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52420
1706452421
帝国时代的旧统治阶层，虽然也是共和时期的实际统治者，却从未真正接受那个新国家；此际他们却突然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共和国。因为兴登堡是德意志帝国最受尊崇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已一度形同代理皇帝，由这位总统来掌管的共和国，在意义上自然迥异于埃伯特与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这种情绪上的转变很快便具体反映出来，以致迄今断然反对共和的国会最大右派政党——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现在愿意加入共和国的政府。
1706452422
1706452423
1925年至1928年之间除了短暂中断过一次之外，魏玛共和国的执政者已非魏玛联盟，而是一个由中央党、德意志民族党和德意志国家民族党所组成的右派联盟，他们在国会虽只是小幅领先，却享有稳定多数。共和国现在突然站立在两条腿上面。它不再只能仰赖中央偏左的政党，如今亦可由一个中央偏右的联盟完全正常地进行统治。魏玛共和国因而稳定下来。
1706452424
1706452425
更何况如同前一章所述，经济情况已于此时大获改善：通货膨胀已经在埃伯特任内的最后一年遭到遏止；货币终于也经过了改革，甚至还微幅升值；大量流入的美国贷款更带来了小规模的经济荣景。就连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有所斩获：鲁尔地区已恢复自由，此外还有了《洛迦诺公约》——此举形同针对国境西部补充签订和约，排除了法国未来的干预行动。简而言之，令人愉快的时光蓦然重返。直到1928年为止，一切看样子都可以这么持续下去。
1706452426
1706452427
接着发生了两个事件，使得共和国在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再度开始根基动摇。第一个事件是，直到1928年中都还执政的中间偏右联盟，输掉了1928年的国会大选。德意志国家民族党骤然大为衰弱，社会民主党却重新茁壮，获得自从1919年以来的最佳选举结果。此时演成的局面，使得新政府既不可能建立在魏玛联盟的基础上，也无法立基于我所称的“兴登堡联盟”。毕竟魏玛共和国仍未具备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始就拥有的东西：一个色彩鲜明的右派与左派政党体系。在此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必须退而与包括右派自由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共组“大联盟”，但如此组成的政府非常脆弱，因为各派系打从一开始就背道而驰。因而从1928年中至1930年初的“大联盟”执政时期，在政治上缺乏了稳定性，但直到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在经济方面仍然是令人愉快的时光。此为第一个事件。
1706452428
1706452429
就第二个事件而言，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为害更烈，而且它与总统本人息息相关。兴登堡在1925年当选总统的时候，已经七十七岁高龄；如今他更已年过八十，不可能一直继续当总统下去。没有人可以期待，等到兴登堡的七年任期在1932年届满之后，他还会有办法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再度参选，更遑论是做满第二个总统任期。那么接下来又该如何是好？再来就找不到第二个兴登堡了。然而，兴登堡时代初期功德圆满的妥协措施（一个性质近乎帝国，甚至连保皇右派都能够接受的共和国），其实只不过是建立在他老迈的双肩之上。
1706452430
1706452431
人们从此不得不开始思索，应该怎么样来维持这种妥协——或者是否还应该继续维持这种妥协。右派人士于是陷入不安，其中尤以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为然。该党如今已再度沦为反对党，在一个更加保守的新领导高层主导之下突发奇想，认为可以用与以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兴登堡时代：它并非巩固共和政体的时期，反而只是过渡到君主复辟的阶段。兴登堡岂不可以从德意志国的总统逐步转变成德皇的总督？说不定他还能够在恢复帝制之前担任摄政者？这是经过认真研讨的计划，在国防军领导高层甚至被讨论得非常积极。将之付诸具体行动的人，则是当时国防军内部主导了政局发展的施莱歇尔将军。
1706452432
1706452433
1929年的时候——而且是在那年年初，全球经济危机尚未爆发、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还完全平静稳定之际——施莱歇尔邀请立场相当右倾的中央党新任党魁海因里希·布吕宁，前往他位于柏林市马太教堂广场的寓所。今日我们可从布吕宁的回忆录获悉，该将军向那位政治人物透露了一些颠覆性的构想。
1706452434
1706452435
