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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将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是公开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的消息和意见在报纸上刊登、在会议上谈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具体领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德军已经逼近首都为理由，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指挥起义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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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号召保卫革命的首都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们宣传，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这使得起义得到了不想打仗的士兵的支持。克伦斯基在10月24日的预备议会会议上曾要求获得特别授权以对付布尔什维克暴动，但未获同意。深夜，预备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由孟什维克领导人唐恩起草的决议案，其中要求政府立即向盟国建议举行和平谈判、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唐恩认为，这是在最后一分钟向政府指明的可能得救的道路，因为这些措施的实行将使布尔什维克失去立足点。唐恩和郭茨立即赶到冬宫，要求克伦斯基马上公布这一决定，但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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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掌握了彼得格勒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134]25日晚上开幕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政权更迭的既成事实。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它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居于多数地位。作为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的抗议，51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崩得的代表在暴风雨般的喧嚣中退出了大会。托洛茨基冷淡而轻蔑地表示：“让他们统统走开吧！他们都不过是些废物，就要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135]这个场面意味着俄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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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的大会上，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代表大会已经掌握政权，规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归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既成局面的承认，因为军队不愿打仗，事实上已经瓦解；农民早已在自行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8个月来，临时政府就是因为在这些最迫切的问题上拖延不决而丧失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则从和平和土地的口号中获得了力量。苏维埃二大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因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没有接受加入政府邀请，成立了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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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六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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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之后，俄国主要政治力量达成协议，由立宪会议来决定国家治理形式并解决和平、土地、民族等重要问题；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从1917年3月2日到1918年1月6日，立宪会议问题是影响群众的情绪、政党的活动、政府的政策以至俄国革命进程和俄罗斯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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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与立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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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会议的思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已传入俄国，在先进贵族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传播。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都把立宪会议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20世纪初期，俄罗斯几乎所有的政党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都赞成和支持立宪会议的口号。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君主制度后，立宪会议思想在俄国社会得到广泛传播。俄国主要政治力量意识到，俄罗斯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召开立宪会议，由立宪会议来确定国家治理方式，解决国家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为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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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政党在二月革命期间曾力图挽救君主制度，但在这一努力失败之后，很快转而支持立宪会议的口号。自由主义政党认为必须由立宪会议来确认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制定国家宪法、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但也有一些立宪民主党领导人认为，立宪会议应该成为一次性的现象：通过宪法，确定俄罗斯国家体制的类型，而“不能使自己承担‘全部政权’的职能”，“因为在其拥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人民主权”。[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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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维埃中占有优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巩固革命成果与立宪会议结合起来，认为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是保护人民利益和为社会主义进一步斗争的最好形式。孟什维克把立宪会议视为“革命的花冠”，社会革命党把立宪会议称为俄罗斯“全部土地的会议”。他们认为，政权和人民这两种力量将在立宪会议上实现联合，创造“俄国社会重建的奇迹”。[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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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期间也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随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号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这并非意味着取消立宪会议的口号，布尔什维克认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立宪会议选举和召开的保障，是通向立宪会议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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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开立宪会议成为各主要政治力量共识的背景下，3月2日晚上，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会谈，明确了关于立宪会议法律地位的三项原则：①普遍的自由的选举（“全民的意志”）；②立宪会议享有解决国家生活的主要问题包括确定国家治理形式的特别权力（在立宪会议之前“不预先解决”）；③只有立宪会议自己能够决定自己任务的范围和界限（“俄罗斯土地的主人”）。由此也明确了临时政府的法律地位以及对其活动的限制：新政府为临时政府，它将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管理国家，它无权建立任何常设的管理制度，它应为立宪会议的召开创造条件。