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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46 二月革命的爆发说明俄国人民由于战争而处于毫无出路的状态，已经不愿意再打下去。全国已充满对战争的疲惫和不满，继续战争的政策不符合俄国人民的愿望。而临时政府和先后参与其中的自由主义政党和温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总体上都坚持战争政策。不少自由主义者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因为“俄罗斯的荣誉和尊严不容许宣布与盟国的条约只是一纸空文”；因为英、美、法等盟国对于俄国建立和巩固新制度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盟国失败，就可能导致旧制度在俄国复辟；因为“只有战争的胜利才是可能把所有俄罗斯人联合起来的共同目标”。[145]四月危机后加入政府并逐渐加强了自己在政府中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排除了同德国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因为这样的和约会被视为对盟国民主的英国和法国的叛卖；同德国签订和约还可能使年轻的革命俄国受到威胁，德国的胜利将导致君主制的复辟和新的革命制度的毁灭。[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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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48 自由主义政党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一致同意继续战争，其逻辑结果就是延缓召开立宪会议，因为召开立宪会议就意味着必须解决包括土地问题在内的所有迫切问题。根据3月2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国家治理形式以及和平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都应由立宪会议来解决。他们担心，在当时俄国军队已经涣散而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等重要问题，不仅将触动在前线作战的军官阶层的利益，而且也会让农民士兵们不顾一切地蜂拥回家，而这将意味着前线的崩溃和普遍的混乱，意味着俄国的战败。为了保证战争的进行，他们都不急于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就这样，由于受到继续战争政策的牵制，临时政府、自由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延缓了对俄国社会进行民主改造的日程，其政治后果就是削弱自己对群众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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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50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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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52 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2～10月间，布尔什维克在不断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的同时，一再承诺只有它才能保证选举如期举行。在布尔什维克掌控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很多地方提到了立宪会议：致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苏维埃政权“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土地法令具有临时性质，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147]列宁在苏维埃二大上谈到立宪会议时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立宪会议表达自己掌权的愿望的话，这一要求应该得到满足。[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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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54 1917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选举应在预定日期11月12日进行。从逻辑上讲这个日期对布尔什维克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已掌握了政权。立宪会议选举共选出了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149]按照党派提出的名单进行的选举，基本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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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56 选举之后，主要政党立即表明了自己对立宪会议的态度。选举中得到多数的社会革命党首先表示，应该把全部权力交给立宪会议。在选举中得票较少的立宪民主党也表示支持立宪会议并赞成在预定日期召开。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公开表示不支持立宪会议，在知道选举结果后更是如此。但其中以卡姆科夫、施泰恩伯格为首的中派坚持认为立宪会议可以作为人民政权的一种形式加以利用。即便在人民委员会对立宪民主党采取措施后，施泰恩伯格仍坚持认为，应让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立宪会议，否则立宪会议就会变成一个扩大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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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58 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根据1917年4月确定的方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民主的最高形式应该取代议会制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的目的是把政权交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苏维埃。因此，在意识到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构成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采取措施试图改变力量对比关系。11月21日，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立宪会议代表的法令送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于当天通过，此时立宪会议选举工作尚未完全结束。这个法令规定，“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城市杜马、地方自治机关以及一切代表机构的重新选举，立宪会议也不例外。苏维埃应根据有关选区半数以上选民的要求决定改选。……新当选的代表从当选时刻起代替以前选出的代表”。[150]据此，一些地方的苏维埃撤换了已在普选中被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如米留可夫、阿夫克森齐耶夫、郭茨等。但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并没有利用这一权力，因此试图通过这个法令改变立宪会议代表构成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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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60 其实，反映选举结果的数字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因为还在选举之前，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就讨论了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问题，并且确认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引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151]在获悉最后选举结果后，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152]苏维埃政权随即采取了针对立宪会议的密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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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62 11月23日，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了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11月26日，在临时政府确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11月28日的前两天，人民委员会决定，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条件是：根据全俄选举委员会政治委员乌里茨基的邀请到达彼得格勒的全俄立宪会议代表多于400人，会议只能由人民委员会授权的人士宣布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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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64 11月28日是原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立宪民主党在彼得格勒组织了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同时有约60名立宪会议代表进入塔夫利达宫的会场，宣称自己为立宪会议部分成员会议，将每天在塔夫利达宫集合直到足够数量的代表到达并认为自己合法为止。