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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困顿是导致百姓被成群推向希特勒的第一个原因。今日仍有人喜欢把它使用为唯一的辩解理由，来说明为何突然如此大量地出现纳粹选民。贫困固然是理由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但它绝非唯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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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在于骤然复苏的民族主义。它本来早已不像那些年头的经济危机一般触目可及，而且其复苏的理由也比较不容易解释。看起来甚至非常矛盾的是，贫穷与经济困境正好促成一股“民族觉醒”的氛围应运而生。但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每一个亲身经历过1930年到1933年那几个年头的观察者，都可以对此做出证明。1918年以后的民族主义情结与愤懑其实从未完全消散，同时那种感觉通过“背后捅一刀”和“十一月罪犯”58之类的用语具体表达了出来。不过，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那种情结与愤懑主要只局限于老右派，亦即“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的选民那边；到了1925年以后，由于该党也成为执政党之一，民族主义随之和缓下来。如今它却冷不防变成了几乎所有党派的共同资产，就连共产党也突然开始使用民族主义的语言。那些站在布吕宁“总统内阁”背后、或匿名或公开的保皇派自然更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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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么一来，他们便步入了国社党自始即稳居上风的领域。没有人能够像纳粹那般，以如此坚定的信念来宣扬民族主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仇恨心，于是国社党在这方面比他们具有更大的信服力。没有人胆敢像纳粹那般宣称，德国人其实绝对可以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实际上已经打了胜仗，不料却因为诡计和背叛以致胜利遭到诈取。而且，没有人会如此直言不讳地表示，有朝一日务必要把失去的胜利重新夺回。后来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已经远远不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那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早已在1933年将激情消耗殆尽了。可是，德国人对1933年“民族奋起”之胜利所展现出来的欣喜若狂，其实多方面隐藏着1914年时的战争激情。至于各方势力在1933年以前所刻意挑起的那种战争激情，则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成为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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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党选战获胜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希特勒本人——尽管今天这会让许多人听得不高兴，但还是必须实话实说。希特勒并不会让同时代的德国人觉得反胃，他反而具有吸引力，甚至称得上是扣人心弦。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的魏玛共和国末期阶段，希特勒的政治格局远远超过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任何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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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一向受到低估。其对手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刻意把他当作一个既渺小又可笑的人物来看待。然而他既不渺小，也不可笑。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伟人往往邪恶，而希特勒也不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尽管希特勒具备各种骇人听闻的特质，他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而且从他在此后十年内一再展现出来的大胆远见与灵敏直觉，便不难看出此事。就当时的政治人物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散发出希特勒那种魔法般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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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8年和1919年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就已经勾勒出类似希特勒的那么一号人物，视之为理想中的目标。斯特凡·格奥尔格当时曾经在一首诗作中表达出他的意愿，59希望新的时代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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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唯一力足以振衰起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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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将挣脱锁链、扫清残砖废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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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秩序、鞭策迷途者重返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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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永恒法理，使伟大事物再度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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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上位者重居上位、纪律重为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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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民族旗帜之上展现正确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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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狂风暴雨及凶神恶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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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拂晓时分率领忠诚群众赶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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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出之后耕耘新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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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战后那几年内，渴望出现一个既强硬又精明的领袖人物，来建立秩序、让百姓遵守纪律、终结政党政治、集大权于一身，并懂得如何运用那种权力。