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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展使得此时刚改组的德国政府再度有机会摆脱赔款负担，并取消不久前在“扬格计划”中订出的新规范。但这回不必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般大肆通过通货膨胀来进行，而是借由刻意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它让德国变得如此贫困，以致根本不再有能力继续支付赔款。最后，就连德国的债权人也不得不承认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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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通货紧缩政策成为德国在魏玛共和时期，为求摆脱赔款而遭遇的第二场重大社会灾难，而且这一回的政策起到了效果。全球经济危机不但波及德国，同时更对整个西方世界造成重创（俄国除外）。在所有受到影响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本身），人们如今开始意识到，当前的形势使得这种“政治性的付款”——亦即一方面由西欧盟国向美国偿还贷款，另一方面由德国向西欧盟国支付赔款——不应该对日益陷入崩溃的全球经济造成额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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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美国总统胡佛在1931年要求一概停止此类“政治性的付款”，起先是通过有效期限为一年的《胡佛延期偿付案》实现了这个目标。等到一年期满后，1932年在“洛桑会议”期间果真达成持久协议，由法国、英国和其他的债权国放弃继续向德国索取战败赔款。即便当时商定德国仍须支付一笔金额为三十亿马克的尾款，但德国从未支付那笔款项，而且不曾有人认真追讨。也就是说，海因里希·布吕宁总理通过其刻意让德国陷入贫困的政策，终于实现了摆脱赔款的目标，纵使他本人在此不久以前已经黯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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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简短对此指出的是，德国在1930年至1933年之间陷入贫困一事，直到今天仍然被看成是全球经济危机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全球经济危机只不过是部分理由而已，其情况正如同1919年至1923年之间德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仅有一部分是出自那场由公债加以支撑、然后打输了的战争。反正无论就前者或后者而言，都只不过是部分的事实。若能及时在战后进行货币改革，德国应不至于沦落到让全国储蓄资产都化为乌有的地步；而若能采取不一样的经济政策，应可大幅减轻全球经济危机对德国造成的伤害，而非使之更进一步恶化。因应大萧条的经济政策当时非但有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在德国亦有诸如瓦格曼等经济学家加以鼓吹：这种政策旨在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即便牺牲了政府的预算平衡也无妨），通过所谓的“赤字开支”让经济再度产生动能。布吕宁的政策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他激化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恶果，蓄意使德国的经济完全朽坏，借以摆脱赔款。如同前文所述，他获得了成功。55然而，我们将在下一章做出说明：他的这个成就在内政上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陷入贫困的德国百姓成群地推向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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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内，德国的修正主义政策还取得另外一项重大成就。1932年在日内瓦举行了国际裁军会议。西方列强曾于《凡尔赛和约》中，将德国的解除武装列为全面裁军之先决条件。那种官样文章如今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杠杆。德国人的论点是：除非西方列强现在也裁军到德国被迫裁军后的同样程度，否则他们就必须允许德国有权重新扩充军备。德国人用这个论点获得了成功。当时的世界局势已经全面改观——一则是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再则是因为距离战争已有一段时间的缘故，1919年时的氛围已经不复存在。到了1932年12月，西方列强在“日内瓦裁军会议”期间向德国政府作出承诺（当时德国政府的领导人已非布吕宁，而是施莱歇尔56），允许德国在军备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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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在1932年底的时候，德国绕了许多弯路之后终于摆脱自从1919年以来阻碍德国重建强权地位的两大枷锁——必须支付巨额战败赔款，以及被迫将国防力量维持在最小限度内。德国再度以大国的身份厕身强权之列，而且德国已然成为东欧和南欧的潜在霸主，终于确认了《洛迦诺公约》早已呈现出来的迹象。那些都是德国修正主义所获致的决定性成就，而且一切都还完成于魏玛共和时代。可是，它们随即却由一个完全改头换面的德国来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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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直到1932年为止都还不断处于内耗的阶段，其内部早就已经坍塌（这是即将在下一章探讨的主题）。此时在内政方面所着眼的事项，已不再是应该如何延续魏玛共和国的命脉，反而是它的继承权。魏玛共和国在1932年临去秋波、做出重大成就没有多久之后，其继承权就在1933年落入希特勒手中。结果如今已重新恢复昔日强权地位，并且至少已在中欧东部地区跃升为准霸主的那个德国，就是希特勒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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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第七章 兴登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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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主要是探讨凡尔赛，对魏玛着墨较少。这意味着，我们较详细地谈论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及修正主义，但对其国内政策并未多加留意。不过，正是由于内政方面的问题，才使得政权逐步从魏玛共和转移到希特勒手中。我们因而必须在此作出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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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虽然仅仅延续了十四年，却呈现出三个泾渭分明的阶段。在最初几年内，从建国直到1924年为止，共和国看似一开始就注定了覆亡的命运。接着令人惊讶地出现一段仿佛根基稳固的时期，即1925年至1929年之间“黄金的”20年代。随即相当突然地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形成一个解体过程，为希特勒的夺权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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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无须在此详述。反正从1920年至少到1923年（在某些方面还延伸到1924年），都是一个混乱至极的年代。其间重复出现了分别由右派和左派发动的政变、纯粹由右派犯下的许多起政治谋杀案，以及不断改组的内阁。那一切都上演于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而如同前一章所述，通货膨胀正是政府为了摆脱战败赔款，于是两度刻意酿成的社会灾难当中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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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内的各种戏剧化事件通常未曾带来划时代的影响，所以我无意对此详加说明，而只是局限于强调两个连续发生，并且在我看来产生了决定性意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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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事实是：魏玛共和国当时总共只受到三个政党支持。