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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联盟在1920年首度举行的国会大选中，即已丧失自己之前在国民议会所享有的多数。那是一场压倒性的挫败：社会民主党几乎损失了一半的席次，其他两个中产阶级政党也失去许多议席；右派则恢复元气，变得和往常一般强大。这就意味着，在随后的整个时期一直都没有出现过稳定的政府。时而是由中间派的中产阶级组成少数党政府，有时更由社会民主党和右派自由主义政党设法共组大联盟政府，但那些内阁都很快就垮台了。从1922年底到1923年8月，甚至还一度出现过一个由所谓“专业部长”组成的右派政府。然而，那些内阁都是急就章拼凑而成，寿命皆非常短暂。这第一个事实使得魏玛共和国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看似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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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事实却没有那么明显。它所涉及的对象是社会民主党，亦即真正领导了魏玛联盟与魏玛共和国的政党，而且该党是唯一别无退路的党派。从党纲来看，社会民主党始终是一个主张共和的政党；但是于内心深处（即便从未公开承认），社民党在威廉二世统治下也早已习惯了君主政体。在1918年，当一切都残破不堪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正如同其党主席埃伯特所说，愿意“跳入火坑”。埃伯特甚至在1918年11月9日当天还作出尝试，意图通过任命一位帝国摄政王来挽救君主政体。等到那个做法失败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可谓是希望以共和国的方式来延续帝制。他们愿意让一切的社会事务都维持旧面貌，于是一成不变地保留了君主政体的基础架构，并且任由旧统治阶级继续进行统治。所以我们可以表示，帝国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管理之下继续运作。如今已当上总统的埃伯特，因而向他所面对、所接收，并且从革命手中拯救出来的社会与国家，开出了非常优惠的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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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所开出的价码没有被接受。这个事实遂成为魏玛共和国自始即无法摆脱的致命伤。帝国时代的一切机构，包括军队、公务单位、司法体系、教会、大学，再加上大农业与大工业，都不断维持抗拒的态度——尽管新政府对他们未加打扰，并且愿意让他们继续保留一贯的性质、旧有的人手，以及传统的优势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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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其抗拒态度出现了程度上的差别。例如高级行政官员和政府官僚体系就勉为其难地继续尽忠职守。各部会的事务人员和政府官员仍然完成分内的工作，让自己产生用处。他们固然对新政府已不怀有之前对旧政府的那种热忱，但还是公事公办。他们在共和国早年爆发的一次右派政变期间（即1920年的“卡普政变”），甚至以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作出贡献，阻止了政变政府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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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已经是那些旧精英对共和国所能抱持的最友善态度。例如国防军曾于“卡普政变”爆发后，采取了和高级公务员不一样的做法，在合法政府与非法政府之间维持冷冰冰的中立立场。当时的军方领导人冯·塞克特将军便曾经宣布：“国防军不向国防军开枪。”后来在发生另外一次危机的时候，埃伯特总统以名义上国防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向塞克特提出一个羞辱人的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国防军到底站在哪一边？”结果埃伯特得到一个倨傲的答案：“国防军站在我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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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在各所大学和高级中学的处境最为不利。大学生和大学教授、高中老师和高中学生都顽固地反对共和、拥护帝制，充满了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而我还可以用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亲身经验对此作出证明。教会方面的立场则比较和缓一点，但是整体而言，基督教会当时右倾的程度至少与该教会今日左倾的程度不分轩轾。天主教会对共和国所持的态度也极度保留，即便天主教徒的“中央党”乃共同执政党之一。天主教会迟至1933年才达成政教协议，但协议的对象已经是希特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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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界的情况更加复杂。革命爆发之后不久，企业主与工会就在1919年11月签署了一项协议，即所谓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57双方形同签订和约，对工会日后在劳资协议中的角色作出规范。然而，通货膨胀再度激化了企业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利益对立。结果魏玛共和国基本上只是一个工人的共和国——而且仅仅限定于非共产党籍的工人。大多数的企业主则很快就对这个国家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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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个团体的抗拒态度，就是共和政体之所以在埃伯特总统任内（1919年至1924年之间），始终未能成为德意志国稳定政府形式的最深层原因。相形之下，埃伯特从未真正依据《魏玛宪法》由百姓直选，而只是由国民议会“临时”选出的总统一事，则只能说是表面上造成政局不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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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魏玛共和国的中期阶段（1925年至1929年之间），共和政体却突然看似得到巩固。埃伯特在1925年2月逝世以后，接着首度举行了合乎宪法规范的总统全民直接选举。在第一轮投票中，每一个政党都推出了陪榜的候选人，结果没有任何人明显胜出。到了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亦即保皇右派人士——灵机一动，将那位既老迈又出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兴登堡元帅推出为总统候选人。