同时，那种权力应该特别运用于外交政策方面——甚至连战争也包括在内。这个愿景在1918年至1919年时即已存在，此后便从未完全沉寂下去。它在1930年时蓦然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而希特勒看似能够符合要求。希特勒确实是许多德国人梦想的化身，而原因正好来自其个人特质：他惊人的口才、他的残暴、他的坚韧、他的决心意志、他出奇制胜的能力，以及他有办法在逆境中出人不意地找到脱困之路的天分。那么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呢？——至少有许多人愿意加以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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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项因素——贫穷困顿、复苏中的民族主义和希特勒个人——凑在一起之后，使得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逐日上升为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真正强大的并非国社党本身，而是突然席卷国社党并且助长了该党气焰的群众运动）。那股政治势力从此成为德国的旧右派，也就是在兴登堡任内再度当上权贵的那批高级右派人士，不得不列入考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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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尔当时身为复辟运动的精神导师，非常清楚地看出了那个发展，于是催促布吕宁抢先希特勒一步，在希特勒的运动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完成君主政变。然而，布吕宁还拿不定主意——施莱歇尔当时称之为“拖泥带水的布吕宁”。布吕宁希望先完成自己的重大外交成就，来取消战败赔款。可是，那项工作需要花上不少时间。1931年便这么悄悄地溜走，1932年的月份也一个接一个地飞逝。一直要等到1932年7月，战败赔款才终于得以取消，但布吕宁此时已经被拉下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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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宁在下台以前，却找到了一种以半议会政体形式继续施政的可能性：他从1930年底开始，发现自己突然又可以在国会掌握多数席次。那时，社会民主党人士已经被希特勒的崛起吓得手脚发软，他们因而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此“容忍”布吕宁，也就是愿意帮助布吕宁在国会获得多数，但社民党本身并不共同执政。就布吕宁而言，即便他愿意，也不可能获准让社民党加入内阁。毕竟他是一个总统制内阁的领导人，绝对不得采用议会制的施政方式。尽管如此，布吕宁还是照单收下了社民党的“容忍”，并且笃笃定定地进行统治。他一则形同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再则直到1932年为止都能够仰赖总统的紧急命令，于是在内政方面得以不受挑战——同时布吕宁还一直希望，等到他伟大的外交成就进账之后，便能够放手进行自己真正的任务，为国内政治带来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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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施莱歇尔失去了耐心。他说服兴登堡将布吕宁免职，任命一位愿意采取较强硬内政路线的总理，以便加速完成布吕宁早就应该执行，而且已经答应执行的工作：过渡到一部新的专制宪法。那位新总理称得上是施莱歇尔发明出来的人物——他名叫弗朗茨·冯·巴本，是一个此前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来自中央党右翼的普鲁士下议院议员。巴本也是德皇威廉时代旧统治阶层的典型代表性人物，这是他不同于出身中产阶级的布吕宁之处。而巴本最重要的政治班底，就是柏林市的“大人先生”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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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总理在1932年6月，组成了一个很快就被讥为“男爵内阁”的新政府，并且宣布将推行“一种崭新的政府形式与施政方式”。巴本采取与布吕宁相反的做法，直接走上了政变路线。他先是解散国会，然后在7月底举行国会大选。结果，纳粹这回以37%的得票率跃居德国第一大党，而共产党也大有斩获。在1932年7月选出的国会中，首度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纵使各个中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一个超级大联盟，也无法获得执政所需的多数议席。如今是由不承认现有国家的两个革命政党共同居于多数——它们分别是极右派的国社党和极左派的共产党，但二者当然不可能联手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就此而言，巴本看似找到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来实现策划已久的政变：国会现在摆明已经不可能在政务上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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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立刻再度遭到解散。但不可避免的是，国会在此之前已经用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对巴本的不信任案。巴本这次解散国会的行动明显违宪。因为依据宪法的规定，国会通过倒阁不信任案之后，总理就必须辞职。可是，巴本完全不打算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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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巴本首次做出的违宪行为，因为之前已经出现过另外一个违反宪法的动作。巴本才刚刚被任命为总理，便在7月采取了所谓的“鞭打普鲁士”行动——也就是说，他罢黜了普鲁士的合法政府（而且它是继续由“魏玛联盟”执政）、动用国防军将普鲁士部长们逐出办公室，并且任命自己为中央政府在普鲁士的全权代表。这已经是一场小型政变，同时值得顺便一提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普鲁士的自主性已随之真正终结。巴本那么做的用意，就是想利用国会被解散后的空当，来执行预谋已久的大规模政变，在宪法第四十八条的协助下将民主宪法转换成君主宪法。巴本果真打算如此行事，而且兴登堡已经准备为他提供掩护。但这回却是施莱歇尔背弃了巴本。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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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本、兴登堡和施莱歇尔当初的君主革命构想，其实具有一个不算小的缺憾：他们找不到现成的皇位继承人选。把年逾古稀的前德皇威廉二世从荷兰流亡地迎接回来，那绝对做不得。德皇出奔荷兰一事，甚至使得保皇党也对他失去了敬意；让他重新登上皇位显然已不可行，即便那是兴登堡个人最希望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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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从荷兰返回德国的皇太子已是一介平民，也不再是可列入考虑的皇帝人选。61他的儿子们则都还年纪太轻，而且默默无闻。当时在德国全境或许只有一个人适合成为君主：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62假如鲁普雷希特出任巴伐利亚国王的话，他的同胞们应该会大表欢迎。但若让他当上了新任的德国皇帝，将表示君主复辟同时也意味着改朝换代。看样子那也行不通。最后被列入考虑的解决办法，就是由此际获得连任——并且是在其昔日政敌投票支持下才再度当选63——的总统出任帝国摄政，亦即先行为皇太子的子嗣摄理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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