而那三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在1917年是旧帝国国会的多数派，而后于1919年的国民议会中握有四分之三席次，共同组成了所谓的“魏玛联盟”。只有那三个政党投票赞成魏玛共和国宪法。只有他们同意用共和国来取代德国人习以为常的君主政体。但即便在那三个党里面，也有许多人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了共和政体，而非真心希望如此。魏玛共和国因而被称作“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那个国家固然并非完全没有共和党人，但它可以说只是站立在一条腿上面。唯独立场中央偏左的人士对它表示赞同。更左倾的共产党则打算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共和国。就右派来说，他们在国民议会的席次虽然看似不多，真正的实力却远甚于此，而且一心只想让他们的皇帝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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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联盟在1920年首度举行的国会大选中，即已丧失自己之前在国民议会所享有的多数。那是一场压倒性的挫败：社会民主党几乎损失了一半的席次，其他两个中产阶级政党也失去许多议席；右派则恢复元气，变得和往常一般强大。这就意味着，在随后的整个时期一直都没有出现过稳定的政府。时而是由中间派的中产阶级组成少数党政府，有时更由社会民主党和右派自由主义政党设法共组大联盟政府，但那些内阁都很快就垮台了。从1922年底到1923年8月，甚至还一度出现过一个由所谓“专业部长”组成的右派政府。然而，那些内阁都是急就章拼凑而成，寿命皆非常短暂。这第一个事实使得魏玛共和国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看似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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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事实却没有那么明显。它所涉及的对象是社会民主党，亦即真正领导了魏玛联盟与魏玛共和国的政党，而且该党是唯一别无退路的党派。从党纲来看，社会民主党始终是一个主张共和的政党；但是于内心深处（即便从未公开承认），社民党在威廉二世统治下也早已习惯了君主政体。在1918年，当一切都残破不堪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正如同其党主席埃伯特所说，愿意“跳入火坑”。埃伯特甚至在1918年11月9日当天还作出尝试，意图通过任命一位帝国摄政王来挽救君主政体。等到那个做法失败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可谓是希望以共和国的方式来延续帝制。他们愿意让一切的社会事务都维持旧面貌，于是一成不变地保留了君主政体的基础架构，并且任由旧统治阶级继续进行统治。所以我们可以表示，帝国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管理之下继续运作。如今已当上总统的埃伯特，因而向他所面对、所接收，并且从革命手中拯救出来的社会与国家，开出了非常优惠的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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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所开出的价码没有被接受。这个事实遂成为魏玛共和国自始即无法摆脱的致命伤。帝国时代的一切机构，包括军队、公务单位、司法体系、教会、大学，再加上大农业与大工业，都不断维持抗拒的态度——尽管新政府对他们未加打扰，并且愿意让他们继续保留一贯的性质、旧有的人手，以及传统的优势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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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其抗拒态度出现了程度上的差别。例如高级行政官员和政府官僚体系就勉为其难地继续尽忠职守。各部会的事务人员和政府官员仍然完成分内的工作，让自己产生用处。他们固然对新政府已不怀有之前对旧政府的那种热忱，但还是公事公办。他们在共和国早年爆发的一次右派政变期间（即1920年的“卡普政变”），甚至以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作出贡献，阻止了政变政府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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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已经是那些旧精英对共和国所能抱持的最友善态度。例如国防军曾于“卡普政变”爆发后，采取了和高级公务员不一样的做法，在合法政府与非法政府之间维持冷冰冰的中立立场。当时的军方领导人冯·塞克特将军便曾经宣布：“国防军不向国防军开枪。”后来在发生另外一次危机的时候，埃伯特总统以名义上国防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向塞克特提出一个羞辱人的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国防军到底站在哪一边？”结果埃伯特得到一个倨傲的答案：“国防军站在我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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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在各所大学和高级中学的处境最为不利。大学生和大学教授、高中老师和高中学生都顽固地反对共和、拥护帝制，充满了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而我还可以用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亲身经验对此作出证明。教会方面的立场则比较和缓一点，但是整体而言，基督教会当时右倾的程度至少与该教会今日左倾的程度不分轩轾。天主教会对共和国所持的态度也极度保留，即便天主教徒的“中央党”乃共同执政党之一。天主教会迟至1933年才达成政教协议，但协议的对象已经是希特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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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界的情况更加复杂。革命爆发之后不久，企业主与工会就在1919年11月签署了一项协议，即所谓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57双方形同签订和约，对工会日后在劳资协议中的角色作出规范。然而，通货膨胀再度激化了企业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利益对立。结果魏玛共和国基本上只是一个工人的共和国——而且仅仅限定于非共产党籍的工人。大多数的企业主则很快就对这个国家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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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个团体的抗拒态度，就是共和政体之所以在埃伯特总统任内（1919年至1924年之间），始终未能成为德意志国稳定政府形式的最深层原因。相形之下，埃伯特从未真正依据《魏玛宪法》由百姓直选，而只是由国民议会“临时”选出的总统一事，则只能说是表面上造成政局不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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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魏玛共和国的中期阶段（1925年至1929年之间），共和政体却突然看似得到巩固。埃伯特在1925年2月逝世以后，接着首度举行了合乎宪法规范的总统全民直接选举。在第一轮投票中，每一个政党都推出了陪榜的候选人，结果没有任何人明显胜出。到了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亦即保皇右派人士——灵机一动，将那位既老迈又出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兴登堡元帅推出为总统候选人。结果兴登堡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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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的胜利起初被共和派看成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兴登堡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元帅，彼时曾经是鲁登道夫那个极端保守人物的傀儡，而且他本人直到骨子里都是个保皇派。共和国在他上台之后又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呢？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起先凡事都继续进展得非常顺利。兴登堡总统任期的最初五年，竟然成为魏玛共和国最好的五个年头。共和政体看似终于巩固下来，而其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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