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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9月29日，星期日）又发生了一些状况，以致对事态的后续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鲁登道夫约请帝国的文人领导阶层在星期日前往战地大本营会商。政府内部最重要的两号人物——帝国总理赫特林伯爵与外交部长冯·海因茨——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前往。海因茨年纪较轻、体格健壮，于是乘坐了夜车，然后在星期日早晨与鲁登道夫晤面；赫特林年事已高，因而在白天搭乘火车出发，在傍晚时分抵达位于比利时斯帕的大本营。可是，海因茨已在那个空当向鲁登道夫灌输了一个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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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茨构思出来的结论是：应该通过内政来为停战要求提供助力，以便争取威尔逊总统的善意。德国需要一个议会民主政府，借此让美国人觉得有一个新而民主的德国正在求和——而且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威尔逊本人提出的和平方案！因此，现在必须让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出面组阁，此外还必须修改宪法，将政体变更为议会君主制，使得国会可经由不信任投票迫使部长和总理下台。德国必须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德国人并非因为军事崩溃已近在眼前，而是由于民主革新的缘故才会在此刻追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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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欣然接受这项建议，但是心中却另外出现不一样的想法。我相当确定，他完全领悟了海因茨以心理和外交因素作为考虑的建议。不过，鲁登道夫除此之外马上看出的机会是：他通过那种方式便无须亲自竖起白旗，反而可以将白旗塞入国会多数派的手中，亦即塞给自己在内政上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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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当天于德皇也亲自驾临之际（但是德皇表现得非常被动），在前线大本营内作出决议，立即由国会多数派任命部长来组成议会制的政府。那个内阁应该在最高陆军指挥部不正式参与的情况下，尽速提交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因为按照鲁登道夫的估计，西线的溃败已近在眼前。为了便于提出停战要求，该内阁应获准修改宪法，将德意志帝国议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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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当天，置身柏林的帝国国会议员领袖们从鲁登道夫的使者那边获悉此事以后，顿时不知所措。有关西线战争现在已经落败，甚至已有全面军事崩溃之虞的报道令他们深受打击。就连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也为之惊惧不已——更何况这个骇人听闻的讯息还附带了一项要求：如今他们必须接管摇摇欲坠的国家，正式宣告破产，并且为自己不该负责的事情负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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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晦暗的时刻，偏偏是社会民主党“跳入火坑”！这个令人瞩目的发展早已在战前准备就绪，而且它在随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更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其势力较大的“多数社会民主党”分支，比其他各政党更愿意承担责任。例如该党的主席——弗里特里希·埃伯特40——便曾经表示，既然人家现在把责任托付给我们，那么我们就必须“跳入火坑”，从德意志帝国拯救还能够救得了的东西。更何况官方除了勉强社会民主党出面提交停战要求之外，同时也终于认可了他们数十年来努力奋斗的目标：建立代议制的政府（亦即帝国国会可通过不信任投票迫使总理和部长下台），此外并废除了普鲁士早已不合时宜的三级选举制。那些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士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当中，截至当时为止依旧悬而未决的最后几个重要项目。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实现那些要求，于是由埃伯特领军的社会民主党几经讨论和犹豫之后，同意接受这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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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德皇时代在内政方面追加进来的这个成就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那些俾斯麦时代的“国家公敌”、在威廉二世时代仍不断遭到排挤和鄙夷的“没有祖国的工匠”，现在愿意以执政党的身份来接管国家（而且是接管帝国，因为当时根本还没有把推翻君主政体列入考虑），并且在实施若干改革之后继续治国，甚至不惜一肩扛起国家战败的责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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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主导下（他是一位自由派的贵族，以及巴登大公国统治家族的成员），由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中央党的部长们组成了新政府。该政府于10月3日，在不言及军事形势和最高陆军指挥部所扮演角色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向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说服拿不定主意的巴登亲王那么做的人，就是德皇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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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许多事情凑到了一起。