施莱歇尔表示，必须利用老总统剩余的任期来修改宪法，借此夺走国会的权力，以便终于得以重建“稳定局势”，回归到1918年10月之前未经改革的君主政体。国家元首——当天尚未言及君主——不但应该有权任命总理，而且更可违反国会的意愿让总理继续留任，这么一来就可以让国会如同在帝国时代那般，被排除于实际的政治决策之外。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反复不断地解散国会，直到各政党疲于奔命、财力枯竭，再也无意重新进行选战为止。然后，政府就可以趁着没有国会的机会，终于以政变的方式修订出一部纯粹总统制的宪法，让总统扮演昔日皇帝的角色。
1706452436
1706452437
布吕宁听得心有戚戚焉，于是向施莱歇尔问道，整个过程在他眼中究竟应当持续多长的时间。施莱歇尔回答说：“嗯，那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完成。”施莱歇尔进而利用此次机会向布吕宁透露了内情：兴登堡总统对战时那位忠诚的前线军官布吕宁颇有好感（他的机枪连直到停战当天都还奋战不懈），并且将他视为执行政变计划的总理人选。布吕宁起初仍等闲视之，因为进行这种计划的时机尚未成熟。可是，时机很快就来临了。
1706452438
1706452439
全球经济危机在1929年10月爆发。大联盟政府的灵魂人物——施特雷泽曼——不幸就在同年10月去世，以致该政府无力因应那场也在德国急剧恶化的危机。经济危机最后导致大联盟政府崩解，兴登堡则采纳施莱歇尔的建议，在1930年3月按照预定计划任命布吕宁出任总理。布吕宁依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从总统那边接获全权，得以不顾国会自行施政：宪法第四十八条给了国家元首机会，使得他可以在自由心证裁定国家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颁布紧急命令来回避国会的立法权。更何况，总统还握有解散国会权，万一国会意图撤销紧急命令的话，总统随时有权解散国会。如今布吕宁即可假托总统的名义行使上述权力，旨在建立一个过渡阶段，供隐身在兴登堡背后的小圈子完成政变计划，实现君主复辟的目标。
1706452440
1706452441
兴登堡本人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迄今仍无法断定。这位老先生不是政治家，而且他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在总统任内与战时担任最高陆军指挥之际完全一样，也只是个傀儡罢了。不过，他仍然有自己的念头，而且他一贯的想法随着他的年龄日益变得僵化。自从他在1925年向宪法宣誓以后，便信守誓言并满足于担任一个尊贵的仪式性职务；现在却连他也开始重温自己对君主的情感，并且觉得自己的使命就在于把共和国带上过渡到君主政体的回头路——但一切都必须在不致直接违反其宪法誓言的情况下，于最大可能范围内进行。
1706452442
1706452443
走上这条路的第一步，即为从20世纪20年代的议会制政府过渡到30年代早期的总统制政府，而布吕宁便是总统制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和在位最久的总理。总统制政府表面上仍然维持在宪法的框架内，以致布吕宁很讽刺地获得了“魏玛宪法的最后捍卫者”之声誉。可是，他并非宪法的捍卫者。依据布吕宁在回忆录中所作出的证言，其职责在于推动政变，而且他尽心尽力地执行这项工作。只不过他延迟了政变的进程，以便致力于另外一个计划——结果他为此被迫下台。
1706452444
1706452445
此时全球经济危机已然爆发，使得布吕宁于外交方面看见了我们已在前一章叙述过的大好机会：利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刻，通过刻意让德国经济危机急剧恶化的做法来摆脱战败赔款。布吕宁起初认为，摆脱赔款比筹划政变还要来得重要。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1930年7月解散国会，并且将举行改选的日期定在1930年9月。其间却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兴登堡“好的”年代原本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却于此次国会大选中突然跃升为第二大党。他们获得18%的选民支持、600万张选票、107个国会席次，导致德国内政舞台上骤然冒出一股新的势力，令人从此不得不正眼相看。到底是什么让国社党在倏忽之间变得如此强大？
1706452446
1706452447
有三个原因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先是在1930年成为群众政党，而后在1932年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1706452448
1706452449
第一个原因来自于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得劳动者以骇人听闻的速度陷入贫困，而且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就连雇主也不例外，因为也有许多企业破产或者难以为继。在1932年——亦即有六百万人失业的那一年——出现了一张海报，其上以表现主义风格呈现出一大群悲惨的百姓，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人群的下方仅仅写着这样的字眼：“希特勒，我们最后的希望。”此话正中要害。贫困确为事实，而希特勒乃唯一允诺克服贫困的人，那也是事实。布吕宁则甚至在当时每个人都能够暗中感受到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爱国的外交目的而刻意让贫困恶化。但布吕宁不便公开对此作出说明，而且此事在今天尚未广为人知。
