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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充满年轻的活力和创业的精神，但也缺少经验，这些社会现象体现为德国的爆发式剧变。在城市，由于高房租以及19世纪80年代集体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家庭规模日趋缩小。在农村，农民们仍然想要很多小孩，但是土地却无法养活这么多孩子，因为土地能带来的收入比城市工业提供的报酬微薄。因此，人口从东部向西部的迁移便是一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柏林、鲁尔、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纽伦堡、汉堡和不来梅聚集的频繁运动。城市很快拆掉它们的古城墙，并且建设起一系列鳞次栉比的工业区和住宅区，公共交通不断合并掉周边的村庄，同时鼓励工业建厂吸纳附近的劳动力。在不断扩张的城市旁边，原本地位低贱的农民的儿子趁机卖掉为未来城郊建筑用地做准备的贫瘠田地，而终于盼到大发横财的出头之日，在一夜之间暴发为百万富翁。人口的增长、高涨的生活水平、科技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动力一起创造了经济史学家所说的“内部拉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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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有事、所有人都在发展，所以阶级的藩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地理上的人口迁移带来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大多情况是下层百姓在向上层流动。只有那些依靠马匹和公路做买卖的人群在往下层流动，因为这些行当已经被铁路物流所取代。许多鞋匠和裁缝逐渐被社会所淘汰，因为现代制造业日渐占据主导，而缝纫机也代替了技工的操作。今天的德国，施奈德（裁缝）、舒马赫（鞋匠）、穆勒（磨坊工）和施密特（铁匠）都是最常见的姓氏，这就足以证明在工业革命前这些行当曾经有多么兴盛。不过，一些上升渠道被关闭，就会有另一些上升渠道被打开，而这要归功于综合大学和技术学院带来的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的迅速推进。另外，德国还有很多机构向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提供工艺或会计方面的职业培训。比起大多数欧洲国家，德国拥有更多教育机会来推动社会下层向社会上层的流动，而这个机会主要由国家提供。普通百姓尊重学问，遇到“博士先生”和“博士太太”——即博士的妻子时，即便那位太太未曾踏进大学的校门，他们都会对二者表现得尤为尊敬，这种尊敬激励着人们向更高的教育水平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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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和从政也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渠道，特别是人们在军队服满12年役后，便有机会在日益庞大的行政机构中谋得一份小差事——在征税所、海关和国税局或那些为规范工业社会而成立的众多官僚机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联邦德国1949年首任总理，就出生在一个普鲁士军官转业为海关官员的家庭里。少年阿登纳被送去读高中，接着在大学里学习法律，后来娶了一位贵族女子为妻，1917年刚40岁出头便出任家乡科隆的市长。这一切按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一段相当精彩的人生。阿登纳身上折射出的这种学习热情和顽强意志是德国人奋斗的典范。特奥多尔·蒙森，德国著名古典学家同时也是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着与阿登纳同样典型的上升轨迹。这个出生在北德意志村庄的男孩最终成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大师之一——同时也是批评帝国最犀利的人士。诸如此类的鲤鱼跳龙门的人士还有很多。他们无不是出身寒微但发奋苦读；念高中是第一步，上大学则是第二步，然后显赫地位便近在咫尺了。从统计方法上看，许多军队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都是贵族的论断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德国的贵族授予制使许多平民获得贵族头衔，就像许多英国高级将领和政府官员受封爵士头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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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国王于1866年吞并法兰克福，使冯·罗斯柴尔德（von Rothschild）男爵成为他的臣民，那些原本没有贵族封号的银行家乃至犹太银行家都有机会在自己姓氏前加上一个“冯”或“男爵”称谓（传统贵族出身的特殊标志），而成为新贵族。亚伯拉罕·奥本海姆（Abraham Oppenheim），这位来自科隆的犹太银行家，名望极高并且热衷行善，就此获封男爵头衔。同样，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也获得了爵位，而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帮俾斯麦增加了大量财富。19世纪末的德国和奥地利、比利时、英国一样，对功名、财富和求知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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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不得不等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让战争推翻阻碍她们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藩篱。因为直到1900年之后，中产阶级的女性——上流社会认为女性读书有失身份——才开始作为正式学生踏入大学的校门。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女性不但可以学习哲学、社会学，也可以学习医学。因为对贫苦的妇女而言，为生计而工作远比人权重要得多。男人们外出从事重体力劳动，例如到冶金厂做工，女人们则会在家附近的纺织厂里织织缝缝，而家里只留下老人照顾孩子。在手工业时代，女人们的生活大体就是记账、照料家里的孩子们以及反抗丈夫的权威。她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更多的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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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并未顾及西部、南部和萨克森居民的感受。