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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果真可以笃笃定定地这么表示吗？德国大众在那些年头究竟于多大程度内真心拥护了希特勒，这是一个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希特勒从未在自由选举中获得过半数的选票，至于他在1933年11月、1936年初和1938年初，于历次阶段性举行的公民投票和国会选举中所获得的99%支持率，完全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时已缺乏真正的选择：人们必须前往“投票”，以免引起注意。人们必须投下自己的选票，至于他们到底是打圈还是打叉，已经无关宏旨。即便如此，凡是曾亲身经历过当时情况的人都无法不注意到，希特勒在1933年底以后——最晚从1934年底开始——已经让绝大多数德国人站在他的背后。那些人不但认可和赞同他的统治，而且对结果也表示满意。其中特别有吸引力之处，对中产阶级而言就是顺利扩充军备，以及在外交上一再成功的强硬姿态；对工人阶级而言则是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料到的经济繁荣与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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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国在此阶段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呢？它和人们往往喜欢使用的讲法不同，并非一党国家。其国家形式有异于今日的民主德国或苏联，也就是说，它不是由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来实际进行统治的国家。国家社会主义党没有中央委员会，没有中央政治局，而且希特勒从未在党内召集任何形式的委员会来共商大局。每年秋季以盛大排场在纽伦堡举行的党大会，都绝对不像一般习称的党大会——亦即党的执行委员会与基层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方案并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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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伦堡从未进行过这种类型的讨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大会，是由党员群众以及其他各种组织所从事的列队集会。此外更有“冲锋队之日”“党卫队之日”，甚至有“国家义务劳动役之日”，1934年以后还有“国防军之日”。那些组织都称得上是国中之国，都在自己的节日被聚集在一起举办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游行活动，其间只有希特勒，而且一再只有希特勒发表演说。他自己则根本不听别人讲话。国家并非由党来进行统治，而是受到希特勒统治，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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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那是因为，自从其他所有的政党都消失以后，就连国家社会主义党也不复在这个国家扮演真正重要的角色。其中相当奇特的地方是，几乎全体“省党部领导人”和“全国领袖”75——亦即最高阶党干部——的姓名今日都已经完全遭人遗忘，而且他们即便在第三帝国的时代也多半不为大众所知。第三帝国毕竟并非一党国家，它是一个元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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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在许多方面也不同于今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例如它并非名副其实的极权国家。刚好相反的是，与之前任何时代的德意志国比较起来，在希特勒的国家里面出现了更多的国中之国。一位名叫恩斯特·弗兰克尔的德国教授于流亡国外时期，写了一本标题为《双重国家》的精心之作，表示第三帝国内部至少同时存在着两个国家：一边是专制独裁、进行恐怖统治的国家，另一边则是原有的官僚国家，甚至是一个法治国家。比方说，当时如果有谁进行租约诉讼或者打离婚官司，都可以完全依据旧法典和正常的司法程序替自己争取权益——不论有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无差别。这种情形不只出现在司法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而已，其他许多部会的业务项目也不例外，事情都按照旧规矩来办理。从1934年底开始的状况更是如此，随着冲锋队恐怖行动的退潮，生活已大致恢复正常。只不过这种正常状态可能时而会遭到打断，而每当“元首”策划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时，他总是找得到合乎自己心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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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一如既往是特殊的国中之国，但此时它已经在实行普遍征兵制以后换了一个名称。76著名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在那个年代重操旧业担任军医官，他将自己的举动称作“贵族形式的移民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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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那种举动并非移民国外，而且人们对“贵族”一词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它却是一种回归自我的形式。若是在今天的话，我们或许会称之为：进入一个化外之地，进入一个特殊的国中之国，而且那里的旧传统和旧习俗将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蔚为主流。比方说，国防军直到1944年仍然不使用希特勒式的敬礼，而是按照军方的老规矩举手接触帽沿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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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缝隙之所以能够存在，绝非出自希特勒的疏忽。人们曾经把纳粹形容为一个“运动”；但说来非常奇怪的是，1933年以后真正的“运动”却是希特勒本人。希特勒以统治者身份所促成的运动，比起整个德意志国和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要来得多。他从未创造出固定的国家秩序，没有留下一部宪法，而且希特勒既未协调他所设立的诸多机构和组织，也不曾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出规范。他故意忽略上述工作的理由，正是为了要让一切都保持运动状态。因为对希特勒而言，德意志国绝对不是最终的发展。在他眼中，那并非继承过来以后就必须加以维护的对象。