首先出现的发展是，西部的战线并未全面崩溃，情况有异于鲁登道夫在9月28日和29日所作出的预测。德军在11月11日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之前都还持续作战下去——可是，他们不断撤退和丧失土地，而且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内，总共有二十五万名德国士兵遭到俘虏。但无论如何，直到战争的最后一日为止，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土地上都还维持着一条连成一气的德军防线，尽管阵地不断向后退缩，战斗却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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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大后方却在此际——而且就从此际开始——形成了国内战线的崩溃。德国的群众，尤其是食不果腹、早已心生不满的工人阶层（亦即左派政党的选民），如今却在“迈向胜利”的半路上突然获悉（因为之前的战情报道从未真正承认吃过败仗），德国已经打输了那场战争，至少也已经认输了。无怪乎带领着他们落到这步田地的国家领导层级，已经完全失去那些人的信任。德国的大城市里面于是弥漫着一股革命的氛围。那只是正在酝酿之中而已，还没有爆发开来；然而从1918年10月开始，德国的内部政局已经出现强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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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10月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威尔逊并未立即回应德国的停战要求。他仅仅发出一份照会，而且他在那份文件中不无道理地抱持怀疑立场，表示无须认真看待德意志帝国的骤然民主化（因为德皇和各邦国的诸侯们都还悉数在位）；接着，他又连续通过三份照会，催促德国内部做出更多改变。威尔逊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他要求德国进行真正的民主化，并且还明确地表达出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用意就是要让德皇从此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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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提出要求以后，才促成德国在10月当中开始出现所谓的“德皇辩论”：既然现在已无退路可走，是不是也应该履行这项要求，德皇是否必须退位？帝国新政府的圈子内部随即形成了一个派系，主张不妨牺牲德皇个人，但不放弃君主政体。跟他们打对台的另外一股势力，则主要来自最高陆军指挥部和海军总部，而那正是我现在刻意要加以说明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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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在10月经历了一个奇特的转变。之前他已经在9月29日张皇失措地发动了自己的政变（如此称之并不为过），因为他担心西部的战线即将崩溃。结果此事并未发生，而且西线仍然继续战斗下去，于是鲁登道夫又改变了主意。现在他打算再度决一死战。我们必须承认，若纯粹就军事观点而言，他在西线说不定还会有办法靠冬天来救急。协约国尽管持续不断采取攻势、向前推进，却从未真正取得突破。此际10月已然来临，眼看就是11月。入冬以后或许可望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德方或许可以在安特卫普—马斯河一线重新巩固西线战场，预备来年春季和夏季再度出击——然而，届时已部署完毕的美国庞大军力必将使得攻势全无胜算，而且一定会导致德国遭到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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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又发生了其他的事件，以致西线的继续抵抗变得多余：德国的盟邦已经土崩瓦解。他们其实早在1918年初即已日暮途穷，只能将最后的机会寄托在德军的大规模攻势上，坐待德国打出最后一张军事王牌。等到那张王牌未能奏效以后，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内部随即四分五裂。奥匈帝国的各个民族开始起事，以致奥地利军队以远甚于德军的方式，再也无法被使用为战争工具。首先是奥地利与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半岛的防线全面溃败，接着轮到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阵地。纵使德国有办法在西线战场撑过冬天，南方已有形成新战线之虞，而且德国人对此完全无力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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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内政于是围绕着那些复杂的触发条件打转。如前所述，到了10月底的时候，两个旧派系重新在德国对立起来：昔日的好战派现在变成了死战到底派；昔日的和解派则几乎成为无条件结束战争派。最后二者之间的对抗在11月初导致德国爆发革命，但即便在10月底仍然无人能够真正预见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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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革命的导火线，是海军总部作出了决定，准备再度冒险与英国进行一场大型海战——顺便值得一提的是，那项决定并未向帝国政府报备。有一部分的德国舰队反对该计划而叛变，以致那项决定不得不被放弃。许多哗变的水兵当场遭到逮捕，恐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们的袍泽不愿坐视不顾。德国舰队从西部的海军基地撤回基尔港以后，当地在11月4日爆发了大规模的水兵暴乱。叛军接管军舰，升起红旗，组成水兵委员会，接着进而控制了基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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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水兵起事虽然在时间上恰好与“德皇辩论”重合，不过它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可是，那些水兵一旦夺取了舰队和基尔市以后，发觉既已动手就不能半途而废，免得到头来还是被当成叛乱犯处死。