“我们害怕大都市”，歌德借《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的主人公之口道出。他指的便是柏林。事实上，歌德一生中只去过柏林一两次，也没有喜欢上那里。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邦联的外交中枢就设在法兰克福的托恩-塔克西斯亲王（Prince of Thurn and Taxis）的巴洛克式的砂岩质王宫中。1848年革命期间的全德国民议会曾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共商国是，直到被解散、被羞辱及被贬低至历史的边缘。柏林却在近代德国历史上频频以胜利者的姿态出场，1834年就成为德意志关税联盟的首府，只因为普鲁士力主实现德意志的自由贸易，而奥地利却违反潮流，力主保护主义，终致失败。普鲁士还是德意志诸邦中经济最强的一个，表现为财政健康、金银货币稳定、税收管理完备。北德意志自由市、科隆和南德意志各省的居民并不赞同将柏林设为帝国首都，不过俾斯麦也不打算征求他们的意见。尽管他仍对各邦原来的君主们以礼相待，不过毋庸置疑，他才是真正掌握德意志大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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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不仅是新帝国的首都，还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工业中心。柏林据有哈韦尔河和施普雷河交汇之处的优越位置，区内是易北河冲击形成的大片沙质平原，同时也与奥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相隔不远。柏林还是巴黎到莫斯科、哥本哈根到米兰等国际铁路线上的重要枢纽。1848年竣工的科隆-明登铁路将德意志西部与柏林相连，几乎穿越了北德所有的主要河流，并在驶过柏林后继续向东延伸了500英里，直达位于德意志最东部的东普鲁士港口和要塞。与地处巴伐利亚南部的慕尼黑相反——那里的王室机构为留住本地古老的安宁与祥和而一直限制工业的发展——柏林的工业发展一向受到普鲁士政府的鼎力支持而显得高于一切，为的是解决就业、增加税收。这里存在一种奋斗意识，即普鲁士这么一个只剩泥沙而无其他资源的国家，政府能做的便是鼓励工业发展，创建夏洛腾堡工业大学，为工业提供先进技术，从英国的兰开夏和伯明翰引进技术，从伦敦引进资金。遭受路易十四宗教迫害而流亡德意志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奠定了新教的劳作精神，再加上本土的虔敬主义和清教主义教义，这些造就了柏林人的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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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15年起，普鲁士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规划的国都柏林显现雏形：除了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其他建筑都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几乎历代普鲁士统治者都十分痴迷于建筑，因此比起维也纳，柏林从不缺乏新鲜感——因为不断被推倒又不断被重建。柏林城的人口也从1800年的近20万人增长到1900年的近400万人，这一增长伴随着德意志东边乡村的人们来此寻找更幸福、更自由的生活的历史进程。德意志西边的人们对柏林并不感冒，但对德意志东边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俄国侵占的一部分波兰国土上的犹太人而言，柏林就意味着希望。来自东欧犹太聚集区一户犹太人家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前，就曾在柏林上过大学。世纪之交柏林最受欢迎的画家——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同样来自东边，而他已在勃兰登堡门旁建有宅邸、在万湖畔修有别墅。柏林拥有诸多大型工业公司——波尔西克（Borsig）生产铁路机车，西门子（Siemens）生产电报设备，而更晚的通用电气公司则生产电气装置，这些公司为移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时便明确指出，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而要用“铁和血”来解决。而75年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纠正了俾斯麦这一老套的说法，指出德意志的统一是通过煤和钢在经济上实现的。也正是在柏林，统一各方力量才得到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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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世纪之交，柏林当之无愧地成为集繁忙、乐观、魅力——实际上还有革命以及德意志工业于一身的中心。柏林还是德国金融服务业的中心。1866年法兰克福被普鲁士占领，普鲁士以其支持过奥地利为借口要求其支付巨额赔款，而自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兰克福再也没有恢复昔日德意志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过，彼时的法兰克福业已错失了以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制银行等大商业为特征的新型工业的发展潮流。首批诞生的这类股份制银行旨在保护股东投资铁路公司等新行业时不受各种风险的影响。这些银行中的典型有科隆的萨尔·奥本海姆财团（Sal. Oppenheim Jr. & Cie）所创立的达姆斯塔特银行（Darmstädter Bank），它不久便被迁往柏林。为了更靠近这座权力和工业的中心之城，贴现银行（Disconto Gesellschaft）、德累斯顿银行、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等一众银行纷至沓来，今日的德意志银行也是从柏林起家的。如果说柏林股票交易所是德意志的晴雨表，那么1873年成立的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则使柏林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稳固。在随后的20多年中，柏林银行业掌管着俄国人的借款、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和大量在南北美进行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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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治下的柏林与同时期英国帕默斯顿首相治下的伦敦和法国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首相治下的巴黎更为相似，而不像1919年后魏玛共和国治下的喧嚷、花哨、神经质的柏林，也不像纳粹残暴统治下的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彼时的柏林一度是欧洲大陆中央的重镇，同时也是一个夹杂着无数乡村的“大县城”，柏林人借此揶揄他们的“市郊”——一种本地社区。