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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虽然在加利波利之战惨败，却在意大利和日本身上扳回一局——他们以继承德国在远东的一切特权为价码，说服日本政府向德国宣战。不过，日本参战与意大利倒戈加入协约国比起来倒是无足轻重，因为后者才打破了双方在欧洲的平衡。在双方开战时，德奥意三国同盟一向是令地中海大国——英法头疼的事，与利诱日本如出一辙，英法同样向意大利许诺以亚得里亚海诸岛和奥匈帝国南部省份为回报。最重要的是，一连串的胜利尽在掌握之中，没有任何疑问。在意大利加入对德奥作战后，奥地利人不得不进行两线防御作战，并且在德军大量支援之下才能勉强支撑。1916年6月，俄军向奥匈帝国的勃鲁西洛夫发起攻势，奥匈帝国约有40万人被俘，这直接促成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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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早春，大战双方在经历三场寒冬之后陷入对峙的僵局。俄国的二月革命使新的精英掌权，不过却犯下继续战争的致命错误。德国最高统帅部与流亡瑞士苏黎世的列宁接触，不仅承诺安全护送他和追随者们安全离开德国，还向沙皇的这位政敌支付了巨额黄金，助其颠覆终结沙皇专制的临时政府，乃至实现其共产主义计划。愚蠢的德国军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是在搬石砸脚，因为等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煽动德国工人起义后，也必定煽动他们起义——这是列宁的下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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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彼得堡，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十月革命，终于把俄国带出战争的旋涡，但是此刻俄国军队已崩溃，德军可以随意突入俄国境内，而不用担心过长的补给线遭到袭击。然而，列宁考虑过，无论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中想要什么，只要等到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挖掉他们的墙脚，他们也会失去通过和约抢到的东西。所以，一旦合约签署，德国便在纸面意义上成为从德国边境延伸至俄国腹地的东欧、中欧的新主人；不过，让一盘散沙的一众小国接受德国的主宰，对德国而言无关痛痒。最关键的是，东线俄国的崩溃让德国最高统帅部得以抽出100万士兵到西线的弗兰德斯战场去巩固那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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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奥来说，如果美国不毅然加入协约国的话，战事可能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糟糕。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乃至德皇并不重视这一影响。他们仍然相信海军所吹嘘的——大部分美国运兵船会在抵达欧洲水域前被他们击沉。在美国军队有效部署之前，德国可以通过西线一场最终的压倒性进攻夺取最后的胜利，德国统帅部对此抱有信心。德国领导人们不是把来之不易的东线胜利转变成同西边协约国现实的、及时的和平，而是为达到自己战争目的不顾已经造成的牺牲、不管战争耗尽的财力，也不想战争鼓噪的宣传，继续着血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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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队初生牛犊不怕虎，营养良好且装备精良，俄国革命也在向奥匈帝国士兵和德国城市播撒着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种子。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深知，他派遣美国士兵浴血欧洲战场的理由必须体现为：为了人类的圣战、为了世界的大同。这便促成了“十四点原则”的出炉，以民主的立场对列宁的共产主义立场构成挑战。这将把协约国的战争目标约束在欧洲大陆，并期望德国人在战后能得到合理处置。但是，对筋疲力竭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而言，“十四点原则”无异于死刑宣判，因为这两个帝国的各组成部分将会按照民族自治原则成立民族国家。不管德国人怎么考虑——或者正因为德国人的缘故，协约国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列宁的革命口号和威尔逊的世界纲领已大大地改善了战争的非正义性。这场以欧洲为主战场的大战已然升格为波及全世界的大战，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已然演变成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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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战争的艰辛和苦难摧残得面目全非。从来没有哪一代德国人遭受过如此漫长的寒冷、饥饿与穷苦。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蔓延数年，无情地夺走了几十万老弱病残的性命。货币疯狂地贬值，尽管物价已被冻结；百姓购买力远远下降，尽管票面收入不断增长。钞票面值已缩水三分之二，公债仍滥发无度，而广大德国中间阶层已经购入大量国债，一旦德国战败，这些债券将沦为废纸。除了日常必需的口粮外，没有任何商品可以购买。饥饿迫使城里人拿出所有值钱的家当换取食物——尽管政府对此做出的惩罚很严厉。乡下的农民囤积一切能瞒过当局的收成。剥削和贫困加剧了社会动荡，尽管存在当局禁令，罢工和示威还是频繁地发生。城市与农村的阶级秩序已经崩溃。战争在不经意间无情地推动着妇女解放的进程，只因妇女们被征去顶替男人们做工。是非对错的评判标准已经沦丧。德国散尽了历朝历代任何一个君主都不敢夺走的大量财富与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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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初期，德国各政治团体达成“城堡和平”（Burgfrieden），宣称要努力将所有德国人民一致团结在领导人的旗帜之下，并且杜绝一切怀疑和批判的杂音。