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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这个年代做出的第二项重大成就，乃顺利扩充军备。国防军对希特勒的其他政策还抱持的各种疑虑，则随之一扫而空。我们在此同样不可低估的是：对旧国防军的军官团成员而言，扩充军备意味着大展鸿图。在如今创造出来的百万大军之中，旧国防军的尉官变成了校官、校官变成了将军、将军变成了元帅。简言之，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好，而且不光是在物质方面如此。他们每个人在职业方面再度称心如意，觉得终于可以重新发挥所长——他们正在为一个进行大规模扩充和建设的军事组织贡献心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会从事反抗活动，甚至还可以容忍一些其实令人发指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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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作为之一，就是国防军在1935年引进了“雅利安人条款”。82犹太裔的军官固然为数不多，可是有犹太裔外婆或犹太裔母亲的军官却相当多，因为军事贵族与犹太金融贵族彼此通婚的现象，在过去几个世代特别频繁。那些婚姻的不幸子嗣们如今必须离开国防军。此一措施制造出愤怒与仇恨，然而却被容忍下来，毕竟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军队已经再度变得强大壮盛，而且如同在德皇时代那般，成为一个真正的战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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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取得的第三项重大成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那同时也归功于戈培尔的销售技术，让广大公众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向全世界发起挑战，采取了截然不同于施特雷泽曼和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方式。后者虽然同样推动修正主义政策，甚至也获得了重大成就，但其作风却一直是顺应配合，以及在表面上进行和解。如今一切已成过去。希特勒把重点放在从世界手中夺取自己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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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已经首开其端。当时德国故作姿态，退出仅仅在七年前才获准加入的国际联盟——也就是说，用力在背后关上了大门。希特勒非常巧妙地运用群众心理，针对那项行动举行了他的第一次公民投票，首度获得将近百分之百的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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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在1935年公开宣布重新实行普遍征兵制，表示德国从此将在和平时期维持三十六个师的兵力——已不再是《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十万人陆军！他同时还通知全世界，德国从此已经重新拥有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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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他又做出一个特别大胆的举动，德国不但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同时也毁弃1925年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下令国防军开入非军事化的莱茵地区。这回演变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1938年以前所引发的唯一一次危机。法国一度看似将对德国的举动作出回应，准备进行动员并挥军开入莱茵地区作为反制。某些国防军的将领们自始就畏惧此事，因而设法劝阻进军莱茵地区的行动。希特勒却坚决表示法国将不会采取行动，而且他的预测正确无误。“现在我们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而其他人，例如法国人，将再也不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抗我们。”——这种自信感或许就是希特勒通过其效果十足的外交姿态，在国内政策和群众心理等方面所获致的最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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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1938年出现了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的巨大成就：他在无人提出质疑、未曾进行战斗的情况下挥军开入奥地利，然后加以合并，实现了修正主义政治人物昔日梦寐以求的目标。紧接着，又在首度出现战争危机之后，于1938年秋季的《慕尼黑协定》中，让英国和法国牺牲法国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强迫捷克将所谓的“苏台德地区”，亦即该国主要由德国人居住的边缘地带，让渡给德意志国。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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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情我们本来连想都不敢想。那个人却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成功。他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这正是德国大众经历了各种重大成就之后所产生的观感，因而便不再有人特别介意希特勒并不怎么受欢迎的其余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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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对那些其余政策作出说明。希特勒自始便毫不留情地迫害两个族群：一是共产主义者，一是犹太人。光是基于一个理由，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就应该不受欢迎，因为共产党在1932年初是一个拥有六百万选民的群众政党。我们不禁想问道：那些选民们在1933年以后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其实哪里都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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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来自中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阵营的反共产党人士，也曾经在1933年年初幸灾乐祸地期待着，至少共产党将以某种方式采取反抗希特勒的行动——各中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自己则再也无法奋力进行这种动作。