柏林能把波茨坦公园和宫殿的田园牧歌之美与德国一流大学的庄严之感融合在一起。柏林企业的水平与美国比也不落下风。柏林还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无论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王太子创建的国家美术馆、德皇威廉二世创立的威廉皇家科学院，还是艺术大师威廉·冯·博德（Wilhelm von Bode）创办的大型博物馆群，都是这种爱国主义的写照。在历经一代人的建设之后，即便那些最不看好德国的人士也会承认，柏林除了呈现出城市的肮脏、无情的剥削和有组织的犯罪等近代工业社会的阴暗面外，也展现出良好的艺术、工业、银行业、建筑和城市规划，完善的卫生保障、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更是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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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兰克福报》和那时的德国《金融时报》外，所有大小报纸都在柏林出版发行，每天会有两到三种报纸详尽地报道帝国议会的开会情况。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咄咄逼人而又目空一切的传媒界，它选址在柯赫大街，在腓特烈大街、威廉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构成的政府广场之南只几百米之遥，坐落在宫殿广场和巴黎广场之间，靠近勃兰登堡门。德国各大利益集团和有组织的利益团体都在柏林设立了自己的总部，主要做一些打探情报、游说、募集资金、举行集会并发行一些几乎无人理会的手册的事情。随着1873年大萧条的来临，自由贸易主义被迫让位于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利益组织也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据此主张国家必须做出干预，并将之与帝国对财政收入的紧张相提并论。这一主张不仅立足经济层面，而且涉及政党制度。通过对各类政商联盟的管理和操控，俾斯麦轻易控制着政局，这一幕幕每天都在威廉大街的首相府、巴黎广场的阿德隆酒店、滨海大酒店以及两三个高档餐厅如博尔夏特餐厅及御林广场旁的路特·韦格纳餐厅之间上演。俾斯麦式政治体制常常被描述成近乎独裁的体制，但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游说政治，这种政治模式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英国或美国相比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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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难以适应国家出现的急速变化。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因此担心柏林这种无节制的生活与政治前进节奏会让人们既得的一切面临丧失的危险。不过，更多的人感受到的只是全欧洲由工业发展、殖民扩张和生活水平高涨而激发的普遍的乐观主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对危险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以至真正地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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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完德意志帝国的兴衰历史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指出：“政治家必须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危险正游荡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但是，这还不能成为位居工业革命前列的德意志人民的主流意识，因为俾斯麦似乎还能掌控欧洲局势，国力、科技和工业实力每天还在增强。这一次，历史似乎出人意料地与德意志人民站在了一起，而任何不和谐音符则被有意地排斥在这场歌舞升平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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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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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谢幕充满了戏剧性及其本人的无力感。这一幕开始于1889年，舞台不在柏林这个政治中心，而是在上西里西亚和鲁尔的矿区。那里的15万名矿工发起了一场罢工，为的是争取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安全保障。军队的煤炭供给因此受到影响，于是俾斯麦准备派兵包围矿区，并对那里实施戒严。省长冯·贝尔勒普施（von Berlepsch）男爵对矿工们的遭遇十分同情，建议不对罢工进行镇压，初登帝位的新皇帝威廉二世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他还接见了矿工代表团，并许诺改善工人待遇——这虽是理智处理，但却是对俾斯麦本人及其所奉行的镇压、拉拢与威慑的政治策略三部曲的公然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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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帝国议会在1890年春的大选也对俾斯麦一派极为不利：他们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派席位。激烈的争论开始见诸报端、法庭和帝国议会，人们都在争论是否不再继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一方面，俾斯麦坚持保留该法；另一方面，皇帝、工业界和军队将领却都主张宽容对待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这一法令只会让社会民主党人获得更广泛的同情，因为这将促使他们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皇帝故作高尚地宣布：“我不允许任何人用我子民的血来玷污我纯洁的统治”。为逼迫皇帝就范，俾斯麦想尽办法挑起上层的哗变，抢先发动反社会民主党人的罢工，解散议会内阁。首相府甚至另行草拟了一项新的军事议案——《反社会党人法》的强化版。俾斯麦意在制造乱局以加大皇帝对自己的依赖性，不过这种手腕对凸显这位老船长的不可缺少性的作用愈来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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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他做得有些过了头。