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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坛随之引进了一个新的元素：合法的国家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的运用起初还相当具有选择性。第一批立即遭到逮捕或者必须逃避追捕的受害者，就是共产党员以及其他一些左派政治人物，特别是某些深受新统治集团憎恶的左翼记者和作家。在最初几个星期内尚未出现无所不在的恐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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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年2月28日推出的恐怖主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一个星期以后仍获当选的八十一名共产党籍议员，再也无法进入新国会。等到国会过了三个星期开议的时候，他们早已悉数进了集中营，走入地下，或者流亡海外。这使得国会大选的结果全面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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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国会选举的结果其实令政府大失所望。国家社会主义党加上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之后，才以将近52%的得票率勉强过半。69国家社会主义党本身仅仅获得了43.9%的选票，未能如愿成为绝对多数。可是，一等到共产党籍的议员消失以后，国家社会主义党便突然获得了绝对多数，甚至可与各中产阶级政党一同享有三分之二多数。这使得他们终于力足以修改宪法，让国会自废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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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会在3月23日针对废除议会制宪法进行表决的时候，这三分之二多数发挥了作用。除了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投票赞成所谓的《授权法》，使得政府有权——也就是说，以合法的方式——不经国会同意径行颁布法律，而此做法的有效期限起初为四年。这是继1933年2月28日之后的第二次政变。此时距离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在6月和7月的自行解散，以及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遭到查禁，已经为期不远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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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阶段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所有的中产阶级政党果真都不想再继续跟着玩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惬意于自己获准完全淡出政治舞台。那种态度与当时人们所称的“民族奋起”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息息相关，亦即德国从3月5日的国会大选到1933年夏天之间演变出来的情绪翻转。那是很难探究明白的事情，不过每一个曾经身历其境的人都还对之记忆犹新。情绪虽然无法加以定义、澄清和掌握，因为它飘忽不定，可谓具有“虚无缥缈”的本质——可是它却起着非常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同在1914年8月那般，1933年的情绪翻转也产生了重大意义。因为这种情绪上的剧变，真正构成了即将来临的“元首国家”之权力基础。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讲法，只能这么表示：那种普遍出现的情绪意味着，人们觉得自己得到了解脱，终于从民主中解放了出来。既然大多数的国民都不打算再享有民主，那么民主还能够有所作为吗？当时绝大多数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已得出一项结论：就让我们下台一躹躬、让我们退出政治生活、我们将不复存在。各个民主政党在1933年6月和7月时所做出的表现，与1918年11月时的德国君主们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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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奋起”孳生自两个根源，而我对此还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根源，是1933年之前的那几年内，政治不确定性所普遍导致的厌倦感。人们想要重新拨云见日，渴望恢复秩序，期盼有一位一世之雄用强硬手腕和坚决意志来登上巅峰。然而——这是该运动的第二个根源——人们可不打算看见巴本或施莱歇尔登峰造极，他们所需要的人物，并非早就被视为过气、在1918年已经垮台的旧保皇派上流阶级之代言人。人们盼望出现真正的新局面：一个没有政党的全民政权、一位众望所归的元首人物（那在他们看来就是希特勒），尤其是，德国应该再度统一力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类似1914年时的情况。德皇曾经在那一年宣示过：“我的眼中不再有任何政党，我的眼中只有德国人。”现在人们果真不想再有任何政党了，只想要有德国人。于是，当希特勒废除其他政党的时候，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选民都表示赞同，而且赞成者不光是局限于那些在3月5日投票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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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普遍的情绪，让旧中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性人物产生了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印象。例如一位曾经在魏玛共和时代末期担任部长，此际仅仅是自由左派“德意志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先生——迪特里希71——几经良心上的挣扎，还是对《授权法》投下了赞成票。迪特里希在1945年以后写道：当时他所作出的那个决定，使得其选区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一面倒地投书向他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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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看起来固然不痛不痒，却可视为1933年3月到6月之间发展过程的明显症候。