与此同时，新闻审查制和议会自我审查制也加剧了这种沉闷的政治气氛。德意志各阶层希望把军事胜利作为立宪改革的替代品，把军事成就作为民族振兴的强心剂。1916年，军事当局收紧了对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控制，随后，军队将领们便与全德工人联合会达成一项协定——“爱国支援法”。现在，军队可以征召任何人去从事军火生产，无论男女。即便是大型民办企业的企业家也必须服从军事调度。作为补偿，在公司经营管理方面，工人联合会获得极大的话语权。“工人委员会”也得以在各大企业中建立，不仅负责工人工作条件的咨询，还参与企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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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局势，德皇立即宣布德国也会像英国那样成为一个“适合英雄生活的国度”，许诺一旦战争胜利将会推行翻天覆地的宪法改革，并且破除普鲁士现行的三级选举制，因为这一选举制至今依然遵照1849年宪法的陈规，公民的选举权必须与公民交纳个税的金额挂钩。1917年7月中旬，帝国议会破天荒地严肃讨论了前线恶化的战局，尽管议会尚在休会期，议员们还是大胆地对最高统帅部做出批评，认为是海军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的鲁莽才招致美国参战的。另外，政府发行新战争债券的提案也被议会附加上条件——政府必须接受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即“不割地、不赔款”结束战争。自1909年便出任首相的贝特曼·霍尔维格现在遭到罢免，不过，中左多数派现在却发觉，他们已无力再从自己等级的阵营中选出一位让各方信服的首相来，因此，代表军方势力的最高统帅部的权力仍至高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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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国内最先垮掉，而是西线最先告急。1918年，鲁登道夫发动春季攻势，迫使协约国后撤40英里至1914年开战初的马恩河防线。但是，德军预备队严重不足，加上补给和运输工具的缺乏，导致德军必须巩固和发挥战果。即便到了1918年初夏，大量德军师团从东线回援西线，大战双方的总体力量对比还是悄然朝着不利于德奥的方向不可逆转地改变着。1918年夏秋两季，德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投入的军队比以往更多，且一度距巴黎仅40英里。但是，连连征战已使士兵们精疲力竭、饥肠辘辘、弹药耗尽而士气低落，向协约国投降的士兵因此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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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德国人尚无有效武器对付战场冒出的新式武器——坦克，坦克可以轻松突破敌方防线而自己却毫发无损。截至1918年，协约国已经拥有800多辆坦克，而德国只有区区20辆。美国人大量开赴战场更使德军武器奇缺。到9月底，大部分德军师团虽仍固守敌方腹地，不过状况已大不如前。坏消息不断从奥匈帝国前线传来，加剧了国内悲观的情绪。现在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了，因为这时德国人尚有一丝主动议和的机会，还不用被动沦为被战胜国任意宰割的战败国。现在，欧洲持久的均势与稳定更多地取决于德军能否坚守住前线，而不是协约国是否拥有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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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中左派把持的帝国议会正在组织新政府，不过，截止到现在，首相仍由一位贵族马克斯·冯·巴登亲王（Max von Baden）担任，而他毫无议会斗争经验，健康状况也十分糟糕。但是，在书面上，德国仅仅用了几周的时间，便从二元君主制国家摇身一变成为英式君主立宪制国家，同时仍旧保留有着浓厚传统的联邦主义。但是，这一切自我变革还是太少、太迟。因为西方协约国根本没有察觉到德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截至1918年10月，留给德国人讨价还价的宝贵时间早已一天天、一周周地逝去，这时驻扎在比利时边境小城斯帕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才终于指示德国政府主动停战议和，以求保住德国的谈判地位，避免德国遭受大规模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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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第八章 葬送和平的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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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德国终于与协约国签署了那项姗姗来迟的停战协定。早在10月，德国后院便爆发了舰队哗变，水兵们拒绝服从海军部出海同英军做无谓牺牲的命令——旗帜飘扬地战至最后一弹而光荣沉没。武装水兵们建立了兵工代表委员会，军规的戒律被废除。水兵们撕扯下制服上的领章便匆匆坐上火车奔向全国各地，向民众散布战争结束的消息，并宣传革命就是对过去痛苦的最好回答。仅仅过了几天，德国各大城市便迅速插上苏维埃的红旗，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激进的标语也贴满大街，人们此刻无不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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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就是人们想要的革命吗？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正如它的爆发那样，它算得上一场革命，至少这个民族遭受了许多痛苦最终发出呐喊，只因为他们丧失了对统治者的信心，且肉体上精疲力竭、精神上陷于绝望。