皇帝已经不再视俾斯麦为解决麻烦的人，而是制造麻烦的人，要求俾斯麦马上辞职。这位一向善于玩弄权术的老人则声称德国外交上出现重大危机，俄国将对德国宣战。不过，俾斯麦这次的博弈注定要失败，因为年轻的皇帝要比这位老首相更聪明。当柏林传出俾斯麦辞职的消息时，大多数民众感到如释重负。先帝腓特烈三世的遗孀同时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女也对俾斯麦的下台表示欢迎，认为这会是新一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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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他治下遭受了无尽的痛苦！他的影响侵蚀了整个集团——他的官吏们，乃至德国政治的生命！他使得生活在柏林完全无法忍受，除非人们愿意沦为他手中堕落的奴隶。他的党团、他的党羽和崇拜者甚至比他本人还要恶劣无数倍……要弥补这一切的破坏还需要很多年。他只在乎外面的世界，幻想着凭借一支庞大的军队德国就会强大、伟大和团结……他不知道德国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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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对俾斯麦依然更仁慈一些。他殚精竭虑建立的联盟体系虽然脆弱却得到了后人的认可，他呕心沥血维系的欧洲大陆均势最终被证明是英明的，他取得的各项外交成就令威廉二世自负的边缘政策自惭形秽，更是希特勒遗臭万年的虚无主义无法企及的。他对德国和德国人民的未来一直忧心忡忡。一天晚上，他对他的客人坦陈睡眠无法缓解他的焦虑：“我会继续梦见我白天的焦虑。而最近，我在梦中看到德意志的版图就在我眼前一片片地腐朽，继而剥落。”然而，几年后他说道：“这里的人民不懂得如何管理自我。有产者不事生产。只有那些饥肠辘辘的人群才辛勤工作，而他们早晚会毁灭我们。”俾斯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不是在于他会与时俱进，而是因为他的故步自封；在成功留住普鲁士旧政体后，他最殷切的期望便是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但是，这个期望只有借助一场由他设计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才能实现——而且机会只有一次。即便这是一场上层贵族的自救式改革，但终究也具有革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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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一旦改变自己的基础结构，是不会大张旗鼓地公之于众的。至少1890年的德国不是这样。在为德意志掌舵28年之久后，俾斯麦被他的少主威廉二世无情地解雇了。这不仅仅象征着代际的变革，而且也反映出德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革大潮中。审视德国的投资、就业人口和社会生产价值发现，工业产值已经超越农业，规模小却飞速扩张的服务业——银行、保险、教育、公共服务等正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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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继任者——列奥·冯·卡普里维首相曾任海军大臣。他像俾斯麦一样，也深知想要将德国的安全体系维持下去，前提便是永远别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同时尊崇英国为实现欧洲大陆均势的首要列强。因此，他上台后除了不再续订德俄《再保险条约》，还奉行自己笃信的戒律“少占点非洲，多一点安全”。他用英国垂涎已久的东非沿岸的桑给巴尔岛换回了易北河口湾正中间的黑尔戈兰岛——这块红色礁岩对德国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是，此举却遭到德国右翼殖民主义党派的猛烈攻击。“泛德意志同盟”因此应运而生，一举成为德国最偏激的民族主义，很快便获得财团和媒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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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里维致力改善社会公平，尝试建立容克地主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保守联盟。他与俄国达成贸易妥协的协议，这是俾斯麦向来反对并拒绝考虑的；此举导致公众——尤其是东部的容克地主阶级失去了对俄国残留的最后一丝同情心。对于由将军当上首相的卡普里维而言，这是一项重大举措，因为不管是从安全上看还是从贸易出发，向俄国及其他国家开放德国市场有利于德国工业品打开迄今尚未向德国开放的国外市场。他在帝国议会介绍这份对俄条约草案时指出：“我们不得不出口。我们要么出口劳动力，要么出口产品。我们的人口在不停地增长，如果工业不能一同增长的话，我们就活不下去。”因为卡普里维非常清楚，德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收支十几年来一直处于出超的盈利状态。他还清楚，鉴于德国所处的复杂地缘格局，国内的分歧是不能再扩大的。在抛弃《反社会党人法》后，帝国政府便努力把大大小小的贸易联合会纳入政府领导下，邀请工会代表列席劳资法庭，完善强制性社会保险的自治机制，这些都有利于团结德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治理方略上，卡普里维无疑在按俾斯麦的步伐走，因为俾斯麦深知，德国外部身处欧洲不太平的格局里，只能通过加快福利制国家的建设来维护自己内部的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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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位军人首相的各种努力并不受保守主义党团、民族主义组织和皇室的欢迎。容克地主阶级创立了“帝国地主联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0多万会员的组织。他们公然宣称要效仿社会民主党人的煽动手法，到“陛下跟前”去诉说他们的痛苦，让卡普里维滚蛋。威廉二世不得不妥协，催促卡普里维下野，并立即着手修改关税。在工业界的一片抗议声中，关税最终在1902年攀上新高。卡普里维短暂的执政（1890—1894）努力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安抚进国家政治轨道下，控制德国出口工业的扩张步伐，用妥协与缓和的外交政策代替俾斯麦的合纵连横策略。这些努力无疑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究竟工业化德国会成为维护欧洲稳定的中坚力量还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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