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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德意志的化工业大多数以原料加工为主，现在则扩展至化肥、医药和人造染料等巨大市场。到19世纪60年代，几乎是一夜之间，化工生产商巴斯夫公司“BASF”（Badische Anilin-und Soda-Fabrik）就使位于内卡河与莱茵河汇流处的路德维希港小渔村迅速变为大片工业区。这一幕也同样发生在染料生产商赫斯特公司（Hoechst AG，又名Meister Lucius & Brüning）的发迹地——美因河畔的赫斯特和以阿司匹林闻名的制药商拜耳（Bayer）的发迹地——莱茵河畔的勒沃库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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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工业革命是在自由贸易准则的基础上兴起的，这一准则随后也是19世纪70年代的主调。然而，环大西洋地带接踵而至的商业萧条气氛很快便波及全世界。1873年5月，维也纳股票交易所崩盘，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交易所也随之接连倒闭。然而，在这之前的15年左右，股票市场因大量新公司涌现而呈现着上升势头，为无数投资客、银行与投机客送去可观的财富——这场保守派预言家口中的“创业狂躁症”，现在却变成无情蔓延的灾难。股票市场已经不可阻挡地崩盘，所以自由派们也不再幻想能够凭借股市登上权力的顶峰。眼看新教价值体系和腐朽社会等级制度装点的旧普鲁士已经摇摇欲坠，保守派趁机抛出他们原教旨主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财富运转机器突然停转的沮丧导致反犹主义甚嚣尘上，失败者将一切邪恶的根源归罪于人们对金钱和股票交易的贪婪；他们认为这个新国家就是一个没有上帝庇佑的大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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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悲观主义的沉重气氛下，德国重工业又开始面临英国和比利时的强大竞争。此时，德国的应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在重压之下修改贸易政策，并且开始保护“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特定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且开始左右帝国议会、媒体和百姓的呼声。民族自由党对此种保护主义表现得最为愤慨——因为他们是重工业巨头钱袋的代言人；同时，作为自由主义运动左翼、代表出口型机器制造业利益的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也视此种保护主义是阻碍其开展同世界各国贸易的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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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和美国给德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平静带来更严重的打击。他们向德国出口的低价小麦与黑麦越来越多。美国辽阔的中西部大草原已经由铁路与港口相连，尤其是与大西洋沿岸的海港巴尔的摩相连，所以他们的生产成本非常低廉，还能借助蒸汽机船的广泛使用以低廉的成本运输谷物。受此冲击，身处德意志北部平原的众多容克地主和农场主倍感绝望，不断向保守党和政府施压。他们的遭遇得到俾斯麦充满同情的倾听，他们的农业利益终于战胜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格尔森·布莱希罗德提出的各种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俾斯麦立即意识到这正是打造一个稳固、驯服的容克地主与工业大亨之中—右派联盟的绝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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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帝国议会通过了首部保护主义性质的关税法案。这部法案顺利通过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涉嫌两次刺杀老皇帝未遂的社会民主党所引发的广泛不安。对俾斯麦来说，他欢迎新关税政策，不仅在于它改变了帝国议会的格局，从而保障了倒向自己的多数派，而且它也是增加帝国政府税收的一个途径，因为在那之前帝国总是需要依赖各邦的财政支持，尤其以普鲁士为甚。不过，他只成功了一半。因为各邦虽然名义上接受普鲁士政府的领导，却有足够的能力保障本邦的海关收入首先收入自己囊中，然后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才将剩下的交付给帝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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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德意志议会和公众争论的焦点。1887年，又一轮关税法案获得通过，保证容克地主不会破产，同时挽救俾斯麦的执政危机。不过，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不仅德意志的工业连同日益增加的城市消费者大受影响，还造成外交政策方面的危机。一直以来，沙皇俄国十分依赖德国银行的支持，以便取得其工业与基建所需要的资金，不过这种依赖这时却受德国高关税的打压，因而只能转移到唯一尚且出口德国的产品——乌克兰出产的小麦身上。俄国近30%的进口来自德国，而其近30%的出口也流向了德国。1876年，俄国政府对德国机器和铁路装备课以双倍的进口税，导致德国工业界怨声载道，对此俾斯麦马上做出回应。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俄德两国相互的攻讦日益升级，而俾斯麦碍于国内民意，认为无法继续向俄国妥协、满足俄国人要求的低关税贸易协议。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他现在是在冒险拿德国与危险的东方邻居之间的重要联盟关系作赌注。