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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摊子”一词，是对这整个过程的最贴切描述。德意志的君主们已不打算继续统治下去，只是争先恐后退隐到多半舒适安逸的私人生活。他们没有任何人遭到拘捕，更遑论是如同法国和英国的国王那般，在法国大革命与英国革命时期遭到处决。德国的革命——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充满了善意。然而，它在那几天之内却宛如一场大地震，令人完全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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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再花点时间，对德皇作出一些说明。德皇在10月29日驾临位于斯帕的前线大本营以后，先是完全赞同实施议会改革，并且愿意以议会制君主的身份继续统治下去。一位前往斯帕晋见、旨在劝德皇退位的普鲁士部长，因而遭到他厉声斥责。等到革命爆发后，德皇震惊之余起初还一心期待，能够在停战之后立即抽调野战部队回国镇压革命，可是11月9日的经历却令他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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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之前详述过的，自从德方的大规模攻势失败以来，德国军队的士气早已今非昔比。而等到德国提出停战要求，并且在国内造成严重冲击之后，德军的士气甚至更加低落。11月9日当天，最高陆军指挥部邀请了三十九位多半为师长级的前线指挥官前往大本营面报，说明陆军部队是否愿意在停战以后，为了维护帝制而向革命运动展开战斗。指挥官们一致作出的判断是：不愿意。部队已经准备就绪，可在必要的时候伴随陛下行军退回德国，但是不论对内也好对外也罢，他们都再也无意继续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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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随即与刚在10月底接替鲁登道夫出任副参谋总长的格勒纳将军作出决定，要劝告德皇退位——否则至少也应该流亡国外。德皇在11月9日当天便对他们的催促作出让步，而且很奇怪地同样未曾反抗。威廉二世于是流亡荷兰，不但埋葬了他个人的皇位，而且后续的发展还会显示，他同时也断绝日后重建君主政体的机会。11月稍后他才正式宣布退位，但那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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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11月9日作出的两项决定因而终结了德国的帝制：一是德皇出奔荷兰，二是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他同样出身自统治者家族）拒绝为了维护德国的君主政体而担任帝国摄政王——但君主政体未必只意味着霍亨佐伦家族的皇位。埃伯特既然身为新任的国家总理，而且已经是新政权的真正领导人，只得独自出面与革命运动周旋，同时还必须完成停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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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内部也在整个10月针对停战协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欧洲美军总司令潘兴将军反对停战协议。他的出发点是：反正德国人已经打输了，现在何必还要答应停战，让他们有机会退到莱茵河后面挖掘新的战壕继续作战下去？潘兴就仿佛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那般，也主张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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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和英军的总司令却宁愿同意停战。其部队和德军一样已经严重流血，因此他们无意在1919年重新大举发动攻势，不像美军希望借此来通过第一次真正的战斗考验。最后他们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接受停战，但先决条件是必须让德国不可能再度采取敌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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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们通知德方，可派遣代表前往联军总部听取停战条件。此事发生的日期是1918年11月6日。德方选派了一位中央党籍的国会议员以及马克斯·冯·巴登内阁的部长——埃尔茨贝格尔——担任停战代表团团长。其中非常值得注意之处为：被派遣前往签署军事停战协议的人士并非将领，而是一位平民政府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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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明，那些停战条件极为严苛。它们事实上已经注定了德意志帝国的彻底战败，并使得任何后续的抵抗行动都全无可能。西方列强要求，德军必须于最短期限内撤离仍遭占领的土地，而且撤出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及莱茵河右岸的三个桥头堡。协约国的军队将紧随着撤退德军部队的脚步，一并占领莱茵河左岸地区与右岸的三个桥头堡。此外，他们还要求德国交出舰队，并且留下或缴纳巨额的物资。协约国主要的停战条件看起来大致如此。而且，那些条件以毫不含糊的方式明白告诉德国人，他们已经打输了整场战争。我们甚至可以表示，通过那些条件才使得败仗真正尘埃落定。因为它们导致日后不可能在莱茵河后侧出现任何抵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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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茨贝格尔在11月6日，也就是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出发前往贡比涅拜会福煦元帅，接获了停战条件。他商谈一些细节之后，便把停战条件呈递给帝国政府，接着由政府转交最高陆军指挥部。最高陆军指挥部随即作出声明（此事切不可忘），纵使再无转寰余地也必须接受那些条件，因为德方已经不可能继续战斗下去了。埃尔茨贝格尔随即正式签字。于是，停战协议在11月11日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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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想象一下德国人对此的观感如何。他们直到那年8月为止，都还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他们要等到10月初提出停战请求之后才获悉，帝国政府——但那未必等于最高陆军指挥部（也请记住这一点）——认为战事已经毫无指望，并且放弃了战斗。接着政府在11月9日改组，完全由社会民主党出面领导；与此同时又爆发了革命，各邦国的君主们纷纷下台一鞠躬，德皇据说亦已退位，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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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不明就里的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依时间先后顺序综述如下：就在我们即将打胜仗的时候，却有那么一帮自作聪明的家伙进入政府高层——他们始终一心一意只想缔结“妥协和约”，接着主动认输，随即闹出革命，而后又签订了让我们丧失战斗能力的停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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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后来发展出“背后捅一刀神话”。鲁登道夫乃公开说出此神话的第一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埃伯特事先却已经为此铺好了路。因为对埃伯特而言，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在国内拯救还救得了的东西——万一势不可免的话，便以共和国的形式延续10月时的君主政体，并且必须镇压革命。埃伯特先是假装与革命运动言和，于是他在11月10日出席“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举办的大会，以六人组成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领袖之身份，41第二度被推举为政府领导人。