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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持强硬态度的彼得堡委员会部分成员对7月4日是否采取更积极行动的问题也开始趋于谨慎。同工人和士兵有联系密切的沃洛达尔斯基明确指出，这些社会群体还保持着对苏维埃的忠诚，他不想站出来支持那种不顾苏维埃领导层的意志、推翻临时政府的意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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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矛盾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已经投入了战斗。特别是党内的激进力量打算放手一搏，7月4日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领导人期待中央委员会发出信号，准备“把事情干到底”。[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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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和临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最终决定了事件的结局。7月4日晚上，政府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各团代表到总参谋部，竭力向他们证明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人的钱[113]、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暴动受到德国人策动，要求卫戍部队派出保卫临时政府的分队，恢复市内秩序，执行逮捕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各个团，卫戍部队士兵的情绪一下子改变了。7月5日凌晨1时，原先保持中立的一些卫戍部队团队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表达对苏维埃领导层和临时政府的支持。早晨6时左右，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彼得格勒的街道很快恢复了常态。到7月6日早上，工人们复工了。从前线调来的支持临时政府的部队相继开进了彼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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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4日晚上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对当前形势和党的立场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考虑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坚定态度、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仍对苏维埃寄予希望、卫戍部队还有一些部队情绪的变化、前线部队中还缺少可靠的布尔什维克核心、群众意识到“政权归苏维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及他们无意明日再继续斗争等等情况，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同意停止示威游行。[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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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凌晨2～3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这个决议立刻通知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5日早晨出版的《真理报》最后一版上刊登了一个简单声明：“示威游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我们结束示威游行。”[115]这个声明本身就是以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作出的，它也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当然，以“目的已经达到”作为结束运动的依据，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和参加运动的士兵、工人的目标是推翻临时政府，由苏维埃掌握政权；主张谨慎从事的领导人虽然认为夺权条件并不成熟，但也不排除相机行事。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这两派的目标最终都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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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被控通敌遭到逮捕；列宁因受通缉被迫转入地下；从4月以来党员人数的增长也停止了。但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这只是其夺权过程中的一个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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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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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五 走向武装夺权的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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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事件是1917年俄国革命发展过程的重要转折点，它导致了俄国国内局势根本性的变化。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党的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了现实的严峻。列宁认为：“我们还不知道俄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复到君主制，是加强资产阶级，还是使政权转入一个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是谁都不知道的。”[116]列宁在这里表达的显然是革命前景的不确定性，他提到了多种可能性，而完全没有谈到任何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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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尔什维克经历了七月事件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两个月时间，就恢复甚至加强了力量，到9月初控制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苏维埃，迅速地接近了政权。这其中的原因，一般史学论著通常都以布尔什维克在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发挥的作用来解释，但这显然不足以令人信服。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形势的变化，即右翼力量因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而受到削弱，而群众情绪因政府迟迟不能解决迫切问题而趋于激进化；二是布尔什维克抓住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领导层的弱点，及时调整了策略，修改了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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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局的左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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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事件过后，李沃夫辞去总理职务。新组成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联合内阁中有8人来自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党和孟什维克，7人来自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政党。这个产生于中派右翼的“民主专政”表示，为了“维护新的国家制度，使其免遭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危害”，不排除采取最极端措施的可能性。7月9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根据策列铁里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克伦斯基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拥有“无限权力”。苏维埃对政府的影响力明显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双重权力局面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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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务会议，希望动员全社会力量再造俄国。布尔什维克持抵制立场，未派代表参加。克伦斯基在会上呼吁实行妥协与和解，而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等军队将领则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恢复秩序。国务会议并未能起到巩固政府地位、稳定国内形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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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的加剧，不仅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倾向于实行军事专政，甚至在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中也出现了寄希望于实行更强硬的政治方针的倾向。8月20日，立宪民主党中央以多数票通过了支持建立军事专政的决定。米留可夫认为，“生活将迫使社会和人民接受关于外科手术不可避免的思想。”[117]他断言，克伦斯基将同科尔尼洛夫妥协，因为他“别无选择”。[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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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番犹豫之后，克伦斯基批准设立直属于大本营的彼得格勒军事长官职位以及向彼得格勒调动可靠的部队。8月24日，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指挥的第三骑兵军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试图控制首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随后，他要求克伦斯基交出全部军事和民事权力。于是，克伦斯基通电全国，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反叛，并解除了他的总司令职务。