在1887年签署《再保险条约》时，他直接让柏林股票交易所的董事们知道，他们未来将俄国债券的安全评级评为一级是愚蠢的。这一举动已经在挑衅俄国，不仅羞辱了俄国，也意味着俄国人必须以更高的利率来销售他们的债券——这反而促使萌芽中的法俄同盟不断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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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保驾护航20余载后，俾斯麦的执政地位开始动摇。在外交上，他的联盟体系承受了巨大压力：孤立法国的战略已经难以维系，巴黎—圣彼得堡联盟正在形成。在国内，他的《反社会党人法》并未取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最终胜利，即便他推出的社会立法措施富有远见，也未能有效地抵挡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业化德国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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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中央党和两大自由派政党纷纷开始越来越质疑这位身居威廉大街高位的迟暮者的智慧和领导力。皇帝对俾斯麦的无条件信任不会一成不变——重组的政府即将到来。不过，早在失去权柄前，俾斯麦就已树立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时代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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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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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的新德意志对未来自己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满怀深深的未知，而德意志人也对自己的新身份充满困惑。包括法国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的新德意志范围内有4100万居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把自己称为德国人，他们仍旧满怀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自豪感，把自己称为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巴登人、萨克森人，不一而足。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居民仍以汉萨人自居，意指曾经垄断航线和商业的强大商业联盟——北德汉萨同盟在中世纪的辉煌。这些自我身份定义的潜台词能让那些使用它们的人们与一般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身份、与俾斯麦和柏林的统治划清界限。不过，就连俾斯麦和他亲手推上皇位的帝国皇帝也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鲁士人，条件允许的话，乃至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勃兰登堡人。俾斯麦偶尔会把自己唤作普鲁士国王的“勃兰登堡侯国臣民”；他偶尔也会强调他的祖先早在1416年霍亨索伦王朝从纽伦堡迁入勃兰登堡之前就在这里的旧马尔克公社占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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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主义情结不仅曾经是，而且如今也是德意志人由来已久地渴望与政治中心、与波恩或柏林、与“德国人”的身份保持差别的最实际的宪法表达形式。人们一直埋怨俾斯麦新德意志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个国家搞的是中央集权制，而联邦制只是顺便用简单的宪法语言粉饰了一下——“德意志帝国是德意志诸邦国和自由市的共同体”。普鲁士在经济、工业、财政、行政和军队等领域都占主宰地位——实际上，德意志三分之二的疆域、五分之三的人口都归普鲁士统治。先通过柏林威廉大街的普鲁士政府机构进行决策，再提交帝国各部门参阅，随后法案得以确立，政策得以推行。而且，在官方文件中，那些掌管帝国各部门的国务秘书们在地位上显然不及那些“冠以阁下头衔”的普鲁士大臣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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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这些邦被纳入俾斯麦的新德国前——它们曾经被拿破仑出于战略考虑而有意规划在欧洲地图之上——这些邦的人们也从未忘记他们的祖父们曾经可以如何自由地决定自己邦的事务、发行自己邦的钱币、规定自己邦的税收，而同时，除了远在天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外，任何人无权凌驾于本地市政府与修道院之上。科隆人民始终厌恶普鲁士自1813年拿破仑败退开始至20世纪中叶结束的占领。他们常常会在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上进行嘲讽普鲁士历史英雄人物的表演。当地的1848年革命明显带有反普鲁士的色彩，而1918年刚过当地又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莱茵分离主义，试图脱离普鲁士和柏林而独立。在曾经引入法国法律的德意志西部地区，《拿破仑法典》被沿用到1900年。而地处德意志东部的普鲁士所制定的《普鲁士邦法》——一部历史悠久、深受启蒙主义熏陶、贯彻法国大革命理念的民事法，也得以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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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的多样性还深深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面包与啤酒、服装、语言及地区法律中。