德意志国对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块跳板，仅仅是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建立一个新权力架构的起步点——但那个权力架构的内在形式与宪政体系仍然完全无法预测。第三帝国的内部因而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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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如何照样有办法统治这个被割裂成许多个特殊部门，而且并不集权的国度，让它继续成为一个元首国家？为何这种所谓的“专制独裁下的无政府状态”继续出现一个最高权威，同时最高权威能够随时随地如愿贯彻自己的旨意？这可以用两个字眼来回答：“宣传”与“恐怖”。那两样工具直到希特勒的纳粹帝国走上末路为止，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统治手段。正是因为它们的缘故，才使得希特勒政权截然不同于德意志国之前的各种国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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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从“恐怖”开始讲起。希特勒政权一直都设有集中营，可在未开具逮捕令、未经复核、未加起诉的情况下，任意将人送入集中营，而被关进去的人只能期待面临可怕的命运。自从冲锋队被剥夺权力以后，各集中营的管辖权即归属于希特勒创建的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党卫队。77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采取了非常聪明的做法：他没有命令国防军来枪毙冲锋队的领导高层，而国防军非常高兴能够避开那个令人不快的任务，免得弄脏了自己的双手。希特勒只是让国防军提供必需的武器和运输工具，然后动用了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小型军事化组织，而该组织——党卫队——在此之前其实只是冲锋队辖下的特种单位。党卫队如今变成了新的冲锋队，同时却又与冲锋队不尽相同。因为党卫队从来就不像冲锋队那般，只是一个主要由一般民众所构成的组织。它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国家社会主义各组织当中的贵族，而且是一个在人种方面经过特别挑选的群体——禁卫军的身高！78追溯到1800年的血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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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党卫队也具备自己的特殊功能。当初冲锋队曾经打算变成国防军，却未能如愿以偿。结果，冲锋队就在错失目标之后跌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党卫队的做法则稍稍有所不同：党卫队希望成为国家的警察，而此事获得了希特勒批准，于是可以成真。警察在希特勒上台后的最初几年内仍然归由地方政府管辖，如今它也被中央集权化，其最高单位——“国家安全总局”79——则成为国家级的机关。而党卫队很快就完全渗透了“国家安全总局”。党卫队领导高层最重要的人物进入了警察体系，被接收过来的警官们则改用党卫队的职衔。党卫队和警察融为一体，于是成为国内无所不在的一股势力，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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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党卫队还被极度地扩大。其恐怖功能被划分出去，独立运作于冲锋队同样非常受人畏惧的警察功能之外，由一些受过特别训练的单位——所谓的“骷髅头部队”——负责执行。那些单位如今取代了冲锋队，成为集中营的负责人和管理者。他们为各个集中营带来了新作风，以及比较有规律、冷酷许多的制度，使得凡事不再像过去那般难以逆料和杂乱无章。不过，那绝非比较人道的制度，反而更加严厉，有各种可怕的纪律制裁措施可供使用——从平日针对琐碎违纪行为例行实施的体罚，乃至于作为纪律制裁措施而经常任意执行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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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党卫队在1934年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相当小型的单位。它需要好几年的光阴，才得以转型成为1938年以后令人心生畏惧的权力工具和恐怖工具。其情况正类似国防军需要花上许多年的工夫，才有办法从1933年那支仍然只有十万人的小型陆军（即便人数已经偷偷增加得略多于此），变成希特勒可以拿来打仗的庞大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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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扩充军备和扩大党卫队这两项工作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来进行，从1934年到1938年之间的那个阶段因而看起来还算正常。人们在最初几年内非常熟悉的真正希特勒作风，便于此际暂时退居幕后，要等到1938年以后才日益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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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前面提到过希特勒的两个统治工具：“恐怖”与“宣传”。恐怖工作是由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负责进行。就此而言，希姆莱是希特勒的右手。宣传工作的负责机关，则是1933年3月无中生有被创造出来的“国民启蒙暨宣传部”，由戈培尔主司其职。我们也可以将戈培尔称作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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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虽然都是希特勒的手下，戈培尔却从未像纳粹时代后期的希姆莱那般，扶摇直上享有形同独立的权力地位。他始终只是一个纯粹的执行者、希特勒的干部，而且一直无法对希特勒的政策发挥影响力（纵使在内政方面也不例外），不像希姆莱有时却可如此。然而，戈培尔在希特勒的帝国内，操控了最重要的国中之国之一。因为他在希特勒的授权下，以合法方式垄断了一整个领域，即今日所称的“媒体业”——也就是一切足以左右公众意见和公众情绪的事物。当时，那主要指的是报刊、广播（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戏剧、电影，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包括了书籍发行与文学创作。戈培尔技巧十足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若是从纯粹技术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对他表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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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其实从未试图让整个德意志民族都皈依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他反而转移自己的努力方向，通过他的媒体向德国人呈现出一个健全的世界——一个在元首统治下、由国家社会主义重新创造出来的健全世界。