他们相信，既然希特勒一直威胁要摧毁共产党，共产党绝不至于未加抵抗便束手就擒。而且，他们盼望出现暴动，或许可进而借此酿成类似内战的状态（不过，他们对内战也心生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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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类似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曾发生过。自从国会大厦失火以来，凡是尚未逃亡国外或走入地下的共党领袖人物，都已经被送入集中营；共产党的办公室则被警方搜索和占领，其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共产党实际上已经被查禁，官方却无须公开宣布此事。那个行动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从此就没有了显著的共产党抵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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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以致一贯的共产党选民和结构松散的共产党支持者（为数或许多达好几百万人），在随后几个月内多半纷纷变节。共产党继续遭到查禁一事，自然会令各个中产阶级政党完全感到满意；在某种程度内，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因为他们自己当初跟共产党有过兄弟阋墙之争。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当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社会民主党只能够在海外延续命脉的时候，留在德国的共产党员虽然历尽可怕的牺牲，却在整个希特勒时代都还是一个干部党，维持了最起码的党机关。这种过人表现令我们不得不心生敬意。但我们也必须马上接着表示，他们在整个第三帝国时代并未做出任何成绩。共产党一再组成小团体或小小团体，有时还完成了小规模的行动——主要是在邮局或电话亭放置传单。但那从未收到任何具体效果，充其量只是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大量制造出烈士罢了。整体来说，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并未损及他在操弄群众心理上所获得的成功，并没有怎么影响到大多数百姓对其政策的全盘接受，以及对其成就所产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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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太主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霍亨佐伦皇室的德意志帝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的国家，之前哈登贝格84与俾斯麦的普鲁士更绝非如此。在一般德国百姓当中顶多也只是出现“传统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并未一直受到欢迎，而且在乡间往往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犹太人在特定职业领域内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律师、医生、记者、出版商、作家），固然令某些人觉得很不是滋味，可是这种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深植人心，整体而言并无大碍。更何况，它从未成为主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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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德国百姓看待犹太人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赞成完全解放犹太人并且平等待之，其看法类似哈登贝格1811年时的用语：“同样的权利，同样的义务。”第二种方式是在“受过洗”和“未受洗”的犹太人之间，或者在“旧住民”与“新移民”之间作出区分；受过洗和世居于此的犹太人获得接受，未受洗和新移入的犹太人则遭到排斥。最后还有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巴不得让所有的犹太人，或者至少让未受洗和新移入的犹太人成为权利受限的次等公民。热烈支持最后一种方式的人，甚至打算将全体犹太人纳入《外国人法》的管辖范围。即便如此，在广大的德国百姓当中并没有任何路线主张犹太人必须遭到灭绝，就连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也不例外。被希特勒不断透露出来，最后更以如此恐怖的方式付诸实现的灭绝犹太人想法，在“前希特勒时代”的德意志国是德国人所完全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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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这个领域内采取了化零为整的做法。犹太人起先只是被逐出特定的机关与行业。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士兵以及为国捐躯者的子嗣，起初仍可在那些机关和行业内享有例外优待。然后，禁令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及到其他行业。接着，在1935年出现第一个大动作，颁布《纽伦堡法案》剥夺犹太人的政治公民权利，同时犹太人被禁止与非犹太人通婚，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则是违法行为。那是十分过分的做法，而且我们无法表示它特别受到欢迎。可是，它却被容忍下来。人们忍气吞声的理由之一就是：传统反犹太主义的最激进要求已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完成。此外，更有许多人相信，如此一来就已经达到了希特勒反犹太政策的终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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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犹太人从此妾身已明。事情固然做得非常过分，以致他们不再享有政治权利，不能够（或者只能在例外情况下）从事特定的职业，不准跟非犹太裔的德国人结婚或谈恋爱。可是，相较于希特勒所完成的各种成就，诸如充分就业、重整军备、以强硬外交政策来赢得胜利、重振民族自尊等等——人们经过这么一番比较之后便可以将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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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就的态度，导致人们不断接受越来越可怕的事物，而这正称得上是德国人必须为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所负起的共同罪责。