参谋本部意料的结果是，各地战场都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内，形成了此后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基本态势：当时的战争技术水准使得防守优于攻击，于是进攻的一方顶多只能赢取若干土地，却无法迫使任何敌对的强国退出战圈，甚至还奈何不了诸如塞尔维亚和比利时之类的小国。这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闷的消耗战性质——徒然反复出现在战略上收效甚微的大肆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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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一场消耗战当中，英国的海上封锁遂成为决定性武器。但是，海上封锁并没有立即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德国已经预先针对作战物资做好了准备。德国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尚未面临严重的物资供应问题，仍可动员和部署全部的力量。虽然德国的海外运补已经完全被英国切断，但起初还不痛不痒。但在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战时经济——尤其是战时粮食供应——所出现的问题，随着战事的发展而变得一年比一年严重。在一场消耗战当中，时间因素无疑对德意志国非常不利。纵使加上了奥匈帝国，德国在经济上依然弱于敌方的同盟，而且正因为英国的封锁行动阻绝了一切的海外运补，才使得德国屈居下风。德国在挨饿，英国和法国至少还吃得饱。不过，英国和法国由于一再发动徒劳无功、伤亡惨重的新攻势，比德国耗费了更多兵力。35德国只是由于敌方这种执迷不悟的战略失策，才得以在时局不利之下支撑较长的时间，并且能够寄望于让对手师老兵疲，最后还是同意签订“妥协的和约”，亦即一个维持现状的和约。或许没有任何国家有办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全面胜利，德国当然更缺乏这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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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却还是在那场战争的后续过程中，拟订出两个新的求胜方案：其中第一项方案导致德国最终的战败，但第二项方案则获得成功，并一度看似果真让德国有了战胜的机会。第一项方案是对英国进行的反封锁——无限制潜艇战。第二项方案则是与列宁结盟，在俄国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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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谈一谈无限制潜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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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水面舰队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之一，它本身却在战时几乎不曾扮演过任何角色。德国的水面舰队只是停留在港内，偶尔才航向北海去激怒英国人。其中的一次骚扰行动，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的一场大规模海上战役，而且德国人竟然获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他们所击沉英国舰只的数目虽然超过己方的损失，36德国舰队却必须在获胜之后快速退回母港。那场海战并没有在战略上造成任何改变。德国的水面舰队始终无法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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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海军当局于是在战时形成一种构想，要继续全面开发当时仍崭然一新、几乎还是实验性武器的潜水艇，用它来阻断英国的海外运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若借由毫无顾忌的操作方式来弥补潜艇的薄弱性能，即可击沉足够吨位的船只而导致英国的物资供应陷入严重困境——以此方法便足以迫使英国退出战局，让德国打赢那场战争。他们在1916年和1917年还认为可以用这种无限制潜艇战创造出奇迹，可是这种作战方式非但以失败收场，更进而促成一个新的敌人参战。从长远角度观之，那个新敌人（美国）必然会使得英、法两国实力大增，以致德国将失去任何获胜的前景，甚至连签订“妥协的和约”之机会亦不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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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内保持中立。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态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不同，并未计划加入协约国的一方来进行干预。他只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以和平调解人之姿现身，以裁判的身份宣扬自己的理念，说明如何在未来预防战争发生。他早在1916年底即已一度展开过那样的行动。可是在另一方面，威尔逊和美国都不打算眼睁睁看着本国的船只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击沉，而船上的乘员沦为波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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