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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革命的导火线，是海军总部作出了决定，准备再度冒险与英国进行一场大型海战——顺便值得一提的是，那项决定并未向帝国政府报备。有一部分的德国舰队反对该计划而叛变，以致那项决定不得不被放弃。许多哗变的水兵当场遭到逮捕，恐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们的袍泽不愿坐视不顾。德国舰队从西部的海军基地撤回基尔港以后，当地在11月4日爆发了大规模的水兵暴乱。叛军接管军舰，升起红旗，组成水兵委员会，接着进而控制了基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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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水兵起事虽然在时间上恰好与“德皇辩论”重合，不过它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可是，那些水兵一旦夺取了舰队和基尔市以后，发觉既已动手就不能半途而废，免得到头来还是被当成叛乱犯处死。于是，他们从基尔蜂拥而出，结果从11月4日开始的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革命就如同森林大火一般地在北德蔓延开来，而后经由德国西部扩散到德意志帝国大部分的地区。除此之外，许多德境邦国的首府也出现了自发性的起事行动——例如11月7日在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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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整个过程都缺乏领导，但人势汹汹而难以遏阻：戍守国内的部队组成了士兵委员会，工厂里面则组成工人委员会。那些工人士兵委员会形同接管了各大城市的行政工作。“十月政府”脚底下的土地开始摇晃。对该政府而言，这场革命来得非常不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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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曾经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1918年11月7日与埃伯特晤面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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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清早我看见埃伯特独自待在花园里。首先我向他说明了自己已经计划好的行程：“您晓得我的意图何在。假如我能够成功说服皇上的话，那么您是否将站到我这一边来对抗社会革命呢？”埃伯特毫不迟疑地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如果皇上不退位的话，那么社会革命将势所难免。然而我不想要革命，是啊，我就像痛恨罪恶一般地痛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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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伯特借此表达出自己的真心话。他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在10月的时候，共同实现了他们希望在内政上达到的一切目标。现在他们计划尽快结束战争，然后与中产阶级的进步党以及中央党结盟，以类似“战争破产管理人”的身份继续治理德意志帝国，共同维护国家在“十月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议会君主政体。因此，革命是他们此刻最不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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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革命似乎再也无法遏阻。到了11月9日，星期六，首都柏林市也遭到波及。当时正在进行总罢工，工人群众走上街头，穿越市中心来到帝国国会前面示威——实际上他们除了要求结束战争之外，别无其他目的。然而，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号人物——塞德曼——却认为必须向他们作出让步，于是从国会大厦向楼下聚集等候的人群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此举令埃伯特对塞德曼憎恶不已。二人随即在国会餐厅内大声争吵起来。埃伯特表示，德意志国未来的走向，不论是君主政体也好，还是共和政体抑或其他的形式也罢，都必须由制宪会议加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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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伯特当时还希望维护君主政体。因此，他在11月9日下午，仍然设法撤销塞德曼宣布成立的共和国（那是德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插曲）。此时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已径自宣布德皇退位，并且以违宪方式将总理职务转让给埃伯特。埃伯特于是接见巴登亲王，并请求他担任摄政王，以便保留继续维系德国君主政体的可能性。可是巴登亲王已经心灰意冷。他早就受够了一切的一切，只希望从此回归私人生活，因而一口加以回绝。如此一来，就连埃伯特也不得不接受已然是既成事实的德意志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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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共和国不仅由于塞德曼在帝国国会阳台发表的演说而变成了事实，而且那几天里面又发生了另外的事件。德皇虽然实际上根本还没有退位（我很快就会针对他作出说明），但他最起码已经在11月9日至10日的夜间出奔荷兰走上流亡之路。几乎其他所有的德国君主，诸如巴伐利亚国王、萨克森国王、符腾堡国王和其余德意志邦国的大公爵与公爵们，果真都在11月的那些日子当中纷纷退位，只不过有些人稍微早一点，有些人稍微晚一点罢了。这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奇特，因为那些君主们悉数未曾受到人身威胁。“工人士兵委员会”只需要派出代表团过来当面要求他们退位，他们便不加抵抗地乖乖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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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德意志君主们都曾经是名正言顺、地位尊崇和不受质疑的统治者，却都如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在11月的混乱时刻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种发展，而且说来奇怪的是，后来的德国历史撰述也难得留意于此，至今仍未对之作出充分解释。君主们退位的方式有时简直称得上是心平气和。以萨克森为例，国王向要求他退位的代表团开口表示：“好吧，那么你们就独力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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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摊子”一词，是对这整个过程的最贴切描述。德意志的君主们已不打算继续统治下去，只是争先恐后退隐到多半舒适安逸的私人生活。他们没有任何人遭到拘捕，更遑论是如同法国和英国的国王那般，在法国大革命与英国革命时期遭到处决。德国的革命——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充满了善意。然而，它在那几天之内却宛如一场大地震，令人完全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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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再花点时间，对德皇作出一些说明。德皇在10月29日驾临位于斯帕的前线大本营以后，先是完全赞同实施议会改革，并且愿意以议会制君主的身份继续统治下去。一位前往斯帕晋见、旨在劝德皇退位的普鲁士部长，因而遭到他厉声斥责。等到革命爆发后，德皇震惊之余起初还一心期待，能够在停战之后立即抽调野战部队回国镇压革命，可是11月9日的经历却令他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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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之前详述过的，自从德方的大规模攻势失败以来，德国军队的士气早已今非昔比。而等到德国提出停战要求，并且在国内造成严重冲击之后，德军的士气甚至更加低落。11月9日当天，最高陆军指挥部邀请了三十九位多半为师长级的前线指挥官前往大本营面报，说明陆军部队是否愿意在停战以后，为了维护帝制而向革命运动展开战斗。