结果兴登堡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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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的胜利起初被共和派看成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兴登堡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元帅，彼时曾经是鲁登道夫那个极端保守人物的傀儡，而且他本人直到骨子里都是个保皇派。共和国在他上台之后又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呢？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起先凡事都继续进展得非常顺利。兴登堡总统任期的最初五年，竟然成为魏玛共和国最好的五个年头。共和政体看似终于巩固下来，而其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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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时代的旧统治阶层，虽然也是共和时期的实际统治者，却从未真正接受那个新国家；此际他们却突然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共和国。因为兴登堡是德意志帝国最受尊崇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已一度形同代理皇帝，由这位总统来掌管的共和国，在意义上自然迥异于埃伯特与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这种情绪上的转变很快便具体反映出来，以致迄今断然反对共和的国会最大右派政党——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现在愿意加入共和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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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至1928年之间除了短暂中断过一次之外，魏玛共和国的执政者已非魏玛联盟，而是一个由中央党、德意志民族党和德意志国家民族党所组成的右派联盟，他们在国会虽只是小幅领先，却享有稳定多数。共和国现在突然站立在两条腿上面。它不再只能仰赖中央偏左的政党，如今亦可由一个中央偏右的联盟完全正常地进行统治。魏玛共和国因而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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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如同前一章所述，经济情况已于此时大获改善：通货膨胀已经在埃伯特任内的最后一年遭到遏止；货币终于也经过了改革，甚至还微幅升值；大量流入的美国贷款更带来了小规模的经济荣景。就连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有所斩获：鲁尔地区已恢复自由，此外还有了《洛迦诺公约》——此举形同针对国境西部补充签订和约，排除了法国未来的干预行动。简而言之，令人愉快的时光蓦然重返。直到1928年为止，一切看样子都可以这么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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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发生了两个事件，使得共和国在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再度开始根基动摇。第一个事件是，直到1928年中都还执政的中间偏右联盟，输掉了1928年的国会大选。德意志国家民族党骤然大为衰弱，社会民主党却重新茁壮，获得自从1919年以来的最佳选举结果。此时演成的局面，使得新政府既不可能建立在魏玛联盟的基础上，也无法立基于我所称的“兴登堡联盟”。毕竟魏玛共和国仍未具备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始就拥有的东西：一个色彩鲜明的右派与左派政党体系。在此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必须退而与包括右派自由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共组“大联盟”，但如此组成的政府非常脆弱，因为各派系打从一开始就背道而驰。因而从1928年中至1930年初的“大联盟”执政时期，在政治上缺乏了稳定性，但直到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在经济方面仍然是令人愉快的时光。此为第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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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二个事件而言，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为害更烈，而且它与总统本人息息相关。兴登堡在1925年当选总统的时候，已经七十七岁高龄；如今他更已年过八十，不可能一直继续当总统下去。没有人可以期待，等到兴登堡的七年任期在1932年届满之后，他还会有办法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再度参选，更遑论是做满第二个总统任期。那么接下来又该如何是好？再来就找不到第二个兴登堡了。然而，兴登堡时代初期功德圆满的妥协措施（一个性质近乎帝国，甚至连保皇右派都能够接受的共和国），其实只不过是建立在他老迈的双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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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此不得不开始思索，应该怎么样来维持这种妥协——或者是否还应该继续维持这种妥协。右派人士于是陷入不安，其中尤以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为然。该党如今已再度沦为反对党，在一个更加保守的新领导高层主导之下突发奇想，认为可以用与以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兴登堡时代：它并非巩固共和政体的时期，反而只是过渡到君主复辟的阶段。兴登堡岂不可以从德意志国的总统逐步转变成德皇的总督？说不定他还能够在恢复帝制之前担任摄政者？这是经过认真研讨的计划，在国防军领导高层甚至被讨论得非常积极。将之付诸具体行动的人，则是当时国防军内部主导了政局发展的施莱歇尔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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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时候——而且是在那年年初，全球经济危机尚未爆发、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还完全平静稳定之际——施莱歇尔邀请立场相当右倾的中央党新任党魁海因里希·布吕宁，前往他位于柏林市马太教堂广场的寓所。