会议很快被驱散。当天，立宪会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拒绝在乌里茨基领导下工作。晚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敌人的党，其领导人必须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责成地方苏维埃对该党进行特别管制。11月29日公布的“关于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动的政府公告”强调，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资产阶级的叛乱都将被镇压。[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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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66 随着围绕立宪会议开幕问题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采取了更坚决和果断的措施。12月1日，逮捕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当天，人民委员会决定罢免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维诺夫和20余名委员，由乌里茨基负责管理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一切事务。人民委员会还宣布，立宪会议代表必须在领导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那里登记并取得塔夫利达宫办公室发放的临时证件。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确定1918年1月5日在代表不少于400人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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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68 1917年11～12月间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关键是政权问题。苏维埃领导层分析了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可能在立宪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认为它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拒绝接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基于这种判断，全俄中执委在立宪会议开幕前两天，1月3日，通过了又一个重要决定：“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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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70 1918年1月5日，是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这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有人员伤亡。[155]在塔夫利达宫内，到会的立宪会议代表有410名，其中有右派社会革命党237名，布尔什维克12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30名，孟什维克5名等。[156]立宪民主党因被苏维埃政权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未能出席会议。右翼力量的代表也没有出席会议。立宪会议在紧张的对立情绪中开幕，冲突主要在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展开。大会多数决定不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讨论，即拒绝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于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了会议。到1月6日凌晨4时，坚持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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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72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后对立宪会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被卢森堡称为“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157]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支持和肯定，是争取群众支持、扩大自己社会基础的需要，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在土地、和平等其他迫切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真实的选举结果对于这个立志利用世界大战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夺取政权并实现自己纲领的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驱散立宪会议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交出去。实际上，党的基本方针在1917年4月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158]立宪会议只有在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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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74 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作用和意义做出否定性评价并最终予以驱散，与布尔什维克党对民主与专政关系的认识和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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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76 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在建党初期就存在分歧，而且未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反映了这种矛盾：纲领确认党的最近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并承认各项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原则；但又认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要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当时，大会在一些代表的嘘声中宣布，无产阶级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在不超过两周的时间内驱散不合它心意的议会。[159]在10多年后，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驱散立宪会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卢森堡在评论俄国立宪会议问题时曾经指出，“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不应该用一小部分政治家的专政来反对民主。[160]这些观点和这种意识正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中比较淡漠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的问题从思想认识问题转变成为现实的政治实践问题，在当时情况下，其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实践了无产阶级专政高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同时也否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时就已确定并在党的名称中得到体现的基本理念，以及据此制定的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主张和坚持的社会政治变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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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78 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是影响其政策的重要因素。在《火星报》讨论党的纲领时，普列汉诺夫曾提出过一个比较谨慎的表述：“在俄国，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列宁认为，“这显然不够。资本主义已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不是与资产阶级建立反对专制制度的同盟，而是拒绝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161]一战期间，列宁一度修正了自己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认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中等偏下的国家。二月革命后回国以前，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162]但在四月提纲中列宁就提出，俄国革命必须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而在迅速夺取政权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标志的立宪会议马上被视作完全过时的东西。在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具有超前性。