除了有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普通人都只说当地方言。而那些人也只是在彼此对话时才讲官方德语；他们同下人、底层民众对话时仍要讲方言。俾斯麦，既是诗人又是伟大的议会演说家，在对易北河容克庄园里的农民讲话时依然使用低地德语，一种南德意志人听不懂的方言。南德意志下巴伐利亚的多瑙河畔的施特劳宾居民，每每踏上北德意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土地，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异国之感——他们当然不会认为有什么理由去那里。德语中还有很多使用起来千差万别的语调和成语，它们一旦被同时使用，则或被人认为滑稽可笑，或让人不知所云，或二感兼有。萨克森邦的居民拥有一门得天独厚的方言，听起来往好里说是有趣，往坏里说是粗鲁，不过他们精湛的文化和工业成就使这种方言得以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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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只是体现德意志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德国国土上的房屋建筑样式和村落布局样式也极富差异性，这可以折射出德意志农业和封建土地制度在古代的差别。德意志东部的一些地区人烟愈来愈稀少，流出的大量人口纷纷涌入大城市——以柏林为甚。在德意志南部的符腾堡，几个世纪生生不息的纺织业和金属贸易使这里的居民能在小城市里过着不错的生活，现在，那些小城大都已经发展成繁荣的工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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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无疑也是体现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因储藏和运输之不易而只能就地消费的啤酒。各式奇形怪状的面包和饼干往往能反映出历史和神话起源。传统的德意志面包卷形状被做成像女性生殖器那样，无疑象征着生育崇拜。面包品种大多以硬皮黑面包为主，小麦非常昂贵，所以白面包对中产阶级而言也是一种奢侈品。肉类也是如此：只有礼拜日才能吃到。鱼类在德意志北部成为廉价的主食，的确非常廉价，连科隆地位低下的仆人们都抱怨怎么天天吃鲑鱼。那时莱茵河还是一条从阿尔卑斯山源头奔涌而来的水清沙白的河流。在德意志南部，鲤鱼之类的鱼受到富人和穷人的欢迎，这些鱼最初都是修道院里的鱼塘养的。当时奶酪还并不是什么佳肴。因为上好的奶酪品种无法从法国或瑞典进口，本地出产的酸臭奶酪才是下层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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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是普通百姓的常见饮料，香槟、白兰地和葡萄酒则是达官贵人们的专享。葡萄酒大多为产自西部莱茵法尔茨的雷司令白葡萄酒，更受欢迎的则产自莱茵高（Rheingau）——即被英国人冠以“霍克酒”（Hock）之名的霍克海姆葡萄酒。另外还有弗朗克尼亚生产的灌在山羊睾丸形酒瓶中的席瓦娜葡萄酒，这种葡萄酒再次借用山羊睾丸形状寓意强大的性能力。出产雷司令白葡萄酒的摩泽尔位于巴登地区下萨尔河和上莱茵河之间的河谷地区。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谷和魏玛附近陡峭且怪石嶙峋的萨勒河谷也出产葡萄酒。《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香槟酒只能被命名为“塞克特酒”（Sekt）。因此，作为对法国科涅克白兰地的回应，德国白兰地酒融入了更多的本土元素：南方利用李子或樱桃酿造白兰地酒，北方则利用土豆和黑麦酿造杜松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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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人们的用餐时间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一天的活动始于日出而止于日落：因为点灯的花费太高。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每天超过10小时，每周大于50小时。与工人截然相反，上流社会在日落后除了睡觉外还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天黑后照样畅饮葡萄酒、享用晚餐是他们生活的显著特征。当时工人劳动时要携带面包、香肠和汤饮——食堂是以后才出现的事物。与工人截然相反，富人们的一天以小份鞍上早点和骑马开始，随后是“早餐”（déjeuner）——上流社会习惯用这个词表示午餐，下午五点钟在酒店与友人聊天或伴着音乐品用下午茶。正餐通常在晚上进行：晚八点之前进食被视为下等人的特征。餐桌摆满六或八道菜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餐桌上的奢靡程度成为衡量主人经济地位的标准，不论是迈森、柏林或宁芬堡生产的瓷器，还是鱼子酱、香槟、鲜鱼、鹿肉和非时令水果，都能体现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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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才出现的自来水在彼时还是奢侈品，而热水则专供富人享用。冲水厕所是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大象征，在彼时也是极其昂贵的。大多数厕所仍然臭气熏天，通常搭设在屋外的庭院处，木门上刻着心形图案（为什么要刻心形图案始终是个谜），由数个家庭共用。浴缸在古代并非没存在过，但始终被视为奢侈品。连老皇帝威廉一世想要洗个澡时，也需要让人把附近一家酒店的浴缸搬到位于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皇宫里。