1706452450
1706452451
贫穷困顿是导致百姓被成群推向希特勒的第一个原因。今日仍有人喜欢把它使用为唯一的辩解理由，来说明为何突然如此大量地出现纳粹选民。贫困固然是理由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但它绝非唯一的理由。
1706452452
1706452453
第二个原因在于骤然复苏的民族主义。它本来早已不像那些年头的经济危机一般触目可及，而且其复苏的理由也比较不容易解释。看起来甚至非常矛盾的是，贫穷与经济困境正好促成一股“民族觉醒”的氛围应运而生。但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每一个亲身经历过1930年到1933年那几个年头的观察者，都可以对此做出证明。1918年以后的民族主义情结与愤懑其实从未完全消散，同时那种感觉通过“背后捅一刀”和“十一月罪犯”58之类的用语具体表达了出来。不过，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那种情结与愤懑主要只局限于老右派，亦即“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的选民那边；到了1925年以后，由于该党也成为执政党之一，民族主义随之和缓下来。如今它却冷不防变成了几乎所有党派的共同资产，就连共产党也突然开始使用民族主义的语言。那些站在布吕宁“总统内阁”背后、或匿名或公开的保皇派自然更加如此。
1706452454
1706452455
但是这么一来，他们便步入了国社党自始即稳居上风的领域。没有人能够像纳粹那般，以如此坚定的信念来宣扬民族主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仇恨心，于是国社党在这方面比他们具有更大的信服力。没有人胆敢像纳粹那般宣称，德国人其实绝对可以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实际上已经打了胜仗，不料却因为诡计和背叛以致胜利遭到诈取。而且，没有人会如此直言不讳地表示，有朝一日务必要把失去的胜利重新夺回。后来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已经远远不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那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早已在1933年将激情消耗殆尽了。可是，德国人对1933年“民族奋起”之胜利所展现出来的欣喜若狂，其实多方面隐藏着1914年时的战争激情。至于各方势力在1933年以前所刻意挑起的那种战争激情，则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成为受益者。
1706452456
1706452457
国社党选战获胜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希特勒本人——尽管今天这会让许多人听得不高兴，但还是必须实话实说。希特勒并不会让同时代的德国人觉得反胃，他反而具有吸引力，甚至称得上是扣人心弦。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的魏玛共和国末期阶段，希特勒的政治格局远远超过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任何人物。
1706452458
1706452459
希特勒一向受到低估。其对手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刻意把他当作一个既渺小又可笑的人物来看待。然而他既不渺小，也不可笑。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伟人往往邪恶，而希特勒也不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尽管希特勒具备各种骇人听闻的特质，他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而且从他在此后十年内一再展现出来的大胆远见与灵敏直觉，便不难看出此事。就当时的政治人物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散发出希特勒那种魔法般的魅力。
1706452460
1706452461
早在1918年和1919年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就已经勾勒出类似希特勒的那么一号人物，视之为理想中的目标。斯特凡·格奥尔格当时曾经在一首诗作中表达出他的意愿，59希望新的时代将会
1706452462
1706452463
诞生唯一力足以振衰起弊之人……
1706452464
1706452465
彼将挣脱锁链、扫清残砖废瓦
1706452466
1706452467
建立秩序、鞭策迷途者重返家园
1706452468
1706452469
回归永恒法理，使伟大事物再度伟大，
[
上一页 ]
[ :1.7064524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