尽管那个时代已经发生过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尽管已经设立了集中营，尽管官方肆行逮捕，而且尽管已经开始明显出现反犹太主义政策的迹象，百姓之间却普遍形成一种信念，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民族再度团结的时代，而且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上帝使者——那位出身民间的元首将维护纪律与秩序、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并且将德意志国带向新的而伟大的时代。正是这种情绪，才使得希特勒有办法在几乎未遭抵抗之下肃清整个政治舞台，同时创造出一个局面，使得除了他自己的班底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抗拒他的旨意或者阻挠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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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整个进程至今仍然得不到解释。其理由不外乎在于人们老是喜欢忘记，1933年年初至夏季之间确实出现了民族大团结的现象。百姓未必团结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背后，但他们团结在希特勒的背后——按照当时已经习惯对他使用的称呼，也就是团结在“元首”的背后。与此齐头并进的，还有另外一个极不寻常的发展，即所谓的“同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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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货真价实的政党之外，德国凡是还存在的一切政治性——或者非政治性——的组织，从包括工会在内的各种大型工业团体和利益团体，一直到规模最小的联合会，都设法在这几个月里面将自己“同步化”。也就是说，更换自己的领导阶层，让自己沾染国家社会主义的气息，加入那个如今已泛滥于德国的运动，并且与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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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这几个月内的入党人数暴增，许多迄今与国家社会主义保持距离的人士，现在纷纷抢着在大门关闭以前挤进党内——那些人被称作“三月阵亡者”72。接着，国社党果真关上了大门，从1933年中开始不再吸收新党员，为时长达四年之久。1937年的时候第二度短暂开放入党，结果再度大量冒出新党员，其中有许多人根本不具备国家社会主义的心态，只不过他们“实事求是”并且希望开创锦绣前程。那种态度固然令人鄙夷，却合乎人类的天性，同时它在20世纪30年代使得绝大多数德国人成为一个在政治上相当团结一致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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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谈谈夺取政权的第二个步骤。自从政治舞台遭到肃清、希特勒和他的党成为德国唯一还剩下的政治势力之后，情况看起来是何模样呢？国社党虽然已经成为唯一的政治势力，却不是唯一的一股势力。希特勒的体制并非建立在党的基础上，而是由许多个国家社会主义团体所共同构成。其中，在当时地位遥遥领先的最重要团体，就是国社党的武装组织——冲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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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队在那个年代乃真正的恐怖工具。冲锋队是最初几座集中营的设立者和管理者，而他们就在此时发展出恣意妄为的恐怖作风。冲锋队除了遵奉上级指示进行逮捕之外，同时也随意胡乱抓人，而其动机往往出自个人恩怨。因此，那个恐怖政权大肆采取的残暴措施和为数颇多的谋杀行动，有一部分脱离了希特勒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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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冲锋队之外，当时的德国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势力。它虽然不具政治色彩，却是更加实在的权力机构，那就是国防军。国防军起初赞成希特勒出任总理，而且新生代的国防军领导高层对纳粹十分友善（其主导者已非施莱歇尔，而是布隆贝格与赖歇瑙等将领73），希望将纳粹运动使用于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因而在1933年1月支持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决定。即便如此，国防军依旧为国中之国——它固然对国家社会主义党抱持善意而成为其盟友，却绝非该党的从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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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和冲锋队之间于是形成了冲突，让希特勒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冲锋队是一个群众组织，而其领导层级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尉级军官；可是冲锋队现在希望自己改头换面，变成新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军队”。突击队计划转型成为新的国防军，并且从旧国防军领导阶层那边夺走权力，其成员可部分加以吸纳，剩余部分则或许可以勒令退休。冲锋队必须被改组成庞大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新军，而这应该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做法，因为冲锋队是他自己旗下的组织之一，他本人则是“冲锋队最高元首”（即便他无法每天都亲自进行领导）。有了那支军队以后，他可以期待军方将不再只是盟友而已，而是他在政治上可以加以渗透和掌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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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选择了国防军。我认为那出自两个理由：比较次要的理由是，希特勒打从一开始就计划大规模扩军，以便在未来发动战争。无怪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在1933年2月初立即召见的第一批人士，正好就是国防军的将领。为了大肆扩军和日后发动战争，希特勒在军事上不但需要一个心甘情愿的工具，同时更需要第一流的工具。国防军正是不二的选择。