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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口号的变化,表明它敏锐地把握住了大多数俄国人的脉搏,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紧密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个变化“对以后事态的影响甚至大于科尔尼洛夫叛乱”。[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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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夺权问题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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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联合作出决定,“召集一切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民主机关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政权组织问题,这一政权应能把国家引到立宪会议”。[129]9月14日,全俄民主会议召开。全俄民主会议排除了资产阶级分子,1000余名代表均来自苏维埃、合作社、自治机关、工会、土地委员会等民主组织,几乎都分别属于某个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团体。布尔什维克只在少数大城市、芬兰和波罗的海舰队有较大影响,因此只有89名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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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政权组成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大多数温和社会主义者认为,没有自由主义者的政府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些赞成加米涅夫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派、部分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建立由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则要求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为了摆脱困境,会议主席团于9月20日决议成立经常性的代表机关——全俄民主理事会,即预备议会,由它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控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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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主张公开同政权对抗、发动武装起义的声音越来越高。在10月初召开的预备议会上,托洛茨基言辞激烈地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会议。列宁在9月末或10月初回到了彼得格勒,把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0月10日中央作出关于武装起义决议的依据,除了国际形势、军事形势以及国内政治形势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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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反对的意见仍然相当强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怀疑武装起义能否成功,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得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在10月11日致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组织的信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认为,目前宣布武装起义是拿党的命运、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关于俄国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俄国大多数工人和大部分士兵都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党应该利用预定在10月20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扩大影响并准备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未来将是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即立宪会议加苏维埃;在这个基础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很大机会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8日,加米涅夫又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发表声明,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动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绝望的举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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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洛达尔斯基也警告说:“我们应该知道,掌权后我们将被迫降低工资、增加就业出路,将被迫实行恐怖……我们不能拒绝这些手段,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匆忙去接近它们。”[132]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认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以和平方式促使临时政府辞职是最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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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注意到,“右翼对我们的恼怒日益加剧,他们的追随者也不断增加。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可怕的不满情绪在发展,这使我感到恐惧。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式的东西很多,这些灰色的群众——目前还是红褐色的——可能做出严重的残暴事情……而即使政权转入极左派手中,在一切破坏殆尽的条件下,我们未必能整顿好国家生活。到那时,我们可能会被那股把我们党推上掌权地位的绝望的浪潮卷走”。[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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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将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是公开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的消息和意见在报纸上刊登、在会议上谈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具体领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德军已经逼近首都为理由,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指挥起义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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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号召保卫革命的首都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们宣传,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这使得起义得到了不想打仗的士兵的支持。克伦斯基在10月24日的预备议会会议上曾要求获得特别授权以对付布尔什维克暴动,但未获同意。深夜,预备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由孟什维克领导人唐恩起草的决议案,其中要求政府立即向盟国建议举行和平谈判、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唐恩认为,这是在最后一分钟向政府指明的可能得救的道路,因为这些措施的实行将使布尔什维克失去立足点。唐恩和郭茨立即赶到冬宫,要求克伦斯基马上公布这一决定,但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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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掌握了彼得格勒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134]25日晚上开幕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政权更迭的既成事实。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它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居于多数地位。作为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的抗议,51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崩得的代表在暴风雨般的喧嚣中退出了大会。托洛茨基冷淡而轻蔑地表示:“让他们统统走开吧!