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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在俄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87]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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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88]一年后斯大林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89]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90]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91]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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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用一章的篇幅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强调的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农村存在严重的富农危险，必须把打击的火力对准城乡的资本主义成分。他说，城乡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增长——虽然不是相对的，而只是绝对的增长，“谁要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几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富农，我们的政策对富农和对贫农都同样有利，他就是有意无意地修正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农村的富农——真正的富农——要比城市的耐普曼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是薄弱的，而富农成为农村舆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要大一些……农村百分之二、三的‘富农’，总是巨大的力量。”[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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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通过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害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增长，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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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思路发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随时准备消灭资本主义。农民刚刚吃饱了饭，就急不可待地要去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善于经营耕作的农民），按照这种做法农村的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不会长久的。另一个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把通过市场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鼓励发财，鼓励城乡富裕起来，把所有这一切看作社会主义的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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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和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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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施粮食税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以拯救苏维埃政权。如果仅就实施粮食税而言，确实可以认为是对农民的让步、退却。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这种限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发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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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93]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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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94]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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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说法没有为当时的多数领导人所理解。托洛茨基看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意运用市场机制，但无可奈何地称市场为“魔鬼”。斯大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崭新的经济体制，而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政策”。季诺维也夫不认为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一个飞跃，认为同1921年关于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一回事，没有任何发展变化。到1923年初，合作社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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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措施，以后的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都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向粮食税过渡，“这不过是略为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正常的关系只有当用城市的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季诺维也夫仍然停留在城乡产品的直接交换的立场上。他一方面说，税收不要拿得过多，另一方面却宣布1922年不能少收，要收取得更多，粮食的价格要规定得“非常低”。[96]这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没有完整地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这种做法实施的就是该规律的精神。加米涅夫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得不同意伏龙芝的说法，从农民那里征收的粮食数量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显然，我们越出了政治上所不能允许的经济界限。”他承认向农民增收高额粮食税是不合理的，说“我们应当修改我们同农民现有的协定，改善这个协定，应当在政治上关心农民。诚然，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何等程度上？我们是否可以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农民为支持整个国家大厦所支付的那一部分？”[97]当时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实行了统一的农业税，但这一措施并没有改变通过征收直接和间接税的办法剥削农民的相当多的劳动以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增长的总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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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98]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99]又说，“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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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直到1928年七月全会《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101]但是这时候实施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当时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真的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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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有过一次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布哈林在札记中提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一直在“施加压力”，说长期倚靠新经济政策“会扼杀社会主义因素而复活资本主义”。总书记不懂得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实质，更多地指望“无产阶级的压力”、“党的指示”、“既定路线”、“对潜在的剥削者的限制”等。谈话时间很长，布哈林感觉到，斯大林不懂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他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革命成果的威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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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党的十二大上，已经有人提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大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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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在政治报告中说：“应当区分名词耐普（НЭП）和新经济政策。说到耐普的时候，向你们描绘的是耐普曼及其不良特点。我们常常说‘战胜耐普’。我不久前读到拉科夫斯基在乌克兰的讲话，他说：‘我们振兴了制糖工业，这是对耐普的最好胜利！’为什么这是对耐普的胜利？我不是在指责拉科夫斯基同志，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说。这是因为我们把耐普同耐普曼混淆了，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因此我们也许最好是约定用新经济政策取代耐普。”“一批或一小批被派到耐普阵营的经济工作者在那里沾染上了耐普的（нэповские）观点，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严肃的经济工作者是不会感到委屈的。”[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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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斯米尔加在发言中说：“什么是战胜耐普？战胜耐普就是战胜国家资本主义，重新过渡到高级的、分配型的社会形式。这就是战胜新经济政策。”[104]博古斯拉夫斯基说：“我们实行新政策是为了在其基础上和在很大程度上用其方法战胜它。怎样战胜？善于利用市场规律的作用，依靠这些规律，在其机制中输入国营生产原则，不断扩大计划原则。最后我们把这种计划原则运用到整个市场，从而吃掉和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在自动接近其消灭，用最新的经济政策取代之，这最新的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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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他在俄共十二大上关于工业的报告中说：总体上，新经济政策是“工人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手段和机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或者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过渡。”[106]他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表述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绝对正确的。他说，拉科夫斯基同志就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说道：“但我们在制糖工业中取得成绩，生产得更多更好，这就是对耐普的打击。”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这不是对耐普的打击。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打击耐普？”不过，同志们，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但不是永远的。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在其基础上战胜它。如何战胜它？在市场规律的协助下，依靠市场规律，把我们国营生产的强大机器引入这个规律，扩大计划原则。依靠我们国家财富，此计划原则应当扩大到整个市场，吃掉它，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成就接近或者应当接近取消它，用最新的经济政策取代它，此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权说，我们经济的发展是我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胜利，并且是借助于新经济政策自己的方法取得胜利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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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涅夫认为，“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上的泡沫，而新经济政策还不是我们共产主义的全部，不是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而只是工具之一，共产主义的迂回运动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自发势力妥协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是大资产阶级的萌芽。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对政治就一窍不通。[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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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领袖挺身为“战胜新经济政策”辩护，所谓“战胜”，归根结底就是取消，而这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两年时间，这时候需要的是宣传和推广新经济政策，而不是鼓吹有朝一日取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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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相配合的还有“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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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23～31日召开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作中央政治总结报告，斯大林作中央组织报告，这是列宁去世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出现拉林提出的新名词“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拉林在讨论中央的总结报告时，敏感地捕捉到党的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的情绪发生变化，他援引季诺维也夫报告中“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计划”等，把它概括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对私人商业资本施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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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在总结报告中说：“新的商业政策和新的合作社政策，是当前两项主要课题”，“当然，所谓新政策是有条件的”。[109]资产阶级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我们的任务是“为限制他们而斗争”，“在一定限度内为我们所保留的、有调节的、有序的、明文规定并加以监督的贸易自由，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础”。他建议“把私人商业纳入应有的轨道”，改变它对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比重（现在是1∶2），“随同这些措施还要把耐普曼驱逐出莫斯科、国营商业制定严格的规则、制定新的条例让格伯乌便宜行事”。关于富农问题应该注意别在对富农的让步方面搞过头。在农村兴起的有一般的耐普曼——高利贷者、小店主、酿私酒者和批发商人。如果我们能执行正确的商业和合作化政策，那么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将长入社会主义。[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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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林由此得出结论，出现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新的理解，“原则没有变。什么变了呢？那就是我们变富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摆脱战后即3年前的那种贫困，因此我们更加坚决地贯彻我们原则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政策’等等的意义也就在于这种可能性的增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这概括为，我们从旧的、习惯的、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增加对这种允许的限制。我们这里将要做的一切的含义是，我们并不改变原则，而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实施我们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所无法实施的那条路线的可能性。”[111]简言之，由于国家变得富一些了，因此有经济实力去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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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涅夫不接受“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手中有法律、税收以及各种管理机关，足以限制新经济政策，没有必要另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主张对资本主义成分（从租让企业到私人零售商业）实行不调和的正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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