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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了紧张的讨论：事实上成为起义群众领导者后，下一步怎么办？虽然加米涅夫在工人部会议上表了态，但要不要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号召继续“和平示威”，“这个问题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彻夜受到犹豫和动摇的煎熬”。[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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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威游行浪潮高涨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彼得堡委员会的领导人公开支持运动。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全市代表会议以及各部队和工厂的代表，共同通过一个决议：不再试图阻止群众，而要领导运动，促使政府危机的解决有利于人民；为此号召士兵和工人和平地去塔夫利达宫，选出代表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大家决定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次日继续示威，“以一种和平的有组织的示威让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会关注群众的意志”。当时在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意了这个策略转变。这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决定领导运动了。立刻起草了告工人和士兵书；为4日的《真理报》第一版准备了相应的标语，以替代下午中央委员会制止示威的声明；新决议印成传单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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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认为，“这并不是号召暴动”。但他承认，“从那个时候起，运动的直接领导权终于落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之手了，其中鼓动家方面的主力就是沃洛达尔斯基，动员卫戍部队的责任则属于军事组织”。虽然党的多数领导人认为力量对比关系还未达到能够夺权的时候，因此主张示威游行应该具有和平性质，但事实上掌握了运动进程的党内持激进立场的活动家如斯米尔加、拉齐斯、涅夫斯基、波德沃尔斯基等，以群众情绪为依据，坚持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92]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突然走到了舞台中心，“完全控制了运动，并且着手组织尽可能强大和广泛的军事支持。军事组织特别要求前线的支持，派出装甲车占领关键目标和桥梁，派出一个连的士兵占领了具有重要心理和战略意义的彼得保罗要塞”。[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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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0时30分，在塔夫利达宫前面的广场上，示威群众举行集会，选出了一些代表求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的要求：罢免10个资产阶级部长，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前线停止进攻，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厂，土地收归国有，国家监督生产。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是明确而又坚决的：拒绝群众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要求，坚持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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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和苏维埃的相持中，夜渐渐深了。局势开始发生变化，群众慢慢散去，街上和各区逐渐平静下来，天平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运动看起来趋于平息，这种情况促使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再次趋于克制，取消了自己几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和平示威的号召”，“他们否定了继续运动并拒绝领导它”。[94]为《真理报》准备的标语虽然已经排好了字，制好了版，但还是把它挖掉了。结果7月4日早上出版的《真理报》在第一版上留了一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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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失控与秩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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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7月4日，运动出人意料地重新发展起来，有了更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对运动的态度表现得十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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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一大早工人区就行动起来，普季洛夫工厂3万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妇女和孩子，凌晨3时就往塔夫利达宫去。上午11时左右开始，陆续有一些部队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达到了50万左右。人群从四面八方走向塔夫利达宫，有些队伍半路上拐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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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利达宫周围到处是人，但既不像和平示威，也不成队伍。有些武装的示威者冲进了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最新呼吁：无意识的力量希望以武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有组织的民主制度，街头运动和破坏行为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所有站在保卫革命立场上的人”都应该“等待全权的民主机构就政权危机做出决定”，即两周以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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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气氛也达到了高潮。中午12时，武装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约一万人，在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罗沙里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下，乘坐征用的拖船和客轮开进涅瓦河口。为了这次政治进军的需要，从军火库里拿出来75普特（约2.5吨）重的军火。克朗施塔得人在涅瓦河岸登陆后，列队前进到了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等待得到指示。“克朗施塔得的水兵和首都的工人受了布尔什维克普通党员鼓动家的鼓动，热烈响应号召。……但号召示威的人并不明白是要彻底推翻政府还是只以和平的方式示威。”[95]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无政府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有人号召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征用企业、银行、仓库、商店等。[96]“在‘起义者’的队伍中，根本就看不出任何计划性和自觉性，也根本谈不上对运动的限制和取消”。而苏维埃和临时政府派出了忠诚的部队：士官生、谢苗诺夫团和哥萨克。局势变得非常严峻，看不到任何防止普遍暴乱和大规模流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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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朗施塔得人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听了列宁的演讲后前往塔夫利达宫，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大街拐角处遭到政府支持者的枪击，发生了对射。随后示威游行的水兵和士兵们开始了挨户搜查。发生了抢劫，很多商店遭难，首先是酒馆、饭店和烟草店。百货商场也遭到攻击。下午，在城里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和枪击。“所有这些不仅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这一切完全不像反对资产者部长的示威，也不像主张政权归苏维埃的起义”。[97]在混乱中总共有400多人伤亡。[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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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事件亲历者指出，在“起义者”队伍中有一些挑拨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孟什维克右翼沃伊廷斯基指出：“无论如何，我有这样的印象，黑色百人团挑拨者在人群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自发的暴动。”[99]卢纳察尔斯基在给妻子的私人信件中写道：“一切都出界了。黑色百人团分子、流氓、挑衅者、无政府主义者、绝望的人们，很大程度上把示威变得盲目、混乱。……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实际上在自发性面前让步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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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时左右，罗沙里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的克朗施塔得人到了塔夫利达宫门口，要求社会主义政党的部长出来见他们。