电力在19世纪最后几年得到大规模推广——由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的德国电气联营公司（AEG）安装的电灯早在1876年就已将帝都柏林点亮——这一切使百姓的生活更为明亮，用人更为减少，环境更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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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促进了平等主义的发展。穷人的世界和富人的世界开始逐步相互交织。自行车提高了人的速度，不过对当时的穷人来说仍属于贵重物品。火车亦是如此，车上尚设有四个等级的车厢：四等车厢售予那些搬运笨重行李的穷人，三等车厢售予拥有一般财富的中产阶层，二等车厢专售女士，一等车厢只留给富人。尽管如此，萨克森国王依旧抱怨众人的铁路出行太过于平等，因为国王和普通工人居然可以乘同一辆火车同时出发、同时到达。时间也是使众人平等的伟大之物。因为铁路和工业必须要求标准时间，过去的陈规旧律不再适合。这种统一的标准时间和价格合理的怀表的普及，意味着量度时间不再是一项特权，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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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度假也只是富人的专利。极大地借助铁路的快捷与安全，他们可以四处周游。人们可以乘火车从柏林出发北上海利根达姆，以期在波罗的海岸边优雅的新古典风景中度过周末；也可以南下前往法属里维埃拉，去到曾经令人望而却步现在变得愈发吸引城市中产阶级的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间。因为在瑞士作家约翰娜·斯比丽（Johanna Spyri）的畅销小说《海蒂》中，那个来自拉格斯温泉附近大山的天真的小女孩代表着身体和灵魂的健康。火车和电车使得城市郊区不断扩大，花园城市和到乡间别墅过周末的想法得到实现。正如汉普斯德是伦敦百姓的休闲之所一样，格林瓦尔德和万湖（Wannsee）也成为柏林百姓的休闲之所，艾本霍森（Ebenhausen）则也成为慕尼黑热爱大自然的富人们的休闲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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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前所未有地成为一件人们认真关注的事情，体育运动亦如此。在这件事情上，富人和穷人又一次表现出差别：上流社会骄傲地炫耀着他们的英伦风，他们打高尔夫球并练习骑马。学生中那些更尚武者则会学习击剑，这与其是为了健康，倒不如是为了荣耀和名声。偶尔发生的、小心翼翼上演的击剑决斗被视为一项社会地位的象征，如果决斗顺利，脸上能留下精心设计的伤疤，那就好似佩戴了一枚勋章，能够保证决斗的学子借助那层无形而强大的校友关系网快速跻身上流社会。热爱踢球的普通民众也会经常参加自行车赛和拳击赛。就连社会民主党自己也认为，工人阶级的体育活动在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体系下得到了良好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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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来看，一个单一的德国社会是不存在的。一座东普鲁士庄园，无论其小如普通骑士领一般，还是大如登霍夫家族（Dönhoffs）、多纳家族（Dohnas）和勒恩多夫家族（Lehndorffs）大地产一般，仍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模式的痕迹。但是，即便是这里，农业萧条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这里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便开始遭受来自乌克兰肥沃黑土地、阿根廷绿色牧场和美国中西部广大平原的竞争冲击。柏林，与之泾渭分明，已然成为一个拥有近百万居民的不断发展的大都市。旧建筑轰然倒塌，新建筑拔地而起；凭借快捷的运输网，一个个村庄被连接起来，逐渐形成一个个新工业中心。柏林不仅容纳了旧普鲁士的权力精英，也容纳了新式银行、现代化大众媒体、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和政党。在德国西部，鲁尔区的工业迅猛发展。在德国南部，因为缺乏煤矿和钢铁工厂，另一种工业化发展模式被推广，以脑力和精细工艺为基础的传统手工业，被改造成以纺织业和冶金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总而言之，德国是个多方面的社会，而且这些方面都在不停地发展。前往北美的移民潮趋势不见减弱：事实上，1870年战争爆发后，移民数量达到新高。在随后的20年里，每年约有10万青年男女离开德国的家园，去新大陆谋求更好的生活。大多数移民北美的亲人们会热情洋溢地把刚刚结束南北内战、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度。这股移民热潮持续到1893年北美爆发经济大萧条为止，因为那时美国铁路圈地运动已经结束，德国经济前景更加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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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人口迁移的人数要比移民国外的人数多得多。国内人口不断从东部涌向西部，从上和下西里西亚及波兹南省、从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涌向柏林等大城市。国内人口的不断增加不仅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为工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皇帝的臣民人数以每年大于1%的速度增加，从1871年的4100万人增加至1913年的6800万人。这种人口爆发式增长直到1906—1907年工业不景气时期才趋于平稳。历史数据表明，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除俄国外，德国是欧洲诸国中人口最年轻的国家。而法国人口与之大相径庭，在经历拿破仑战争的血雨腥风之后便一直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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