但我们还是必须替德国人缓颊一下：自从民主政治生态遭到废除以来，他们就没有任何工具可用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在政治上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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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抗拒希特勒的犹太人法案所造成的结果。如今在德国和犹太人结婚已不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户政事务所同意承办这种婚姻登记。但人们还是可以冒着受到惩罚的危险，想办法与犹太人同居共处，85并随即在开始上演真正的迫害以后，进而藏匿犹太人或者协助他们移居国外，要不然就以其他的方式私下伸出援手。不少人确实那么做了——即便不是在数以百万计的情况下，但其人数还是成千上万。然而，纵使他们有意，也已经无法采取有效方式，来对抗希特勒政府包括反犹太主义在内的各种内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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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还是继续成为一个主要标志，可用于区分谁属于元首的忠贞信仰者（那是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的德国百姓），以及谁属于人数虽然较少却仍相当可观的“反对派”。每当后者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忍不住痛骂希特勒，把他的党责备得更凶，诅咒整个第三帝国，而且相信自己仍然坚守固有的信念——可是，他们再也不敢公开表态，更何况，当然不可能有人在政治上代表他们出面来贯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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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对派”当中有许多人在后来——等到希特勒跌入地狱以后——一直喜欢自诩曾经进行过“内心流亡”，甚至进行过“抵抗”。可是我认为，我们使用这两个字眼的时候都必须非常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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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非常小的圈子里面才曾经在特定时刻出现过抵抗行动，而且那些小圈子同时也任职于政府机关，尤其是军方单位。因为除非是从政权内部下手，否则根本就无法有效进行真正的抵抗。其他类型的抵抗，例如一部分教会人士和共产党员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而采取的行动，则注定不可能得出具体结果。因为无论是教会人士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手中都缺乏一根杠杆可供使用于牵动那个“元首国家”的政策。实际上唯独一个团体在手中握有这种杠杆，那就是国防军的将领，尤其是陆军的将领。军方确曾两度密谋起事：1938年至1939年面临即将爆发的战争时，以及1943年至1944年面对迫在眉睫的败仗之际。其中只有一次采取了实际行动，即1944年7月20日由施陶芬贝格伯爵执行的暗杀行动与政变尝试。众所周知的是，那个行动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正在于此事未能得到整个军方领导阶层支持，只有少数人表示赞同。那个少数派当中难得有人逃过了希特勒政权的报复。他们固然非常值得敬佩，可是他们也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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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心流亡”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免不了也有人流亡国外，可是这种做法相当不容易，因为经济危机仍然在德国境外肆虐，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愿意接纳移民并允许他们工作。纵使“内心流亡”无疑是某些人士果真一心想做的事情，它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变得不可能。让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日后的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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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克乃昔日中央党的政治人物，一直忠于自己的信仰，可是在1933年以后苦无机会以任何方式积极参与政治。他因而回归老本行变成了土木工程师，展开一段完全不具政治性的职业生涯。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内心流亡”。吕布克承受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下降，从身份相当崇高的政界人士转而过着默默无闻的中产阶级生活，借此在内心维护对旧信念的忠诚。但那确实是一种“流亡”的方式吗？因为即便身为土木工程师，他还是必须为国家的利益效劳。例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必须协助修筑营地来安置从国外强征过来的工人，以致后来为此而饱受攻讦。我个人认为那种攻讦并不公平，毕竟他也必须靠某种方式来过活。但无论如何，跟某些来自电影界、新闻界、广播界、戏剧界，甚或文学界的“反对派”比较起来，吕布克更有资格自称为“内心流亡者”——因为那些人按照了戈培尔的意思来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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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再回头谈一下文学，因为它所受到的钳制比较少。德国文坛要人固然大多已经移民出去，但即便在第三帝国，凡是心有灵犀的人仍可明显觉察到一种文学形式的存在：其作者们属于“反对派”，而且他们努力想办法远离第三帝国。没有任何年代能够像第三帝国时期那般，如此大量地撰写和出版了缺乏时代背景的田园文艺、幼时回忆，以及描绘大自然的作品。任何阅读那些作品的人都看得出来，作者不打算当纳粹，他不想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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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作者实际上还是同流合污了，而其合作方式就是向喜欢阅读此类作品的人们呈现出来：你们在第三帝国照样可以读到这样的东西。每一个在戈培尔下面做事的人，即便他还极力自视为“反对纳粹者”，都在戈培尔的乐团里面演奏了一件小乐器。在那个乐团里面，不论是田园风情也好，还是老式的道貌岸然作风也罢——亦即一切属于“正常状态”而且不直接违逆第三帝国的事物——都必须配合演出，就好比是管弦乐团也需要有人吹奏小短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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