事实上，他却正在筹划与残余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亦即军方新上任的真正最高指挥官格勒纳将军），建立起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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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晚上，二人进行了一场后来变得非常出名的电话会谈。埃伯特固然并非名正言顺的国家总理，但他一则经由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职务转让，再则通过“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革命派的推举，可谓获得了双重正统性。埃伯特试图重新恢复在10月初与最高陆军指挥部缔结的盟约，希望利用停战的机会将野战部队抽调回来压制革命，并以这种方式确保最高陆军指挥部对新政权和新宪法的支持。格勒纳将军在第一次电话会谈中便立即对此大表赞同，后来更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口头约定。二人之间的协议涉及了一场反革命行动，亦即要动用武力来镇压左派革命——左派革命的领导中心是“人民代表委员会”，而说来讽刺的是，“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最高领袖正是埃伯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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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纳将军后来曾经对那次的口头约定作出描述——1925年审理所谓“背后捅一刀诉讼案”之际，42他出庭宣誓之后吐露了事情的原委。当时格勒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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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步的工作——那是我的想法和首要目标——就是要在柏林夺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权力。为了达成此目标，我计划调遣十个师的部队开入柏林。有一名军官被派赴柏林商讨相关细节，谈判的对象也包括了普鲁士的战争部长，因为他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那时面临了一系列的困难。我只能在此指出：无论是独立的政府成员（即所谓的“人民代表”），还是另一派人士——我记得那是“士兵委员会”，但现在无法即席说出细节——都要求部队进城时不得携带实弹。我们自然马上对此表示异议，而埃伯特先生当然立刻同意部队可以携带实弹开入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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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利用此次进军所带来的机会，重新在柏林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并且为进城之后的每一天分别妥善拟订计划。那个计划里面逐日列出了应该完成的事项，诸如解除柏林市的武装、从柏林清除斯巴达克斯党人等等。43凡事都详加规划，逐日列出了每一个师的工作。这一切都经由我派往柏林的那位军官，与埃伯特先生进行过讨论。我为此对埃伯特先生由衷感谢，而且我也因为他所展现的绝对爱国心与无私奉献精神，愿意在他受到攻讦的时候，随时随地出面为他辩护。那整个行动计划完全是在与埃伯特先生达成协议，并且经过他认可之后才订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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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埃伯特—格勒纳协定”；它在11月获得确认并研拟出全部的细节，而军队就在同一时间非常快速地撤回德国境内，不过他们还是需要花上几个星期的工夫。12月初，当埃伯特在柏林市致词欢迎返国士兵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预先道出了“背后捅一刀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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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敌人曾经击败你们。一直要等到敌方在人员和物资上的优势日益具有压倒性以后，我们才放弃了战斗……你们可以抬头挺胸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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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伯特—格勒纳协定”起初一败涂地。“全国委员会大会”即将于12月16日在柏林市召开，而返回柏林的十个师部队应该先发制人，在大会开幕之前发动反政变。实际发展出来的结果却是（格勒纳也曾在1925年向法庭宣誓对此作出证词），那些士兵根本再也无法被聚集在一起。那已经不再是大战四年期间内的旧德国陆军！士兵们立即争先恐后抢着回家；其人数在部队返回柏林当天的晚上即已开始锐减，那些单位更于随后数日内几乎完全解体。等到“全国委员会大会”在12月16日顺利召开之际，开入柏林的十个师总共只剩下了八百人可供差遣。这是军方自从8月以来，在士气方面快速发生宁静革命之后的结果——它固然与国内后来发生的革命截然有别，不过二者之间当然还是产生了互动关系。无论如何，前线部队再也无法被使用为国内权力斗争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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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陆军指挥部此时已经转赴卡塞尔，并且决定不再阻止军队复员，改弦更张另外组织了“义勇军”：那是由部队中的特定分子所组成的志愿军单位，其成员未曾涉入军方的内心革命，直到最后都还狂热地继续战斗下去，对国内的发展抱持敌意，效忠德皇，忠于鲁登道夫，而且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将11月发生的事情扭转回来。埃伯特政府——尤其是新上任的“国防军部长”诺斯克——如今也开始与义勇军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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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底，柏林市皇家马厩附近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街头战斗，其间革命派的“人民海军师”击败了旧陆军的残部。新的一年则以柏林市所谓的“斯巴达克斯周”作为开端，结果刚组成的第一批义勇军单位血腥镇压了新一波的革命尝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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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随之迈出了1918年。不过，我想立即补充说明的是，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发生于柏林的各种事件，后来又在1919年上半年于许多德国大城市重新上演。一场内战便这么蹑手蹑脚地展开，而“义勇军”在埃伯特—诺斯克政府的撑腰下（埃伯特当上总统以后则换成了塞德曼—诺斯克政府），在许多德国大城市血腥压制了“工人士兵委员会”残留下来的政权。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国会多数派与旧军方的反革命派结盟之后，果真抹除了1918年的革命。最后那场革命只有一项成果保留了下来：帝制已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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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已经看见，那个令人困惑的一年内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如何对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心境造成了特别的折磨。那些德意志中产阶级的成员当中，也包括了一位失败的艺术家，一位奥地利人。他曾经志愿加入德国陆军，有过不错的表现。他曾为毒气所伤，在一座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军医院里面经历了战争的结束。而且，他就在此际决定从政，以便扭转他自己眼中在1918年时发生的各种可怕事故——大后方显然已陷入精神崩溃，显然已经到手的胜利白白遭到放弃。那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男子当时还默默无闻，不过他在随后十年之内，将逐渐跃升为德国政坛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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