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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比雪夫说：“说的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斗争双方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相互关系无论如何必须改变，要使商业流通领域出现有利于国营和合作社资本的影响增长。问题就在这里，问题也只能这样提。”[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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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宁在农村工作报告中同样强调农村商品经济在助长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认为“实施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一种资本主义关系，意味着私人资本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发展”。他提出，要使私人资本主义沿着对我们最为有利的轨道并在我们严密的全面监督之下发展。[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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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呼声，就是要千方百计压缩以至取消商品经济，打击以至消灭私商，使社会主义迅速压倒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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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也有另一种较为清醒的声音。5月29日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发言，为私商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其在农村存在的必要性辩护。“农民问题对我党来说有着根本的意义。我们是否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否取消新经济政策，是否能够维持苏维埃政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状况”。他说，有私商和小铺的农村，要比既没有国营商业也没有合作社商业，刚刚开始准备组织这种商业的地区好得多。“既然那里没有合作社，它建立的速度又很慢，那么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工人，有私商比没有任何商业自然要有利一些”。“如果我们用压缩市场作为代价，以国家资本取代私人商业资本，这会是极大的错误，对党极为有害，会推迟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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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夫说：“不久前我曾经请求为我收集有关这一问题的报纸。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停止新经济政策’的文章，这是蠢话。”他就此指出，农村的私商还在供应农村，没有他们教师将会饿死，一半以上的农村还没有小商铺，工人的数量仅达战前的40%，国家有100多万失业者，预算中还有4亿卢布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对事情一窍不通。只有当我们经济发展达到高级阶段，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而在我们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的时候说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是极大的错误。只有当我们在工人的数量上、同农村的商品联系的数量上超过战前的水平时，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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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夫认为，我们有半数以上的农村是同城市隔绝的，几乎从城市得不到任何商品，因为70%的工厂产品都被我们分配给城市了，只有30%的产品运往农村。这就是说，农村是通过农村的各类手工业和家庭式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这也是生长资产阶级的基础啊！富农阶级不能不成为这种与城市隔绝的农业生产的中心组织。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城市商品输入农村，这是同在这种土壤中产生着的农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一个方面。[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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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夫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商品粮的生产角度看，富农经济无疑生产得更多，从而购买得也更多，在城市里扩大了商品流转。诚然，以富农为代表的新资产阶级阶层在发展，但富农的范畴至今还不明确，经常同中农，有时还同文明的贫农混为一谈。加里宁在报告中也指出富农概念不清的问题，他引用列宁的观点说，“不知道这个农户的经营史就说他是或者不是富农是不行的”。财产多少还不能说明就是富农，要分析这些财产是怎样积累的？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积累的？财产所有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最后，经济地理上所造成的特点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例如，西伯利亚的农民在正常的情况下要比莫斯科郊区的农民富得多，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更接近富农。当时商业的现实情况是国营商业占1/3，私人商业占2/3。这不是主观愿望问题，而是现实力量问题。国营商业只能供应这么多，特别是在农村主要靠私人商业满足居民的需要，私商在满足居民的需要方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限制甚至消灭私商，纯属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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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中一方面说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经济的振兴，“党现在没有任何根据来修改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认为“当前的任务是不断加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党中央委员会清楚地看到在目前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有所发展，并由此采取一切相应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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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新经济政策”和“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有关辩论表明，新经济政策在苏联长期发展的前景已经不再存在。从1923年秋开始，方针是加紧向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加紧实现“战胜”新经济政策，从商业中排挤资产阶级，从调节经济转向在各个领域组织经济。尽管在以后的3～4年里新经济政策表面上还被当作健全的正常的政策，尽管在1925年布哈林等人曾经大声疾呼要求把新经济政策推行到农村去，但其历史命运已经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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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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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新经济政策的阻力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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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实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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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是在农民暴动，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威胁下，苏维埃政权遇到“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被迫实施的。那时候全党面对的是要么改革，要么苏维埃政权灭亡，别无选择。所以列宁多次说过，实行粮食税在党的十大上是一致通过的。农民由于实施粮食税，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粮食，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感到满意，因而武装反抗的浪潮消退，国内形势转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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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年后威胁消除之后，党的领导核心以至普通党员中有许多人认为退却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转入进攻。在这强烈要求下，连列宁也顶不住，在党的十一大上，即实施新经济政策仅仅1年以后，宣布停止退却，转入进攻。在此后的年代里，这股要求进攻的呼声不但没有消停，反而越来越强烈。并且正是这种“左”的代表人物执掌政权，主导政策，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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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核心多数人对新经济政策心存疑虑，特别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用行政手段来限制新经济政策，甚至发布与新经济政策精神相违背的法令指示，缩小新经济政策的作用和范围。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试图取消新经济政策，1922年夏发布关于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的法令。[116]1923年秋他们正式声明一旦德国革命胜利就可以废除新经济政策。在以后的年代里，实施新经济政策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恶”，苏维埃政权依然敌视各种资本主义成分。例如1926年8月23日中央组织局决定，禁止共产党员在租让和私人企业担任行政职务。[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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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核算制度被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这项措施并没有能够推广到所有工厂企业。