冲锋队虽然拥有数百万名斗志高昂的成员，但那些人的社会地位多半不高，而且缺乏国防军所深具的军人精神和军事传统。不过，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使得希特勒在国防军与冲锋队之间的冲突中，决定站在国防军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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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耄耋的兴登堡仍然在世，但已不复享有他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所握有的那种政治权力。他如今确实已经老迈不堪，并且在1934年初的时候，退隐到位于东普鲁士诺伊德克的自家庄园静候死亡。谁将成为他的总统继任者呢？希特勒立意已决，务必要亲自成为兴登堡的继任者，并且由他本人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于一身，借此彻底完成自己的夺权行动。但这只有在国防军不出面阻挠的情况下，才会有实现的可能。希特勒因而必须设法与国防军达成协议，说服国防军同意由他来接任总统。这种协议实际上意味着，国防军将如同先前在兴登堡时代那般，直接隶属于新就任的希特勒总统之下——毕竟按照行之有年的德意志传统，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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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愿意进行对希特勒至关紧要的这笔交易，但先决条件是必须逼退冲锋队、让冲锋队取代国防军的计划成为泡影，而且希特勒从此以后不得再将突击队使用为恐怖工具。这使得希特勒的处境极为尴尬，因为有许多迹象显示，他已经让自己的战斗组织产生希望，以为可获准在兴登堡死后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第二次革命”——上述那场军事革命。希特勒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只有一条出路：诛除冲锋队的领导高层。他在1934年6月30日采取了相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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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历史甚至会让毫不同情冲锋队领导高层的人们也大起反感。希特勒与冲锋队的领导高层安排妥当，让冲锋队在1934年7月份开始休假，直到预期中的兴登堡去世时刻来临为止。在此之前，他希望在6月30日与冲锋队领导高层在巴特维西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全部的后续细节。冲锋队领导高层于是在6月29日抵达巴特维西，以便第二天早上迎接希特勒。希特勒却提前几个小时，在大批警力护卫下于夜间露面。其目的并非为了参加冲锋队的会议，反而是要将群聚在巴特维西的冲锋队头目悉数逮捕，然后运往慕尼黑（或柏林），未经起诉、侦讯、审问便就地枪决。希特勒事后对此作出的辩解是，冲锋队密谋发动政变。“罗姆政变”一词，直到今天依然像鬼魂一般地出没于德国历史书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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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罗姆政变”。罗姆——冲锋队的“参谋长”——相信，他自己在为日后的军事政变作出规划时，与希特勒完全意见一致。然而，罗姆却在睡梦中遭到制服，与手下大多数的头目一同遇害。74过了几天以后，内阁认可了1934年6月30日的事件，称之为“国家紧急防卫”。此事让人首度尝到味道，预演了1938年至1945年之间肆虐于德国的谋杀性恐怖行动和滥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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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遵守了自己与希特勒的协议。兴登堡在1934年8月2日去世以后，希特勒就在当天自立为其继任者，国防军则按照约定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承认他是军方的最高指挥官。如此一来，希特勒不但在政治舞台上，同时也在军事舞台上夺取了权力。他除了成为政治独裁者之外，也让自己成为最高军事统帅，成为一个新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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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向冲锋队领导高层展开的谋杀行动，也在德国普遍受到一般大众和旧上流阶级认同——他们即便表现得不像废除各政党的时候那般兴高采烈，这个消息仍然让他们心满意足和如释重负。冲锋队非常不受人欢迎。它在德国上流阶层眼中是一个由暴民和无赖所组成的团体，而一般中产阶级也因为冲锋队无理取闹的粗暴行为——例如干涉商业活动——而对之深感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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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批家伙现在遭到斩草除根、元首也在这方面建立了秩序、终于回复正常的状况，这些事项都受到人们欢迎。希特勒为此所采取的可怕手段则遭到容忍。同时，人们也默默容许他利用此次机会，杀害一些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其中包括前任总理施莱歇尔及其妻。如果有人打算找出一项必须由全体德意志民族共同承担责任的希特勒罪行，那么便应该在这里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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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933年3月至7月，以及1934年6月至8月的两次政治变天之后，接着出现了一段平静的时期。从1934年秋季到1938年之间是“好的”纳粹年头。在那几年内，早期的恐怖措施已经稍加收敛；各座集中营虽然继续存在，可是被释放出来者多过被关进去的人。生活看似已恢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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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那些年头内还出现了希特勒的经济奇迹：经济获得复苏，于是在1933年至1937年的四年之内，大规模失业转而成为充分就业。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借此几乎为自己争取到了全体的昔日社会民主党选民，以及大多数昔日的共产党支持者及选民，或者至少使得他们不再怀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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