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社会革命党领袖、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去见水兵。一个魁梧的工人用最肮脏的词语咒骂切尔诺夫并给他迎面一拳，大声叫道：“给你权力，你就接着！”水兵们宣布将切尔诺夫作为人质逮捕并把他塞进停在台阶旁的一辆汽车里，以此要求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在托洛茨基出来发表讲话后，克朗施塔得人才勉强放了他。[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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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于下午6时在塔夫利达宫开会，54个工厂共派90个代表到会。代表在发言中抗议执行委员会的文告把示威者说成反革命派：“你们看看我们的标语上写些什么。……我们要求10个资本家部长滚蛋。我们信任苏维埃，但不信任苏维埃所信任的人。……我们要求立即没收土地，立即实施监督工业。我们要求解决威胁我们的饥荒问题”。“你们见到的不是什么叛乱，而是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示威。我们要求土地给农民。我们要求取消反对革命军队的命令……我们要求政权转交苏维埃”。[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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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掌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想走上冒险的道路，他们认为政权交给苏维埃意味着要宣布和平政策、与协约国决裂、与本国资产阶级决裂并限于完全孤立，局面将不可收拾。策列铁里坚持：“目前局势使得在彼得格勒环境之中不能实行任何新的办法”，所以只有“承认现存的政府……两星期之内召集一个苏维埃非常大会……在工作不受干涉的地方开会，最好是在莫斯科”。[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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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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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日彼得格勒局面明显失控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非常矛盾的。多伊彻指出：“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举动”，如游行队伍中的布尔什维克带头鼓动，组织得最好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在动乱中表现最为突出等。[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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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于事件的态度自然是最为引人关注的。七月事件开始时，列宁不在彼得格勒。他在6月27日离开彼得格勒去了芬兰的涅伊沃尔村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别墅，打算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下稍微休息几天，并为预定在7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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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首都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派马克西米利安·萨韦利耶夫去向列宁报告情况。鉴于彼得格勒形成了严重局面，而且党已经参与其中，必须立即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列宁在4日一早乘坐早间列车去彼得格勒，快到中午的时候到达了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他刚听完最近事态发展的报告，上万名武装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带领下包围了大楼并要求见列宁。列宁起先拒绝出面，但后来还是不得不向坚持己见的克朗施塔得布尔什维克让步，同意与水兵见面。但列宁显然很不情愿，在走向阳台准备向水兵讲话时，他多次对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几位领导人嚷道：“你们全都该打。”[105]列宁对克朗施塔得水兵先说了几句欢迎的话，然后表示相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终将实现，最后又呼吁克朗施塔得人克制、坚强和遵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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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一位当时聆听列宁讲话的人回忆说：对很多水兵来说，列宁要求示威游行保持和平性是很意外的，他们中的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不能理解，武装起来并渴望战斗的队伍怎能满足于成为普通的手持武器的队列呢？[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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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布党中央和列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形势的人质”、“党内局势的人质”。[107]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就如列宁对水兵们的讲话所传达的信息是模糊的一样，他对当前运动的态度也是不很明朗的。在4日回到彼得格勒以后直到5日凌晨最终决定停止示威以前，列宁的立场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108]加里宁后来回忆，列宁当时不能确定，群众上街是不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列宁不排除在事态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引入部队参加行动，但同时也要准备好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撤退。[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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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列宁十分接近的季诺维也夫在回忆录里说，对于列宁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问题在现在的这场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解决了，事情只在于选择合适的时间。在7月的日子里，整个中央都曾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列宁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当人民的愤怒浪潮高涨时，列宁的精神为之一振。在布尔什维克上层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列宁笑着对我们说，我们现在不试一试吗？但他又马上补充说，不，现在不能夺权，现在还没到时候，因为前线的士兵还不是都站在我们一边”。[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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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月事件中，列宁并不反对工人和士兵的举动，但他也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具备了夺权的基础。当时的情况是，临时政府在首都工人和士兵中还有一定的支持；苏维埃领导层依旧不愿向群众压力让步；大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外省居民还是前线士兵都不支持把政权转交苏维埃，在任何情况下“全国所有重要力量”都应该为继续战争和拯救革命共同努力。列宁注意到了这种局面，他认为外省和前线的情况具有决定性意义，但那里的情况并不乐观，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得到的支持较弱，很多士兵保持着对苏维埃领导层的信任。这种心态和这种判断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就是对当前运动的矛盾立场或犹豫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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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后几个小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知道了后来对事态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两个新事实：第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已向前线部队发出呼吁，要求恢复彼得格勒的秩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北方战线军队委员会已着手组织混合分队立即派往首都。第二，临时政府准备指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按照德国的指示组织七月起义，并以此动员卫戍部队对付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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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这样的情况，采取谨慎的政治策略显然是必要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小心从事，他们反对可能导致与温和社会主义者彻底分裂的措施，反对不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立场而夺取政权。早在3日晚上进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确信已无法制止发动的情况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接受了党应该支持群众运动并控制它的意见，但同时他们坚持，示威游行必须是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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