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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市场关系几等于零。货币体系经不起纸币的超大量发行，同市场、批发市场、零售商店以及大量的小店铺一起崩溃。合作社处于休克状态。银行和信贷系统不再发挥职能。食品的定量配给制度不足以保证起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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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布尔什维克仍然坚持消灭货币的方针，企图以实物交换防止使用货币的买卖交易。苏维埃纸币继续起着弥补财政赤字的作用。从十月革命到1921年3月，苏维埃政府发行了纸币2327586.7百万卢布。1921年下半年和1922年全年发行新版纸币1999117289百万卢布。直到1921年下半年实物交换失败，不得不用商品买卖来取代“商品交换”，这才开始设法考虑运用商品货币关系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就把消灭财政赤字，实行币制改革问题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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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称：为了促进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为了使货币周转集中起来并贯彻其他旨在建立正确的货币流通的措施，决定成立国家银行。[66]11月16日俄联邦国家银行成立。国家银行的任务是促进信贷和其他银行业务，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周转，还有集中货币周转以及实施其他旨在建立正常的货币流转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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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缩减国家的实际开支，1922年间政府削减了各人民委员部以及其他机关一半以上的开支，几乎削减了9/10的武装力量（同1920年相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紧急集中工业于技术装备最好的企业，把技术装备不良的企业和小企业租让出去或者出租。同外国企业主和公司签订了第一批租让合同。1922年底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工业托拉斯已经上缴国家纯利润21274万金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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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严厉措施预算赤字逐季减少：1922年7～9月收入为14200万金卢布，而开支为26200万，10～12月收入为17800万，开支为20900万，1923年1～3月收入为23600万，开支为24300万。[67]然而，这并没有解决苏维埃纸币的稳定问题，因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继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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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取消数量巨大的纸币，1921年11月3日根据人民委员会指令决定发行新版货币。指令称，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有必要改组货币流通体系，为居民和工商业周转提供较为正常的经济核算基础和简化货币计算。为此宣布发行1922年版的货币，1个新卢布等于1万旧卢布，新旧卢布同时流通。此外，人民委员会决定严格限制1922年按黄金计算的纸币数量。这些措施，保证了卢布汇率的逐步改善。1921年12月28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经济工作的指令，指示财政人民委员部“全力以赴尽快减少并进而停止发行纸币，恢复以金本位为基础的正常的货币流通。应当坚持不懈、毫不因循拖拉地以税收代替纸币发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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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改革的基本做法是，一方面继续保留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的苏维埃纸币，同时由国家银行发行价值10卢布的银行券切尔文。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小于10卢布的国库券，包括银币和铜币，最后停止苏维埃纸币的流通。实行两种币制并存的办法，是为了用大量发行不断贬值的苏维埃纸币去弥补财政赤字，同时保持同黄金挂钩的切尔文的稳定，逐步用切尔文取代苏维埃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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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授权国家银行发行银行券，即切尔文，用黄金和外汇保证，法定1切尔文兑换7.742克黄金。可以用切尔文按照稳定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英镑以及其他外币。1922年11月27日开始发行。在一年半时间里切尔文同苏维埃纸币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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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9日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银行券（切尔文）“……在交易所的开价几乎同英国的英镑处于同样的水平……它很快就会在国家的经济中占重大的地位，其基本任务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坚决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把银行券用于预算目的，用来弥补预算赤字”。[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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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2月15日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确定并通过人民委员会实施关于外汇业务的法令，除在国外的企业，禁止以外汇支付，同时禁止以沙皇时期铸造的金币支付。这些措施是防止影响银行券（切尔文）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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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2月1日国家银行发行193万切尔文（1930万金卢布），以信贷的形式供托拉斯和辛迪加恢复国营工业的固定资本和周转资本之用。国营工业利用新货币按照金卢布来计算价格以及其他生产因素。为了把切尔文推广到国内商品周转中，财政人民委员部责成国家银行确定切尔文对苏维埃纸币的牌价，每日公布。但国家银行不进行苏维埃纸币兑换切尔文的业务，以保持两种货币同时并存。银行也不进行切尔文兑换黄金的业务，虽然切尔文上面标有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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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给俄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苏维埃纸币的）发行于2月中旬结束。发行新的国库券用于预算和切尔文的兑换（按1切尔文兑换10卢布国库券的比率）。国库券的发行起初完全通过信贷机构，以后主要通过信贷机构。先发行5卢布面额的，然后是3卢布的，最后为1卢布的。接着国库券后又发行银币：高成色的1卢布和50戈比，低成色的20、15、10戈比。提供的白银数量应当满足银币流通的需要，发挥的作用不小于战前，即达到全部货币流通量的12%～15%。银币的这种发行量目的应是加强对货币改革的信任。”[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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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人民委员部制定的完成货币改革的计划得到1924年1月14～15日召开的俄共中央全会的批准。货币的发行量降低到商业流通所必需的限度。1924年2月切尔文的发行量为2730万卢布，3月为760万卢布，4月为690万。[71]用切尔文更换苏维埃纸币的工作在1924年2～3月完成，但决定性步骤是在1923年完成的，那时切尔文已经几乎占货币流通的70%，苏维埃纸币仅占19.1%，中央金库的债券占11.1%。1924年1月1日流通中的苏维埃纸币总共只有5800万卢布，而银行券已经达到2.8亿卢布。因此，4/5的货币周转立足于稳定的货币，只有1/5是不稳定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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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2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完全停止苏维埃纸币的发行。