它又算不上一场革命，因为没有人为创造一个新德国、一个新社会或一个人类新时代进行过精心的谋划。不过，它也算不上是对过去四年一切痛苦的血腥报复，而更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混乱国家的领航者们被推翻，人民的理想被动摇，民族的自尊荡然无存。战争不仅摧毁了德国人对未来的幻想，也摧毁了德国人对过去的留恋。帝国总参谋部的元帅们曾经奉劝德皇，他只有像英雄一样战死沙场才可能带来拯救霍亨索伦王朝的机会。不管这是否属实，威廉二世还是怯懦地选择踏上舒适的火车，逃到愿意向他提供避难的中立国荷兰去了。就在抵达荷兰边境时，他所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过是要满满一杯英式早茶。那场由他推波助澜的大灾难被毫不留恋地抛在脑后。他撰写的回忆录也因内容空洞而让德国历史永远地淡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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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总参谋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几百万德军从俄国、乌克兰、意大利北部、法国和比利时有序地撤回国内。帝国政府尽管握有大权，但还是失去了对国内的控制。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很乐意正式将自己的权柄——那点有名无实的权力交给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他是帝国议会社会民主党主席，是工人联合会委员，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巴登亲王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国家的命运现在已经由他掌控；艾伯特诚惶诚恐地回敬道，他已经义无反顾地为德意志牺牲掉了两个儿子，必定会竭尽所能地挽救德国。但是，在合法政府尚未按部就班建立的情况下，谁能从乱局中脱颖而出继而执掌德国权柄，现在还未有定论。因此，一场争先恐后地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的竞赛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先后发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霍亨索伦皇宫的阳台上宣布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而社会民主党领袖菲利普·谢德曼则在议会阳台上宣布“议会民主制政府”成立。李卜克内西是共产党人中的激进派，而谢德曼则是中间派工人阶级的领袖。这两种象征性的举动不仅昭示了德国各政治派别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内战的边缘。只有协约国占领的德国西部风平浪静——那里的广大中间阶层的百姓更欢迎协约国，因为敌人能建立秩序，而自己人只会带来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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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马上出面组建临时革命政府“人民委员会”。尽管它的名字的确具有革命气息，但是里面的六位委员都是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国家得以在大选正式举行前有了一个过渡政府，以便国民议会有充分时间设计新的宪法秩序。德军总参谋部已迁到卡塞尔，直接接受兴登堡总参谋长所任命的军需总监——威廉·格勒纳将军（Wilhelm Groener）的指挥，正急切地盼望一个能代表他们的民主政权；而柏林那个“人民委员会”此时也急切地需要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以平息那场由左派社民党人的革命组织——斯巴达克派（Spartacus）掀起的内战。因为斯巴达克派已经迅速地改组为德国共产党，同时他们希望将胜利建立在那些革命士兵和他们的枪杆子的基础上，建立在激烈地反对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在苏俄援助的基础上，建立在国内整体防务空虚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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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德意志由帝国转变成共和国的要素有四个，并不包括苏维埃。第一，工人联合会领袖们已被艾伯特及其军队盟友收买，因此拒绝一切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职员阶层早在战前就和工人联合会结成联盟，建立了“中央劳动委员会”——他们尽一切所能要把革命骚乱演变成争取更高工资、更好工作条件的请愿运动。这样，八小时工作制得以建立，工人委员会得到合法地位，最低工资标准也获得明文确立。不过，这些福利措施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下马上会变得苍白无力。第三，军队将领们与艾伯特的柏林“人民委员会”达成一项共存共荣的交易。艾伯特答应保障他们的权力，他们反之也承诺力保柏林要员们的安全。这一交易意味着，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没收大企业、大地产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将不会兑现，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马上获得了满足。第四，除了柏林艾伯特政权和卡塞尔格勒纳武装，西方协约国拒绝同任何其他政权开展议和。这一点起了关键性作用：协约国的胜利者们急需一个德国政权，可以无条件接受他们操纵下的巴黎和会所指定的一切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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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当局、卡塞尔最高统帅部和大企业资本家形成政权铁三角。他们想让士兵回到家里去、让企业重新步入和平年代的生产秩序上去，想进行和平谈判，还想建立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当街头革命正在柏林上演时，在1919年1月19日进行的国民议会大选中，中左派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派的德意志民主党和旧的天主教中央党以四分之三的优势获得多数。