来自苏维埃、工会和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成立了“人民同反革命斗争委员会”，携手平息叛乱。在彼得格勒派出的宣传员的影响下，克雷莫夫部队中的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克雷莫夫无法指挥部队，开枪自杀。9月1日，科尔尼洛夫在大本营被逮捕，叛乱遭到彻底失败。当天，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五人执政内阁并亲任总司令，同时宣告俄罗斯为民主共和国。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决议案，宣布支持克伦斯基的执政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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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八月叛乱的失败，国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在总体上出现了左倾化。极右翼力量因组织和参与叛乱而受到毁灭性打击，事实上不可能再参与政治角逐。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因与军事叛乱有牵连而名声扫地，米留可夫等部分党的领导人被要求离开首都去了高加索，不少普通劳动知识分子党员因认为党的领导人支持叛乱是背叛了自由主义原则而退党。新一届临时政府把进行战争、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而在和平、土地、立宪会议等迫切问题上依然无所作为，从而使得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而这在客观上为他们的左倾化创造了条件。现在几乎是无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群众的影响力减弱，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地位下降。而布尔什维克走出了七月事件的阴影，开始对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米留可夫承认，“现在王牌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钟摆急剧地转向左边”。[119]作为一个政治家，米留可夫看到了局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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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苏维埃接管权力的决议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所接受。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列铁里等被迫辞职。稍后，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一职也改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担任。这一被称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发展到其他一些城市，使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些地方的苏维埃。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是列宁在七月事件后调整策略所取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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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修改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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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月革命以来，列宁一直把苏维埃视为夺取政权的杠杆。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虽然收回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它没有放弃争取苏维埃领导权的努力。为了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从苏维埃排挤出去，布尔什维克需要把这些民主派政党与作为反映群众意愿的组织苏维埃区分开来，需要在最迫切的问题上满足群众的直接要求，同时要修正甚至放弃自己原先的口号。分析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策略口号的变化，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在短时间内不事声张地完成了这个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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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战争造成的重负和灾难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但各种政治力量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由于美国的参战，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协约国最终将获得胜利。自由主义政党希望与盟国一起战斗到胜利，俄国工商阶层已在考虑如何享受胜利的果实；革命民主派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在持革命护国主义立场的同时，希望尽快从战争中脱身，但在怎样做到这一点上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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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自1914年8月起就提出了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并且很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够夺取政权。但怎样实现这个转变并通过这个转变来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决议对战争问题的表达是“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认为“只有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120]在6月22日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表示：我们“不同任何资本家单独媾和，首先是不同俄国资本家单独媾和。……我们不承认同德国资本家的任何单独媾和，不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也不承认同英法帝国主义的任何单独媾和”。[121]直到8月初，列宁还是坚持这一立场：赞成和平，但不承认单独媾和，也不进行谈判。支持这个立场的逻辑依据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大概当时的群众也不会很清楚。8月初结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仍然没有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主张，只是继续强调“只有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导致民主的和平”，“真正民主的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等比较空洞的说法。但是，到8月底，这种模糊性就不复存在了，布尔什维克开始采用要求立即结束战争的口号。在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权”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立即建议各交战国人民缔结普遍民主和约”。[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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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土地问题也是1917年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在人民中间，“给农民土地”这个口号是广为知晓的。农民要求在劳作于土地之上的人之间平均分配土地，而布尔什维克尽管支持农民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但不同意按农民的要求平分土地。四月代表会议决议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全国一切土地国有化，即把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国家，把土地的支配权交给地方民主机关。……党忠告农民要有组织地夺取土地，绝不容许有一点损坏财产的行为”。[123]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把平分土地写进了自己的党纲，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批评。不过，到8月，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农民的口号，接了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政权”的决议提出，要“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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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厂给工人”也是1917年风行的一个口号。对此布尔什维克的理解与无产阶级群众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剥夺资产者的财产，分配给工人集体。布尔什维克主张实现企业国有化，即将其变为国有资产，交给国家机关掌握。第六次代表大会强调要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逐步把工人监督发展为对生产进行完全的调节。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虽然仍然不认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但作出了新的表示，保证“在全国范围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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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形式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前是否定联邦制思想的，认为联邦制将会使民族差别长期存在下去。二月革命后民族关系的现实促使布尔什维克重新考虑联邦制问题，在6月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让俄罗斯成为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口号，此后他不断谈到了使俄罗斯联邦化的问题。但这主要还是原则立场的表达，不直接涉及对具体民族问题的处理。到8月，布尔什维克开始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例如，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很活跃，不过一直对它的民族性“视而不见”。但在8月22日，布尔什维克很突然地以独立党团的名义加入了乌克兰中央拉达。[126]8月31日，它公开地明确地宣布：要“真正实现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自决权，首先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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