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62301
1706462302
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98]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99]又说，“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100]
1706462303
1706462304
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直到1928年七月全会《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101]但是这时候实施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当时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真的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1706462305
1706462306
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有过一次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布哈林在札记中提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一直在“施加压力”，说长期倚靠新经济政策“会扼杀社会主义因素而复活资本主义”。总书记不懂得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实质，更多地指望“无产阶级的压力”、“党的指示”、“既定路线”、“对潜在的剥削者的限制”等。谈话时间很长，布哈林感觉到，斯大林不懂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他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革命成果的威胁。[102]
1706462307
1706462308
早在党的十二大上，已经有人提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大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议论。
1706462309
1706462310
季诺维也夫在政治报告中说：“应当区分名词耐普（НЭП）和新经济政策。说到耐普的时候，向你们描绘的是耐普曼及其不良特点。我们常常说‘战胜耐普’。我不久前读到拉科夫斯基在乌克兰的讲话，他说：‘我们振兴了制糖工业，这是对耐普的最好胜利！’为什么这是对耐普的胜利？我不是在指责拉科夫斯基同志，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说。这是因为我们把耐普同耐普曼混淆了，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因此我们也许最好是约定用新经济政策取代耐普。”“一批或一小批被派到耐普阵营的经济工作者在那里沾染上了耐普的（нэповские）观点，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严肃的经济工作者是不会感到委屈的。”[103]
1706462311
1706462312
不少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斯米尔加在发言中说：“什么是战胜耐普？战胜耐普就是战胜国家资本主义，重新过渡到高级的、分配型的社会形式。这就是战胜新经济政策。”[104]博古斯拉夫斯基说：“我们实行新政策是为了在其基础上和在很大程度上用其方法战胜它。怎样战胜？善于利用市场规律的作用，依靠这些规律，在其机制中输入国营生产原则，不断扩大计划原则。最后我们把这种计划原则运用到整个市场，从而吃掉和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在自动接近其消灭，用最新的经济政策取代之，这最新的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105]
1706462313
1706462314
托洛茨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他在俄共十二大上关于工业的报告中说：总体上，新经济政策是“工人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手段和机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或者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过渡。”[106]他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表述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绝对正确的。他说，拉科夫斯基同志就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说道：“但我们在制糖工业中取得成绩，生产得更多更好，这就是对耐普的打击。”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这不是对耐普的打击。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打击耐普？”不过，同志们，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但不是永远的。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在其基础上战胜它。如何战胜它？在市场规律的协助下，依靠市场规律，把我们国营生产的强大机器引入这个规律，扩大计划原则。依靠我们国家财富，此计划原则应当扩大到整个市场，吃掉它，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成就接近或者应当接近取消它，用最新的经济政策取代它，此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权说，我们经济的发展是我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胜利，并且是借助于新经济政策自己的方法取得胜利的。[107]
1706462315
1706462316
加米涅夫认为，“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上的泡沫，而新经济政策还不是我们共产主义的全部，不是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而只是工具之一，共产主义的迂回运动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自发势力妥协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是大资产阶级的萌芽。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对政治就一窍不通。[108]
1706462317
1706462318
这么多的领袖挺身为“战胜新经济政策”辩护，所谓“战胜”，归根结底就是取消，而这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两年时间，这时候需要的是宣传和推广新经济政策，而不是鼓吹有朝一日取消它。
1706462319
1706462320
与“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相配合的还有“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
1706462321
1706462322
1924年5月23～31日召开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作中央政治总结报告，斯大林作中央组织报告，这是列宁去世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出现拉林提出的新名词“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拉林在讨论中央的总结报告时，敏感地捕捉到党的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的情绪发生变化，他援引季诺维也夫报告中“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计划”等，把它概括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对私人商业资本施压的开始。
1706462323
1706462324
季诺维也夫在总结报告中说：“新的商业政策和新的合作社政策，是当前两项主要课题”，“当然，所谓新政策是有条件的”。[109]资产阶级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我们的任务是“为限制他们而斗争”，“在一定限度内为我们所保留的、有调节的、有序的、明文规定并加以监督的贸易自由，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础”。他建议“把私人商业纳入应有的轨道”，改变它对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比重（现在是1∶2），“随同这些措施还要把耐普曼驱逐出莫斯科、国营商业制定严格的规则、制定新的条例让格伯乌便宜行事”。关于富农问题应该注意别在对富农的让步方面搞过头。在农村兴起的有一般的耐普曼——高利贷者、小店主、酿私酒者和批发商人。如果我们能执行正确的商业和合作化政策，那么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将长入社会主义。[110]