指挥官们一致作出的判断是：不愿意。部队已经准备就绪，可在必要的时候伴随陛下行军退回德国，但是不论对内也好对外也罢，他们都再也无意继续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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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随即与刚在10月底接替鲁登道夫出任副参谋总长的格勒纳将军作出决定，要劝告德皇退位——否则至少也应该流亡国外。德皇在11月9日当天便对他们的催促作出让步，而且很奇怪地同样未曾反抗。威廉二世于是流亡荷兰，不但埋葬了他个人的皇位，而且后续的发展还会显示，他同时也断绝日后重建君主政体的机会。11月稍后他才正式宣布退位，但那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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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11月9日作出的两项决定因而终结了德国的帝制：一是德皇出奔荷兰，二是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他同样出身自统治者家族）拒绝为了维护德国的君主政体而担任帝国摄政王——但君主政体未必只意味着霍亨佐伦家族的皇位。埃伯特既然身为新任的国家总理，而且已经是新政权的真正领导人，只得独自出面与革命运动周旋，同时还必须完成停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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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内部也在整个10月针对停战协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欧洲美军总司令潘兴将军反对停战协议。他的出发点是：反正德国人已经打输了，现在何必还要答应停战，让他们有机会退到莱茵河后面挖掘新的战壕继续作战下去？潘兴就仿佛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那般，也主张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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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和英军的总司令却宁愿同意停战。其部队和德军一样已经严重流血，因此他们无意在1919年重新大举发动攻势，不像美军希望借此来通过第一次真正的战斗考验。最后他们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接受停战，但先决条件是必须让德国不可能再度采取敌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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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们通知德方，可派遣代表前往联军总部听取停战条件。此事发生的日期是1918年11月6日。德方选派了一位中央党籍的国会议员以及马克斯·冯·巴登内阁的部长——埃尔茨贝格尔——担任停战代表团团长。其中非常值得注意之处为：被派遣前往签署军事停战协议的人士并非将领，而是一位平民政府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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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明，那些停战条件极为严苛。它们事实上已经注定了德意志帝国的彻底战败，并使得任何后续的抵抗行动都全无可能。西方列强要求，德军必须于最短期限内撤离仍遭占领的土地，而且撤出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及莱茵河右岸的三个桥头堡。协约国的军队将紧随着撤退德军部队的脚步，一并占领莱茵河左岸地区与右岸的三个桥头堡。此外，他们还要求德国交出舰队，并且留下或缴纳巨额的物资。协约国主要的停战条件看起来大致如此。而且，那些条件以毫不含糊的方式明白告诉德国人，他们已经打输了整场战争。我们甚至可以表示，通过那些条件才使得败仗真正尘埃落定。因为它们导致日后不可能在莱茵河后侧出现任何抵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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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茨贝格尔在11月6日，也就是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出发前往贡比涅拜会福煦元帅，接获了停战条件。他商谈一些细节之后，便把停战条件呈递给帝国政府，接着由政府转交最高陆军指挥部。最高陆军指挥部随即作出声明（此事切不可忘），纵使再无转寰余地也必须接受那些条件，因为德方已经不可能继续战斗下去了。埃尔茨贝格尔随即正式签字。于是，停战协议在11月11日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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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想象一下德国人对此的观感如何。他们直到那年8月为止，都还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他们要等到10月初提出停战请求之后才获悉，帝国政府——但那未必等于最高陆军指挥部（也请记住这一点）——认为战事已经毫无指望，并且放弃了战斗。接着政府在11月9日改组，完全由社会民主党出面领导；与此同时又爆发了革命，各邦国的君主们纷纷下台一鞠躬，德皇据说亦已退位，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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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不明就里的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依时间先后顺序综述如下：就在我们即将打胜仗的时候，却有那么一帮自作聪明的家伙进入政府高层——他们始终一心一意只想缔结“妥协和约”，接着主动认输，随即闹出革命，而后又签订了让我们丧失战斗能力的停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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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后来发展出“背后捅一刀神话”。鲁登道夫乃公开说出此神话的第一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埃伯特事先却已经为此铺好了路。因为对埃伯特而言，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在国内拯救还救得了的东西——万一势不可免的话，便以共和国的形式延续10月时的君主政体，并且必须镇压革命。埃伯特先是假装与革命运动言和，于是他在11月10日出席“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举办的大会，以六人组成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领袖之身份，41第二度被推举为政府领导人。事实上，他却正在筹划与残余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亦即军方新上任的真正最高指挥官格勒纳将军），建立起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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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晚上，二人进行了一场后来变得非常出名的电话会谈。埃伯特固然并非名正言顺的国家总理，但他一则经由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职务转让，再则通过“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革命派的推举，可谓获得了双重正统性。埃伯特试图重新恢复在10月初与最高陆军指挥部缔结的盟约，希望利用停战的机会将野战部队抽调回来压制革命，并以这种方式确保最高陆军指挥部对新政权和新宪法的支持。格勒纳将军在第一次电话会谈中便立即对此大表赞同，后来更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口头约定。二人之间的协议涉及了一场反革命行动，亦即要动用武力来镇压左派革命——左派革命的领导中心是“人民代表委员会”，而说来讽刺的是，“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最高领袖正是埃伯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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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纳将军后来曾经对那次的口头约定作出描述——1925年审理所谓“背后捅一刀诉讼案”之际，42他出庭宣誓之后吐露了事情的原委。当时格勒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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