戈培尔的电影政策在这方面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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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宣传部长虽然偶尔下令拍摄一些大型宣传影片，但是它们的数目用一只手的指头就算得出来。除此之外，整个德国制片业所推出的，都是一些轻松愉快、不怀恶意，在制作技术和艺术表现上非常优秀的娱乐电影，而且其水平与正常的院线影片并没有两样。在那些电影里面，小姑娘钓得金龟婿、爱情永远至上，大家彼此打招呼时从来不喊“希特勒万岁”——一切都让人根本感觉不到第三帝国的存在。德国电影观众可以在那些影片里面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来满足个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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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那些心甘情愿配合戈培尔进行宣传工作的人，多半都自视为反纳粹分子，而且他们在心态上确也如此。第三帝国时代的电影明星和导演们，大多数都属于当时所称的“反对派”。由于第三帝国在他们制作的电影里面受到了忽略，以致有许多人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正在进行某种形式的抵抗。然而他们并不晓得，自己其实是在完全不干坏事、未曾明显做出纳粹举动的情况下，非但完成了戈培尔所交办的工作，同时更协助他瞒天过海——让德国百姓感觉一切还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大家基本上仍旧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我们不必苛责他们，毕竟他们和其他每个人一样也必须赚钱谋生；而且，其他每一个希望靠着诚实工作在第三帝国赚钱谋生的人，也都各自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为第三帝国效劳。他们某些人却在事后自诩为反抗运动的助手，例如今日许多演员的回忆录当中便出现此种现象。但是，那种做法未免略嫌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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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的新闻政策也采用了非常类似对待电影业的方法。戈培尔没有禁止中产阶级的报纸，唯独昔日社民党和共产党的报刊才全部遭到查禁。他让中产阶级的报纸继续发行，我们甚至无法表示，戈培尔曾经设法把它们真正纳粹化。固然各编辑部门内部都派驻了一名纳粹记者，来扮演某种监视者的角色，可是他们在报社里的地位通常都微不足道。诸如《德意志通论报》《法兰克福日报》《柏林日报》之类的中产阶级报纸，大多能够保留原有的编辑小组——他们的犹太裔同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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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撰稿方式与先前一贯的笔调相同，而且他们也必须如此。第三帝国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新闻多样性。例如人们在《法兰克福日报》所读到的东西，在叙事的语气和风格上面都截然不同于《人民观察家报》。80就连《人民观察家报》的论调，也有异于那些当然同样继续发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战斗性刊物”，诸如党卫队的机关报《黑色军团》，或者是“中法兰克尼亚”省党部领导施特莱歇尔那名狂热反犹太主义者的《冲锋报》。81报纸的读者们依旧可以选择自己打算读到的东西，并且按照自己的心态来接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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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干预。在宣传部里面，每天都由一名参事（难得是由戈培尔本人）主持一场会议，各报社则派遣一名编辑（通常都不是总主笔）参加会议，并且在会中接获所谓的“语言规范”。但这种“语言规范”并不表示官方对各报社的每一个小细节都作出了规定——如前所述，他们可以，甚至应该保持自己的原有风格。然而，那种做法意味着，某些特定的新闻必须遭到扣发或者以极不醒目的方式刊出，某些特定的新闻则必须大肆张扬。在特殊情况下或者当时机紧迫之际，各家报刊仍会接获指示，应当在社论中采取何种路线（但此事不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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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无法表示新闻界完全被“同步化”了。报纸的多样性依旧存在，即便官方已经为新闻媒体定出不得逾越的上限。此做法所收到的效果是，就连不赞成国家社会主义的读者也可以用自己咽得下去的方式，来接受戈培尔和希特勒的熏陶。这种操纵舆论的措施简直称得上是天才之作。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可以操弄公众情绪，在未曾硬性灌输任何想法的情况下，针对百姓于官方眼中仍不“成熟”的地方来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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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希特勒在1934年至1938年之间确实做出了一些可以炫耀的表现，让宣传工作于那几年内进行得轻而易举。当时就连反对纳粹者也不得不承认：那个人只要想做什么，就有办法完成什么。他不但晓得自己想要什么，还能够付诸行动，并且加以实现。我们必须放手让他办事，因为他会成功。我们必须放手让他办事，因为他有办法让我们变得富裕、伟大和强盛，而且他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德国又重新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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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三项非常重大的成就。首先是恢复充分就业，这项工作也是交由一个国中之国来处理，希特勒本人并未特别进行干预。这个成就主要必须归功于亚尔玛·沙赫特，一位昔日的民主派人士——他起先担任希特勒的中央银行总裁，然后出任经济部长。沙赫特将国内经济与外面的世界严密阻隔开来，并且以不致立即造成明显通货膨胀的方式发行公债，借此促成经济繁荣。从1936年到1939年中期，出现了令人料想不到的经济复苏。在那几年里面，参与经济活动的双方——企业家与劳工——生活都过得很好，至少远远好过了陷入经济危机的那些年头，以及布吕宁推行通货紧缩政策的年代。这是不容低估的成就，因为经济状况足以决定一个时代的气候；而希特勒时代的中期阶段出现了好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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