1706462325
1706462326
拉林由此得出结论，出现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新的理解，“原则没有变。什么变了呢？那就是我们变富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摆脱战后即3年前的那种贫困，因此我们更加坚决地贯彻我们原则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政策’等等的意义也就在于这种可能性的增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这概括为，我们从旧的、习惯的、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增加对这种允许的限制。我们这里将要做的一切的含义是，我们并不改变原则，而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实施我们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所无法实施的那条路线的可能性。”[111]简言之，由于国家变得富一些了，因此有经济实力去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了。
1706462327
1706462328
加米涅夫不接受“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手中有法律、税收以及各种管理机关，足以限制新经济政策，没有必要另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主张对资本主义成分（从租让企业到私人零售商业）实行不调和的正面进攻。
1706462329
1706462330
古比雪夫说：“说的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斗争双方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相互关系无论如何必须改变，要使商业流通领域出现有利于国营和合作社资本的影响增长。问题就在这里，问题也只能这样提。”[112]
1706462331
1706462332
加里宁在农村工作报告中同样强调农村商品经济在助长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认为“实施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一种资本主义关系，意味着私人资本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发展”。他提出，要使私人资本主义沿着对我们最为有利的轨道并在我们严密的全面监督之下发展。[113]
1706462333
1706462334
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呼声，就是要千方百计压缩以至取消商品经济，打击以至消灭私商，使社会主义迅速压倒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1706462335
1706462336
不过，当时也有另一种较为清醒的声音。5月29日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发言，为私商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其在农村存在的必要性辩护。“农民问题对我党来说有着根本的意义。我们是否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否取消新经济政策，是否能够维持苏维埃政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状况”。他说，有私商和小铺的农村，要比既没有国营商业也没有合作社商业，刚刚开始准备组织这种商业的地区好得多。“既然那里没有合作社，它建立的速度又很慢，那么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工人，有私商比没有任何商业自然要有利一些”。“如果我们用压缩市场作为代价，以国家资本取代私人商业资本，这会是极大的错误，对党极为有害，会推迟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
1706462337
1706462338
李可夫说：“不久前我曾经请求为我收集有关这一问题的报纸。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停止新经济政策’的文章，这是蠢话。”他就此指出，农村的私商还在供应农村，没有他们教师将会饿死，一半以上的农村还没有小商铺，工人的数量仅达战前的40%，国家有100多万失业者，预算中还有4亿卢布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对事情一窍不通。只有当我们经济发展达到高级阶段，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而在我们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的时候说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是极大的错误。只有当我们在工人的数量上、同农村的商品联系的数量上超过战前的水平时，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
1706462339
1706462340
李可夫认为，我们有半数以上的农村是同城市隔绝的，几乎从城市得不到任何商品，因为70%的工厂产品都被我们分配给城市了，只有30%的产品运往农村。这就是说，农村是通过农村的各类手工业和家庭式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这也是生长资产阶级的基础啊！富农阶级不能不成为这种与城市隔绝的农业生产的中心组织。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城市商品输入农村，这是同在这种土壤中产生着的农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一个方面。[114]
1706462341
1706462342
李可夫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商品粮的生产角度看，富农经济无疑生产得更多，从而购买得也更多，在城市里扩大了商品流转。诚然，以富农为代表的新资产阶级阶层在发展，但富农的范畴至今还不明确，经常同中农，有时还同文明的贫农混为一谈。加里宁在报告中也指出富农概念不清的问题，他引用列宁的观点说，“不知道这个农户的经营史就说他是或者不是富农是不行的”。财产多少还不能说明就是富农，要分析这些财产是怎样积累的？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积累的？财产所有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最后，经济地理上所造成的特点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例如，西伯利亚的农民在正常的情况下要比莫斯科郊区的农民富得多，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更接近富农。当时商业的现实情况是国营商业占1/3，私人商业占2/3。这不是主观愿望问题，而是现实力量问题。国营商业只能供应这么多，特别是在农村主要靠私人商业满足居民的需要，私商在满足居民的需要方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限制甚至消灭私商，纯属空想。
1706462343
1706462344
大会决议中一方面说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经济的振兴，“党现在没有任何根据来修改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认为“当前的任务是不断加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党中央委员会清楚地看到在目前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有所发展，并由此采取一切相应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115]
1706462345
1706462346
“战胜新经济政策”和“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有关辩论表明，新经济政策在苏联长期发展的前景已经不再存在。从1923年秋开始，方针是加紧向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加紧实现“战胜”新经济政策，从商业中排挤资产阶级，从调节经济转向在各个领域组织经济。尽管在以后的3～4年里新经济政策表面上还被当作健全的正常的政策，尽管在1925年布哈林等人曾经大声疾呼要求把新经济政策推行到农村去，但其历史命运已经无法改变。
1706462347
1706462348
1706462349
1706462350
[
上一页 ]
[ :1.70646230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