今日我们可从布吕宁的回忆录获悉，该将军向那位政治人物透露了一些颠覆性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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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尔表示，必须利用老总统剩余的任期来修改宪法，借此夺走国会的权力，以便终于得以重建“稳定局势”，回归到1918年10月之前未经改革的君主政体。国家元首——当天尚未言及君主——不但应该有权任命总理，而且更可违反国会的意愿让总理继续留任，这么一来就可以让国会如同在帝国时代那般，被排除于实际的政治决策之外。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反复不断地解散国会，直到各政党疲于奔命、财力枯竭，再也无意重新进行选战为止。然后，政府就可以趁着没有国会的机会，终于以政变的方式修订出一部纯粹总统制的宪法，让总统扮演昔日皇帝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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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宁听得心有戚戚焉，于是向施莱歇尔问道，整个过程在他眼中究竟应当持续多长的时间。施莱歇尔回答说：“嗯，那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完成。”施莱歇尔进而利用此次机会向布吕宁透露了内情：兴登堡总统对战时那位忠诚的前线军官布吕宁颇有好感（他的机枪连直到停战当天都还奋战不懈），并且将他视为执行政变计划的总理人选。布吕宁起初仍等闲视之，因为进行这种计划的时机尚未成熟。可是，时机很快就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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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在1929年10月爆发。大联盟政府的灵魂人物——施特雷泽曼——不幸就在同年10月去世，以致该政府无力因应那场也在德国急剧恶化的危机。经济危机最后导致大联盟政府崩解，兴登堡则采纳施莱歇尔的建议，在1930年3月按照预定计划任命布吕宁出任总理。布吕宁依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从总统那边接获全权，得以不顾国会自行施政：宪法第四十八条给了国家元首机会，使得他可以在自由心证裁定国家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颁布紧急命令来回避国会的立法权。更何况，总统还握有解散国会权，万一国会意图撤销紧急命令的话，总统随时有权解散国会。如今布吕宁即可假托总统的名义行使上述权力，旨在建立一个过渡阶段，供隐身在兴登堡背后的小圈子完成政变计划，实现君主复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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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本人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迄今仍无法断定。这位老先生不是政治家，而且他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在总统任内与战时担任最高陆军指挥之际完全一样，也只是个傀儡罢了。不过，他仍然有自己的念头，而且他一贯的想法随着他的年龄日益变得僵化。自从他在1925年向宪法宣誓以后，便信守誓言并满足于担任一个尊贵的仪式性职务；现在却连他也开始重温自己对君主的情感，并且觉得自己的使命就在于把共和国带上过渡到君主政体的回头路——但一切都必须在不致直接违反其宪法誓言的情况下，于最大可能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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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这条路的第一步，即为从20世纪20年代的议会制政府过渡到30年代早期的总统制政府，而布吕宁便是总统制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和在位最久的总理。总统制政府表面上仍然维持在宪法的框架内，以致布吕宁很讽刺地获得了“魏玛宪法的最后捍卫者”之声誉。可是，他并非宪法的捍卫者。依据布吕宁在回忆录中所作出的证言，其职责在于推动政变，而且他尽心尽力地执行这项工作。只不过他延迟了政变的进程，以便致力于另外一个计划——结果他为此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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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全球经济危机已然爆发，使得布吕宁于外交方面看见了我们已在前一章叙述过的大好机会：利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刻，通过刻意让德国经济危机急剧恶化的做法来摆脱战败赔款。布吕宁起初认为，摆脱赔款比筹划政变还要来得重要。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1930年7月解散国会，并且将举行改选的日期定在1930年9月。其间却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兴登堡“好的”年代原本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却于此次国会大选中突然跃升为第二大党。他们获得18%的选民支持、600万张选票、107个国会席次，导致德国内政舞台上骤然冒出一股新的势力，令人从此不得不正眼相看。到底是什么让国社党在倏忽之间变得如此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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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原因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先是在1930年成为群众政党，而后在1932年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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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来自于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得劳动者以骇人听闻的速度陷入贫困，而且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就连雇主也不例外，因为也有许多企业破产或者难以为继。在1932年——亦即有六百万人失业的那一年——出现了一张海报，其上以表现主义风格呈现出一大群悲惨的百姓，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人群的下方仅仅写着这样的字眼：“希特勒，我们最后的希望。”此话正中要害。贫困确为事实，而希特勒乃唯一允诺克服贫困的人，那也是事实。布吕宁则甚至在当时每个人都能够暗中感受到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爱国的外交目的而刻意让贫困恶化。但布吕宁不便公开对此作出说明，而且此事在今天尚未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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