[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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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在3月3日的声明中宣布将立即着手召开立宪会议的准备工作；3月5日作出了“关于成立特别会议起草立宪会议选举条例的决议”，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科科什金被任命为特别会议主席。特别会议于6月底形成了关于立宪会议选举条例草案第一部分[139]，并认为“从未有过如此广泛地实现普选原则的法令，俄罗斯在这方面无疑是走在其他国家前面的”。根据选举条例，立宪会议由居民根据普遍的、不分性别选举权平等的原则，通过直接和不记名投票、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的800名代表组成。年满20岁的公民和年满18岁的军人享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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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临时政府决定成立直属政府的立宪会议大厦改建委员会，由临时政府商业和工业委员（部长）斯捷潘诺夫任主席。7月20日，临时政府批准了立宪会议选举条例的第一部分，同时责成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做好编制选民名单的准备工作和选举的技术准备，决定在参政院内成立一个特别机构以解决立宪会议选举条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140]为解决立宪会议召开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临时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法律会议。法律会议研究了立宪会议开幕式的程序和立宪会议开幕之后临时政府的法律地位问题，向临时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与立宪会议的权力本质有关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议，强调立宪会议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的最高意愿”。法律会议还草拟了“关于保卫立宪会议安全和维护立宪会议大厦秩序的暂行规定”、“关于组建立宪会议临时执行机关的法律草案以及立宪会议法令颁布方式的草案”等法律文件。[141]临时政府下属的制定根本法草案特别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讨论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研究了公民自由权利宣言及其保障措施，并形成了相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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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法律作用和一般政治意义是重视的，也为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即便在国内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但是，临时政府未能满足群众要求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解决一系列迫切问题的愿望。在临时政府存在的整个时间里，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都未能成为现实，而人民群众在等待中逐渐失去希望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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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临时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态度问题上，下述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临时政府和支持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用拟议中的立宪会议来回避解决一切涉及大多数居民根本利益的实际问题，如和平、土地、工人监督、民族自治等。……临时政府及支持它的各政党竭力拖延立宪会议选举，推迟其召开的日期……真正的原因在于，选举的政治环境使这些民主主义者非常担心选举结果会对自己不利。”[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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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临时政府在2～10月期间几经改组，其构成有较大变化，而且自由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政党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不能说他们都是因担心选举结果对己不利而拖延选举，譬如社会革命党就不太可能有这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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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从初夏开始确有变化。在看到俄罗斯社会分裂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情况下，一些立宪民主党人开始认为，把立宪会议视为人民共同意志表达者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立宪民主党在5～6月间举行的城市杜马选举中表现不佳，确实使一些人担心未来的立宪会议将削弱他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权力。因为农民和士兵——穿军装的农民——的代表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而农村和军队又是立宪民主党的影响特别薄弱的地方。“立宪民主党人需要争取时间，以便尽可能使自己的党成为农民所熟悉的党”。[143]立宪民主党希望把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希望那时胜利将使革命降温，也将加强作为胜利组织者的立宪民主党的分量，还将有助于在爱国主义浪潮中熨平阶级和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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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自由主义者占据绝对优势的第一届临时政府意识到国内局势的紧张程度在加剧，必须给群众一个解决问题的确定的时间预期。6月14日（27日）临时政府宣布，立宪会议的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七月事变后，克伦斯基就任总理并组成了温和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联合政府。8月9日（22日），决定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直到此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群众中仍具有压倒性影响，没有理由因担心选举失利而推迟选举，尤其是最大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在俄国农村有着深厚根基，推迟立宪会议选举不太可能为其带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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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未能如群众希望的那样尽快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它对立宪会议选举时间的安排与群众对立宪会议的迫切期待不相符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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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临时政府任命的负责制订有关立宪会议法律的特别会议主席科科什金认为，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首先需要完成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工作，如制订选举法、建立地方选举机关、编制选民名册等，此外还应“有时间进行选举宣传，以便居民能以觉悟的态度对待选举”。他的结论是“立宪会议未必能在夏末秋初之前召集”。[144]组织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普遍的选举，准备工作需要时间，这是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尽管很多人认为准备工作进展迟缓，但未必是有意拖延，自食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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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革命浪潮高涨的年代，以月计算的等待时间可能已经足以引起群众的不满、焦虑和怀疑。临时政府忽视了革命仍在进行之中、自发性支配着事态发展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没有意识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的迫切性，没有从革命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立宪会议对于革命进程和国家前途的影响。这是它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重大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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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导致临时政府和支持它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政党未能按人民的希望尽快选举和召开立宪会议的最主要原因，也许是战争问题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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