于是，他们从基尔蜂拥而出，结果从11月4日开始的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革命就如同森林大火一般地在北德蔓延开来，而后经由德国西部扩散到德意志帝国大部分的地区。除此之外，许多德境邦国的首府也出现了自发性的起事行动——例如11月7日在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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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整个过程都缺乏领导，但人势汹汹而难以遏阻：戍守国内的部队组成了士兵委员会，工厂里面则组成工人委员会。那些工人士兵委员会形同接管了各大城市的行政工作。“十月政府”脚底下的土地开始摇晃。对该政府而言，这场革命来得非常不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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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曾经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1918年11月7日与埃伯特晤面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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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清早我看见埃伯特独自待在花园里。首先我向他说明了自己已经计划好的行程：“您晓得我的意图何在。假如我能够成功说服皇上的话，那么您是否将站到我这一边来对抗社会革命呢？”埃伯特毫不迟疑地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如果皇上不退位的话，那么社会革命将势所难免。然而我不想要革命，是啊，我就像痛恨罪恶一般地痛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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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伯特借此表达出自己的真心话。他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在10月的时候，共同实现了他们希望在内政上达到的一切目标。现在他们计划尽快结束战争，然后与中产阶级的进步党以及中央党结盟，以类似“战争破产管理人”的身份继续治理德意志帝国，共同维护国家在“十月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议会君主政体。因此，革命是他们此刻最不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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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革命似乎再也无法遏阻。到了11月9日，星期六，首都柏林市也遭到波及。当时正在进行总罢工，工人群众走上街头，穿越市中心来到帝国国会前面示威——实际上他们除了要求结束战争之外，别无其他目的。然而，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号人物——塞德曼——却认为必须向他们作出让步，于是从国会大厦向楼下聚集等候的人群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此举令埃伯特对塞德曼憎恶不已。二人随即在国会餐厅内大声争吵起来。埃伯特表示，德意志国未来的走向，不论是君主政体也好，还是共和政体抑或其他的形式也罢，都必须由制宪会议加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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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伯特当时还希望维护君主政体。因此，他在11月9日下午，仍然设法撤销塞德曼宣布成立的共和国（那是德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插曲）。此时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已径自宣布德皇退位，并且以违宪方式将总理职务转让给埃伯特。埃伯特于是接见巴登亲王，并请求他担任摄政王，以便保留继续维系德国君主政体的可能性。可是巴登亲王已经心灰意冷。他早就受够了一切的一切，只希望从此回归私人生活，因而一口加以回绝。如此一来，就连埃伯特也不得不接受已然是既成事实的德意志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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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共和国不仅由于塞德曼在帝国国会阳台发表的演说而变成了事实，而且那几天里面又发生了另外的事件。德皇虽然实际上根本还没有退位（我很快就会针对他作出说明），但他最起码已经在11月9日至10日的夜间出奔荷兰走上流亡之路。几乎其他所有的德国君主，诸如巴伐利亚国王、萨克森国王、符腾堡国王和其余德意志邦国的大公爵与公爵们，果真都在11月的那些日子当中纷纷退位，只不过有些人稍微早一点，有些人稍微晚一点罢了。这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奇特，因为那些君主们悉数未曾受到人身威胁。“工人士兵委员会”只需要派出代表团过来当面要求他们退位，他们便不加抵抗地乖乖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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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德意志君主们都曾经是名正言顺、地位尊崇和不受质疑的统治者，却都如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在11月的混乱时刻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种发展，而且说来奇怪的是，后来的德国历史撰述也难得留意于此，至今仍未对之作出充分解释。君主们退位的方式有时简直称得上是心平气和。以萨克森为例，国王向要求他退位的代表团开口表示：“好吧，那么你们就独力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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