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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还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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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过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发表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到新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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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半年后，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79]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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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和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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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春迅速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特别是它的粮食征收制的严重不满，甚至举行暴动，进行武装反抗。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只是给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最后通牒。关于农民起义的因素，斯大林的著作中却多次提及。例如，1925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一文写道：“……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致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下，新的坦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么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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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暂时退却，对农民的让步，同农民的妥协，以拯救苏维埃政权。这也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有退却，就该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减轻之后，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这股要求转入进攻的压力颇为强大，逼得一年之后列宁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举行进攻。就列宁而言，提出“进攻”的任务可能出于两种考虑：其一，迫于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提出进攻的口号以安抚党内的激进派、“左派”。其二，当时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从传统的观念看来，已经退无可退了。不过，这个时候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细化，有待逐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在这个时候转入“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达不到新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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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2年夏列宁卧病高尔克的时候，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就发布打击耐普的支柱——粮食自由贸易的指令。由斯大林签发的1922年8月24日的密码电报写道：“1.认为在完成粮食税之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用关于禁止自由买卖粮食的法令（这说明这时候存在这样的禁令——引注），并且严格限定仅适用于那些蓄意拒绝纳税的个别机关。2.执行降低粮食价格的政策，因为粮食的昂贵价格将减少国家的粮食库存和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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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报告中接过列宁的“停止退却”的口号，大力往“左”的方面倾斜。他说，列宁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停止退却和“不会再有因新经济政策而采取的新的退却”（列宁没有这样说过——引注），党和中央执行了。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退却是全面的，“在国际政策舞台，在国内政策舞台都这样做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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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像中农问题一样的“具体问题”。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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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季诺维也夫要胜过斯大林，他在《列宁主义》一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谈新经济政策，其标题分别为：第11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第12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虽然分出专门的章节来论述新经济政策，但从副标题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所关注的重点，他的论点始终围绕阶级斗争、退却和进攻、国家资本主义展开。[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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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在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列宁说得完全对，说新经济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实行这种制度首先是为了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真正的结合。我重读了1921年出版的列宁的《论粮食税》。他列举了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租让制——第一种成分，合作社（把它叫做社会主义是白费劲，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它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租赁企业——数量不多。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在这一领域无须寻找更多的新东西，我们应当坚持1921～1922年所坚持的东西。”[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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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发展经济是要有利于资本主义，还是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资本主义呢？谁战胜谁？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长入何方？”“蜕化的问题是存在的，资产阶级不相称的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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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的这种说法，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全排除出新经济政策之外了。列宁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列宁生前已经看到并多次指出过。在季诺维也夫书写《列宁主义》一书的时候（1924年）这一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其次，列宁说的退却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向自由贸易做买卖，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而后者归根结底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只讲国家资本主义，这就完全忽略了市场经济这一面，大大缩小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也大大贬低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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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强调的是退却，而且是在农民造反逼迫下的退却，那么一旦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要求转入进攻。斯大林在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不断强调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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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在俄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87]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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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88]一年后斯大林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89]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90]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91]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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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用一章的篇幅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强调的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农村存在严重的富农危险，必须把打击的火力对准城乡的资本主义成分。他说，城乡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增长——虽然不是相对的，而只是绝对的增长，“谁要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几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富农，我们的政策对富农和对贫农都同样有利，他就是有意无意地修正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农村的富农——真正的富农——要比城市的耐普曼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是薄弱的，而富农成为农村舆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要大一些……农村百分之二、三的‘富农’，总是巨大的力量。”[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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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通过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害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增长，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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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思路发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随时准备消灭资本主义。农民刚刚吃饱了饭，就急不可待地要去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善于经营耕作的农民），按照这种做法农村的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不会长久的。另一个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把通过市场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鼓励发财，鼓励城乡富裕起来，把所有这一切看作社会主义的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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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和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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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施粮食税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以拯救苏维埃政权。如果仅就实施粮食税而言，确实可以认为是对农民的让步、退却。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这种限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发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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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93]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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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94]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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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说法没有为当时的多数领导人所理解。托洛茨基看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意运用市场机制，但无可奈何地称市场为“魔鬼”。斯大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崭新的经济体制，而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政策”。季诺维也夫不认为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一个飞跃，认为同1921年关于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一回事，没有任何发展变化。到1923年初，合作社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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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措施，以后的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都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向粮食税过渡，“这不过是略为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正常的关系只有当用城市的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季诺维也夫仍然停留在城乡产品的直接交换的立场上。他一方面说，税收不要拿得过多，另一方面却宣布1922年不能少收，要收取得更多，粮食的价格要规定得“非常低”。[96]这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没有完整地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这种做法实施的就是该规律的精神。加米涅夫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得不同意伏龙芝的说法，从农民那里征收的粮食数量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显然，我们越出了政治上所不能允许的经济界限。”他承认向农民增收高额粮食税是不合理的，说“我们应当修改我们同农民现有的协定，改善这个协定，应当在政治上关心农民。诚然，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何等程度上？我们是否可以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农民为支持整个国家大厦所支付的那一部分？”[97]当时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实行了统一的农业税，但这一措施并没有改变通过征收直接和间接税的办法剥削农民的相当多的劳动以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增长的总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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