从2月11日起开始发行各种面额的卢布纸币，从7月1日起完全停止使用旧苏维埃纸币。3月7日人民委员会规定切尔文的牌价：新版国库券1卢布等于1923年版卢布5万或者1921年版卢布5000万。苏维埃纸币将按照此牌价兑换新的国库券。全苏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货币流通系统已近乎健全”，切尔文已经获得国家“基本货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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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说来，1922～1924年的金融改革不仅恢复和整顿了货币流通，消除了金融经济中的混乱状态，而且停止了货币的大量发行，为制定1923/24年正常的预算创造了条件，恢复和整顿了税收制度，促进了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大工业、交通运输、银行信贷）运行机制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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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中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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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执行过程中问题不少，危机不断。主要有两次较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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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危机是1923年夏秋出现的工业品的销售危机。托拉斯和工业企业追求高额利润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重工业长期处于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之下，许多工厂和托拉斯靠挪用流通资本生存。为使工业摆脱这种状况，1923年7月16日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皮达可夫发布第394号命令，赋予托拉斯和辛迪加以保障最高利润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全权。“最近时期企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活动的总的指导原则是作为任务的利润和作为方法的平衡表”，根据这项命令，托拉斯猛烈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使农村根本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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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经过7年战争终于获得一个不坏的收成，有可能用不多的钱去部分地改善自己的经济。然而他们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及轻工业所需的原料被压低价格，而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却一直上涨。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走向截然不同，一个下降，一个上扬，形成“剪刀差”，结果引发了1923年9～10月的“销售危机”。根据统计局提供的批发价，以1913年指数为100（用切尔文表示），农产品1922年10月为101，1923年9月为90，降低11个百分点，而相应的工业品分别为140和273，则提高133个百分点。按照财政部的零售价，农产品1922年10月为111，1923年9月为93，降低18个百分点，工业品分别为174和269，提高95个百分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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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低价，使得农民缺乏购买工业品的资金，另一方面又导致产量并不高的工业品的大量积压，商品和资金的正常周转遭到破坏，出现协作单位之间无法支付，工厂拖延工资的发放现象。连续几个月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紧张。1923年7～8月一些城市，包括莫斯科、哈尔科夫，发生工潮。仅在1923年4～9月间就发生了5611起工人同行政当局的冲突，而且有191起伴随着罢工，参加人数达8万人。[73]在高加索地区“剪刀差”导致格鲁吉亚爆发反苏维埃起义。这次起义在1924年席卷了格鲁吉亚1/3的县，在共产党内部称之为“第二个喀琅施塔得”。根据国家保卫总局的看法，这种起义还有可能在其他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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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通过行政程序把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压低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同时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指数，以1913年价格为100，1923年10月1日为88.8，到1924年10月1日则为136。在此期间，工业品批发价格指数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缩小到1.46∶1；工农业商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减一半以上。[74]1924年春，剪刀差已经大为缩小，4～6月已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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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危机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个办法虽然较为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运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力量，而是行政命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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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1926年的冬季还出现过粮食收购“危机”，导致粮食出口计划完不成，并相应地减少进口。为此不得不削减商品的进口，从而影响了工业的发展速度。1926年的谷物收购困难，摆脱危机的办法是“取消”流通领域的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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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危机是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与经济作物相比粮价不合理，农民（而不仅仅是“富农”）拒不出售谷物。以战前价格为100，1924/25年谷物价格为129，畜产品和经济作物为135，1927/28年相应为109和151。[75]谷物价格逐年下降，而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价格则不断上涨，农业内部的“剪刀差”不断扩大。这样农民宁可把粮食留下用来饲养牲畜，用牲畜及其他经济作物换钱，去缴纳税款和购买工业品。税收也不利于谷物。大田作物在农民的纯收入中占39.5%，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却达66.59%，而非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27.8%，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仅为5.2%。此外，工业品供应不足，也影响农民出售粮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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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本来应当有针对性地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调整谷物同畜牧产品以及经济作物的价格，调整税收，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得，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对不上号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5条和第107条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把行政命令措施推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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