他们都不过是些废物,就要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135]这个场面意味着俄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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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的大会上,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代表大会已经掌握政权,规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归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既成局面的承认,因为军队不愿打仗,事实上已经瓦解;农民早已在自行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8个月来,临时政府就是因为在这些最迫切的问题上拖延不决而丧失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则从和平和土地的口号中获得了力量。苏维埃二大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因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没有接受加入政府邀请,成立了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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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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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六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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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之后,俄国主要政治力量达成协议,由立宪会议来决定国家治理形式并解决和平、土地、民族等重要问题;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从1917年3月2日到1918年1月6日,立宪会议问题是影响群众的情绪、政党的活动、政府的政策以至俄国革命进程和俄罗斯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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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与立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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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会议的思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已传入俄国,在先进贵族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传播。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都把立宪会议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20世纪初期,俄罗斯几乎所有的政党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都赞成和支持立宪会议的口号。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君主制度后,立宪会议思想在俄国社会得到广泛传播。俄国主要政治力量意识到,俄罗斯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召开立宪会议,由立宪会议来确定国家治理方式,解决国家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为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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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政党在二月革命期间曾力图挽救君主制度,但在这一努力失败之后,很快转而支持立宪会议的口号。自由主义政党认为必须由立宪会议来确认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制定国家宪法、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但也有一些立宪民主党领导人认为,立宪会议应该成为一次性的现象:通过宪法,确定俄罗斯国家体制的类型,而“不能使自己承担‘全部政权’的职能”,“因为在其拥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人民主权”。[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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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维埃中占有优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巩固革命成果与立宪会议结合起来,认为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是保护人民利益和为社会主义进一步斗争的最好形式。孟什维克把立宪会议视为“革命的花冠”,社会革命党把立宪会议称为俄罗斯“全部土地的会议”。他们认为,政权和人民这两种力量将在立宪会议上实现联合,创造“俄国社会重建的奇迹”。[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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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期间也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随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号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这并非意味着取消立宪会议的口号,布尔什维克认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立宪会议选举和召开的保障,是通向立宪会议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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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开立宪会议成为各主要政治力量共识的背景下,3月2日晚上,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会谈,明确了关于立宪会议法律地位的三项原则:①普遍的自由的选举(“全民的意志”);②立宪会议享有解决国家生活的主要问题包括确定国家治理形式的特别权力(在立宪会议之前“不预先解决”);③只有立宪会议自己能够决定自己任务的范围和界限(“俄罗斯土地的主人”)。由此也明确了临时政府的法律地位以及对其活动的限制:新政府为临时政府,它将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管理国家,它无权建立任何常设的管理制度,它应为立宪会议的召开创造条件。[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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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在3月3日的声明中宣布将立即着手召开立宪会议的准备工作;3月5日作出了“关于成立特别会议起草立宪会议选举条例的决议”,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科科什金被任命为特别会议主席。特别会议于6月底形成了关于立宪会议选举条例草案第一部分[139],并认为“从未有过如此广泛地实现普选原则的法令,俄罗斯在这方面无疑是走在其他国家前面的”。根据选举条例,立宪会议由居民根据普遍的、不分性别选举权平等的原则,通过直接和不记名投票、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的800名代表组成。年满20岁的公民和年满18岁的军人享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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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临时政府决定成立直属政府的立宪会议大厦改建委员会,由临时政府商业和工业委员(部长)斯捷潘诺夫任主席。7月20日,临时政府批准了立宪会议选举条例的第一部分,同时责成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做好编制选民名单的准备工作和选举的技术准备,决定在参政院内成立一个特别机构以解决立宪会议选举条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140]为解决立宪会议召开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临时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法律会议。法律会议研究了立宪会议开幕式的程序和立宪会议开幕之后临时政府的法律地位问题,向临时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与立宪会议的权力本质有关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议,强调立宪会议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的最高意愿”。法律会议还草拟了“关于保卫立宪会议安全和维护立宪会议大厦秩序的暂行规定”、“关于组建立宪会议临时执行机关的法律草案以及立宪会议法令颁布方式的草案”等法律文件。[141]临时政府下属的制定根本法草案特别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讨论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研究了公民自由权利宣言及其保障措施,并形成了相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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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法律作用和一般政治意义是重视的,也为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即便在国内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但是,临时政府未能满足群众要求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解决一系列迫切问题的愿望。在临时政府存在的整个时间里,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都未能成为现实,而人民群众在等待中逐渐失去希望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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