但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并不能掩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这一事实。在十月革命成功5年之后，列宁意识到历史的程序可以改变，但不能跳过某个发展阶段。他明确地承认，“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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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80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对立宪会议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1917年12月2日选举产生的领导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临时局主要成员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林、李可夫等人，他们认为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革命的结束阶段，主张人民委员会停止对立宪会议的召开和活动进行控制。加米涅夫的支持者表示，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领导党团是不合适的。他们把立宪会议视为保住民主力量统一的唯一机会，准备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实现联合。[164]列宁认为这些意见是不顾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现实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为此他坚持在12月11日重新选举了布尔什维克党团临时局，并在会上通过了他提出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其中强调“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有立宪会议的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形式”。[165]列宁的思想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基本方针。布尔什维克内部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于俄国实际的认识上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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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82 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深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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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84 立宪会议最终未能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俄国现代化进程曲折性的又一例证。除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外，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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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86 驱散立宪会议前后，俄国社会对这一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明俄国社会对于立宪会议的态度远非是一致的，从而也说明了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还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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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88 一方面，在苏维埃政权为驱散立宪会议进行准备工作期间，士兵和工人中曾发生过抵制行动。1月3日，军事人民委员克雷连科亲自到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为驱散立宪会议做动员，希望瓦解他所说的“这里的军营充斥的严重的反革命情绪”。但在这里，他没有获得成功。社会革命党得到布尔什维克要调动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上街游行反对立宪会议的消息后，于1月3日在第二波罗的海舰队举行会议。在一些有感召力的发言之后，一个水兵情绪激昂地叫道：“弟兄们，同志们，让我们宣誓决不去反对人民的立宪会议。”下面叫道：“我们宣誓！”“跪下，同志们，跪下！”数千水兵双膝跪下：“我们宣誓决不去反对立宪会议。”水兵们履行了自己的誓言，1月5日没有上街。[166]在1月5日前一个工厂集会上，主持会议的布尔什维克斯米尔诺夫号召：“同志们，我们必须、也能够驱散立宪会议，因为已经很明显，立宪会议浸透了资产阶级的偏见并倾向于反革命。”但他遭到最高纲领派成员、工人施马科夫的反驳：“不对，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不对。要知道你们是在破坏全体人民的特有权力，是人民选出了这个全俄会议。如果你们这样行事，那么请记住，俄国人民和俄国无产阶级将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的这种暴力。”[167]立宪会议被驱散后，从各地仍然继续不断地给立宪会议发来祝贺和支持的信件。在很多城市发生了保卫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在莫斯科等地的示威中有人员伤亡。高尔基写了《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一文，认为立宪会议是一个将给全体俄国民主派以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的机构，他把1918年1月5日比作1905年1月9日，代表了左翼知识阶层对立宪会议的态度。直到1918年1月底，立宪会议的话题仍未从报刊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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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90 但另一方面，也有对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持肯定态度的力量。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不仅事先认可了驱散计划，而且在立宪会议开幕式上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一致行动。在苏维埃三大上支持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驱散立宪会议法令的，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外，还有部分以马尔托夫、唐恩为首的孟什维克左翼。地方苏维埃对驱散立宪会议一事也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如莫斯科苏维埃在1月8日决议中赞成驱散立宪会议，认为“立宪会议一开始就试图以自己的工作把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斗争成果从人民那里夺走”。著名社会革命党评论家斯维亚季茨基指出，右翼力量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他们也高呼“打倒立宪会议”，但“右翼资产阶级出版物叫喊‘打倒’只是因为立宪会议没有满足他们。……人民权力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万岁，不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打倒。……在最后时刻，我们社会力量的左翼和右翼都背叛了民主主义”。[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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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92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驱散立宪会议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强烈的反应。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米诺尔谈到了他们离开塔夫利达宫以后的内心感受：“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要知道，如果人民不支持我们，不以威严的声音表示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人民保持沉默。”[169]斯维亚季茨基也深深地为“人民对我们被驱散的那种冷漠”而感叹，他认为正是这种冷漠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对我们挥挥手说‘回家去吧’”。[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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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094 俄国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是有关系的。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还缺乏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6～1/7是殷实农户或富农。在人数较少的城市居民中，资产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就其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实际上是半无产阶级，此外就是人数不多的官员和弱小的知识分子。[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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