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实施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示，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它们拥有有限的出售产品的权利。但1922年9月2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决定，“建议允许所属企业过渡到经济核算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立即停止这种过渡。向其他人民委员部说明，不赋予它们把所属企业转入经济核算之权。”[118]经济核算仅到托拉斯一级，没有普及到企业。托拉斯受上级党政机关的指令的控制。按照1923年4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关于按照商业核算原则活动的国营工业企业（托拉斯）”的命令，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施其计划管理，包括发放拥有建筑物以及其他固定资产的许可证，出让、抵押和出租固定资产，任命和调动托拉斯的理事会和稽核委员会，批准生产计划、工作报告和平衡表，年度利润的分配，批准参加工商联合体，等等。这样，留给托拉斯的自主性就非常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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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保留对国营的特别是大工业发展的强大影响而不松手，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命脉之一，是再生产无产阶级的基地。因此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建立了市场关系的真正空间：国家给托拉斯和某些工厂拨款，给它们的集中供应，国家订货和采购，党对它们的态度犹如对待国家的经济政治机构，这从一开始就使在商业原则上、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原则上发展工业的可能性化为乌有。与此同时，逐步地并且越来越厉害地从国营企业间的供应、买卖中排挤私人商业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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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政干部对新经济政策初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尝试存在疑虑，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通过新经济政策振兴经济、恢复重工业和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都有怀疑。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声称：“托拉斯无非是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国家机构，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119]1924年3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进一步限制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机构和企业的自由，规定它们至少把60%的后备资金用来购置息票。1927年6月29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的新条例规定托拉斯完全服从国家的计划任务，取消了托拉斯提取利润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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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私商的存在，这是新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处境非常不稳定。1923年10月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在高收入人群中强制摊派国家6%有奖公债，逃避购买等同于逃避税负。[120]1924年初公开向私人商业发起进攻，格伯乌把耐普曼迁出莫斯科，逮捕和驱逐从1923年12月底一直进行到1924年1月。所有被捕者和被指控为“新经济政策的渣滓”者，都流放到索洛维茨和纳雷姆。他们的家庭成员，除公务员外，一律迁出莫斯科，并禁止居留在各共和国首都和人口稠密的工商业中心。住房被查封，与其他屋内财产一起交付莫斯科不动产管理局处理。[121]接着又采取措施禁止私人商业。1924年4月24日《真理报》公布俄共中央关于国内贸易和合作社的决定，其中规定：①把私人资本首先是批发资本排挤出商业。②着手制订商业条例，制订条例时须有国营商业代表参加并处于领导地位。③研究最大限度限制私人和私人机构从事信贷工作活动，等等。由于商品荒，1925年11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同投机倒把斗争的专门决定：“加强对那些因出售和倒卖日常用品而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和合作社工作人员的镇压，迅速审理此类案件，并举行一系列的示范审判……规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关最多在两周期间内完成上述案件的初步调查……侦察要在最短期间完成。”[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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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上给新经济政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公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公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123]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无非是退却和进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最终消灭之的问题，至于运用市场机制统统不在考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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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中也有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一直在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1925年布哈林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主张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他主张把农村作为工业的广阔市场，而不是“殖民地”、剥削对象。布哈林认为，苏联出现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商品短缺造成的。社会主义应当是有机发展的社会，不能搞拔苗助长的“大跃进”，不能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而应当争取缓和阶级斗争，如此等等。但相对来说，他们势单力薄，顶不住反新经济政策派的强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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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激进思潮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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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把市场机制引进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无先例可循的创举，只能摸索前进。在这过程中有人从实际出发，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改变自己的观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人死守传统观念不放，总想走回头路，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列宁是前者的代表，经过约半年时间的实践，列宁由否定商业到承认商业，从试图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到允许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换，从只允许产品交换到承认商品买卖，最后号召共产党员学会经商做生意。列宁的这个号召实际上意味着要全党学会市场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商品市场机制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列宁过早逝世，他的继任者多数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并不理解，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暂时的退却，看作是1918年春政策的回归，不承认它同以往的政策有质的差别。政策不稳定，受政治气候、党内斗争的影响甚深。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对耐普曼和富农的政策，经常是党内争论的对象，党内除布哈林等少数人，一个比一个“左”，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但在骨子里他比托洛茨基还要“左”。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支持，仅仅是为了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一旦目的达到，立即同布哈林分道扬镳。政策的不稳定导致居民心态始终处于惴惴不安的状态，没有人愿意把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不久就实际执行这一规律的基本原则，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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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以“激进”为荣，以“左”为荣，唱高调，追求高指标。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建议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他戴上“超工业化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后来规定的五年计划数字大大超过托洛茨基的速度。[124]以“贫穷”为荣，以穷人为依靠对象，挑动农民斗农民，动辄发动穷人斗富人，给予奖励。如举报窝藏粮食者，从所没收粮食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给予奖励。显然，列宁以后的领导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战略。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多少严格的概念。1923年10月15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批评政治局的政策时指出：“我们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性决议。”[125]党的领导也不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策略路线，而只是同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中的一张牌，在整个20年代悄悄地破坏和扼杀新经济政策的根基。在摧毁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反对派）之后，斯大林终于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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