旧的民族自由党在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的领导下更名为“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保守党更名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共产党公开抵制这次大选，并认定这是资产阶级的阴谋；而边缘化的右翼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也因不满而缺席，引起民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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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柏林街头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国民议会必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小城魏玛被定为会议举办地，并不因为它同歌德（Geothe）和席勒（Schiller）的历史渊源，而因为这个坐落在图林根的小城较为安宁；并且，这儿的国家剧院足够宽敞，能容纳很多人参加的宴会，不过最关键还是这里能远离共产党的行动。实际上，在制宪会议期间，魏玛已经受到梅克尔将军（Maercker）指挥的德国自由军团（Freikorps）的警卫——那是众多由退役军人自发组成的雇佣军组织中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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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希望魏玛共和能开启民族历史的新篇章。近九成的民众并不热衷于俄国式革命；但是，近八成的民众都愿意迎接这场民主尝试，愿意向胜利者学习经验。一方面，魏玛宪法的制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另一方面，巴黎和会也正热火朝天地开展。尽管德国人努力争取由自己决定命运，但是德国的命运将不由自己决定已经板上钉钉——这直接反映在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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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在柏林和其他地方的行动被平息下去。德国共产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则在听命于政府的自由军团的一场扫荡中惨遭杀害，两人从此被神化为烈士。在慕尼黑成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在其领导人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遇刺身亡、革命分子扣留的无辜人质遇害后土崩瓦解——这些无辜人士大多数是美术学院的老教授。随后，自由军团和一群甚至佩戴卐字标的上巴伐利亚山区的民团对共产党展开了血腥报复。很多人被押上法庭，被判以重刑乃至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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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代表们熙熙攘攘地聚集在魏玛市中心张灯结彩的国家剧院里，很清楚自己即将承担的重大使命。他们想要设计一部完美无缺的宪法，不仅要吸收德意志传统里的精华，而且要结合他们中意的西式民主。德意志历史造就了氛围浓厚的官僚体系和行政机构、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议会的立法定位。历经战争与革命最终保留下来的联邦主义国家结构尽管仍无法消除普鲁士那个大邦凭借自身固有邦域和比重所造成的各邦力量对比失衡的旧格局，但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有权向地方诸邦征收直接税，而且这一权力很快通过立法被全面确定下来。工人联合会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以及政府近几个月施行的经济政策应以宪法形式加以确立。广大中间阶层的百姓则希望宪法能够保护私有财产。只要能赢到议会多数席位，社会民主党便会努力向更多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敞开大门——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让他们认为实现这一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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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复辟的问题倒没有获得多少人的关注，因为即便是由保守党转变而来的民族党人也很难提出一位像样的候选人。恰恰相反，左翼自由派人士采纳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及民族社会党党魁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建议，设置了一位“皇帝替代人”——总统，并在总统之下设置新的内阁来捍卫宪法。这些政治体制设计并非全有理可依，但却从根本上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共和国颠覆活动设置了一道必须逾越的障碍。同时，这部宪法只看到总统个人权威的优越性而忽视不足，并且幻想这么一个普选产生的政府元首可以永远制止社会主义革命。艾伯特尽管是一位立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担任着共和国总统，现在却有一种大难临头的痛苦感，因为君主制崩溃导致的传统纽带解体让他十分难过。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志从党的利益出发，强烈要求建立普选制。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可以作为抗衡议会中间阶层多数派话语权的有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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